文學園中4朵絢麗的翻譯之花
曉 帆
在重慶的文學百花園中，除盛開着創作之花外，還綻放着一朵朵翻譯之花。比起文學創作來，文學翻譯稍嫌僻靜、冷落，不那麼“紅杏枝頭春意鬧”。然而，園中寂寂開放的翻譯之花卻“疏影橫斜”，“暗香浮動”，且帶有一種異域的風采。儘管重慶的這些翻譯之花較之創作之花更美艷奪目，卻大多“養在深閨人未識”，因為種花人在高等學府里默默地只管耕耘，不問收穫。但是，在開放的時代，奇葩異花的光彩和芳香終歸還是要透過藩蘺而吸引眾多的人們的。人們前來認真地觀賞，仔細地品評，翻譯之花的美深深地折服了觀花的人們。
人們花中選花，終於選出4朵最美最香的花。孫法理譯《兩個高貴的親戚》（劇本），杜承南譯《情弦二重奏》（詩集），刁承俊譯《狗年月》（長篇小說），楊開顯譯《帕斯捷爾納克未來主義詩選》（詩集），從百餘部（篇）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重慶市首屆文學翻譯獎。這是重慶直轄以來，也是1949年10月以來，重慶評出的文學翻譯最高獎，它代表了直轄以來的重慶翻譯文學的最高水平。
讀着這4部獲獎作品，不得不為通過譯者而傳出的作品的魅力和神韻而擊節讚歎。
孫法理先生所譯的《兩個高貴的親戚》（灕江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由莎士比亞和弗萊徹合著的悲喜劇。它是1974年被率先收入美國濱河版《莎士比亞全集》的莎士比亞的第38個劇本（在此之前莎士比亞被公認只有37個劇本），1984年它又被英國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收入。作為英美文學研究家，孫法理在上世紀80年代注意到這一變化，並在美國做了調研。於是他回國后，在國內第1個譯出回歸莎士比亞的這部詩劇。劇本講述了決心要同甘共苦的表兄弟，因愛上了同一女子而反目成仇的故事。兩人以決鬥方式來了斷愛情的歸屬。最後，篤信戰神的一方獲得了決鬥的勝利，但卻意外死亡；篤信愛神的一方則獲得了愛情。
孫法理教授是莎士比亞研究家，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和詩歌有獨到的研究。但莎士比亞時代的語言與現代英語有不小的差異，加上又是詩劇，因而翻譯莎士比亞是很難的，即使是譯成散文體，也是十分艱巨的。但孫法理所譯的這部詩劇，文從字順，譯筆流暢，朗朗易讀，文采斐然，詩劇的傳奇色彩和莎士比亞的風格神韻被譯者很好地表現出來，堪稱珠玉之作。
杜承南先生所譯的《情弦二重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英國勃朗寧夫人和俄國普希金的詩歌合集。將這兩位不是情人的異國詩人的不為對方所知的愛情詩譜成二重奏，是一種藝術組合創新的大膽嘗試。它將兩個彼此獨立而不相唱和的聲部同時奏出，竟然是那麼和諧、美妙。這是一曲真正的愛情二重奏。愛情，這永恆的主題，是不分國別、不分時代的人類共同的至美之情。詩人們儘管彼此陌生，但只要他們的詩歌歌頌了真善美，吟唱出人的美好情誼，則總是和諧、美妙的。杜承南作為詩人深悟此道，作為翻譯家深諳此理。
杜承南教授是普希金研究家，同時也是詩人。他譯的普希金詩被納入教育部《中學語文教學大綱》的指定書目中，也被選入大學語文教材中。文學是各門學科中最難譯的，而詩歌又是各類文學體裁中最難譯的。杜承南具有兩位愛情歌手所屬國家的文學及詩歌的深厚修養，他忠於原作，加上自己的感悟，充分發揮出詩人的才能，因而譯詩生動、傳神、字字珠璣，使之成為情詩中的精品。
刁承俊先生所譯的《狗年月》（灕江出版社出版）是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代表作之一。書中敘述了一對性格迥異的夥伴的坎坷經歷，反映了德國自納粹上台到戰後經濟奇迹的風雲變幻；透過希特勒的愛犬在當時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這一荒誕現象，折射出法西斯的獸性對人性、狂謬對理性踐踏的本質，促使人們進行深刻的反思。小說思想深邃，構思精妙，語言獨特，想象豐富，具有很高的認識和審美價值。作為《但澤三部曲》最長的一部小說（另兩部為《鐵皮鼓》和《貓鼠》），《狗年月》首次由刁承俊譯出並與中國讀者見面。
刁承俊教授是德國文學研究家。君特-格拉斯的這部作品，寫作手法新穎別緻，內容和語言都有相當難度。翻譯這樣的經典之作，其艱巨程度甚至在現代主義作家如卡夫卡等人的荒誕作品之上。刁承俊的譯文保留了原作的風格，做到了形、神兼備，用優美、流暢的語言準確地傳達出原作的神韻，使這部異彩紛呈的精品小說一時洛陽紙貴，成為眾多媒體關注的熱點。
楊開顯先生所譯的《帕斯捷爾納克未來主義詩選》（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是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持不同政見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作為現代派詩人，帕氏集古典的傳統、象徵派的音樂感和超現實主義的意象之大成，在詩中抒發了對生、死、美、愛、自然、藝術的感受，充滿了主觀想象和唯美色彩。帕詩朦朧含蓄，獨特怪異，奇特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絕，體現了奇詭幽冷的未來派詩風。帕詩開創性、先鋒性極強，富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高雅情趣，實為世界詩苑的一支奇葩怪花。你一旦讀懂了帕詩，其對詩藝的感受和作詩的技巧就會有一個質的飛躍。
楊開顯研究員是俄羅斯文學研究家。帕氏的這部詩集被公認是非常難譯的。艱深的帕詩令詩歌修養不深不全面的人望而卻步。但楊開顯對中、外詩歌及其格律有精深的研究，他在深刻理解並忠於原詩的前提下，以譯詩頓數和字數的整齊或富有規律性的變化來與原詩的音步和音節對應，既形似，又神似，從而使之成為瑰寶。此譯詩集填補了國內未出版未來派個人詩集的空白。
重慶的文學翻譯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績，確實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孫法理、杜承南、刁承俊均出自著名高校，傳道授業解惑於他們的老師則是如吳宓、朱光潛、蘇雪林、曹靖華、余振、魏荒弩、馮至、田德望、楊業治這樣的泰斗或大師。名師出高徒，磨礪出天才。他們經過名師的指導和幾十年的磨礪，辛勤地耕耘在高等院校的外國語文和外國文學教學、研究、翻譯這片園地上，長夜孤燈，嘔心瀝血，艱苦跋涉，嚴謹治學，成為學貫中西的學者和翻譯家。他們譯著頗豐，少則出版10幾20幾部作品，多則出版30幾部作品，還有大量的論文和其他文章。
與前3位翻譯家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第4位翻譯家楊開顯。他幾十年耕耘在理科教學和科學研究的園地上，承擔科研課題，撰寫研究報告，出版著作，發表論文，獲得省部級科技進步獎、軟科學獎和科技論文獎等。在部分業餘時間裡，他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而在他具有相當的文學造詣后，接受的教育仍然是科技——師範院校物理系。但是，在文學翻譯上，他與前3位翻譯家還是算“殊途同歸”的。
重慶的文學翻譯不會像創作那樣熱騰。它是冷靜思考、不畏艱險、苦苦攀登、厚積薄發的產物。我們的4位翻譯家都是學貫中西、知識淵博的學者和苦行者。這，或許是他們獲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