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曾在中央民族大學任教
韋元龍
五十年代，我父親韋正華先生曾經在中央民族學院（即現在的中央民族大學）讀書三年，畢業后留校任教四年。畢業時，全體畢業生受到第一屆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的親切接見，同時還合影留念，那張珍貴的的照片至今任然懸挂在我的辦公室里。小時候，父親告訴過我，他在大學工作的時候，是擔任政治理論教員。
父親留校后，就回貴州安龍老家把我母親接到北京。據母親回憶，當時她在家賣了一些糧食，換成糧票，村裡又多給了50斤，然後坐貨車（那時候沒有客車）繞晴隆24道拐，到安順乘火車到北京。母親說，那時候坐的是硬座，整整坐了10天才到達北京，腳背都腫了。現在有特快，一天半時間就到，整整縮短了7倍。如果通了高鐵，那就更快了！畢竟60年了，漫長的60年；畢竟已經60年，60年彈指一揮間！
當時母親的戶口還沒有遷到北京，沒有工作，只能幫一個服裝廠做外包活路，幫他們鎖鈕眼，一個一分錢。一天做到黑就是鎖好40個，那幾個月，只有一天鎖得50個。
“一天4毛錢夠生活嗎？”我問。
“不夠，只能補貼一點家用。”母親回憶說，“那幾年恰好遇上全國餓飯，生活很艱難。你父親去找學校解決我的戶口問題，學校說解決不了。後來你父親就去找學校說，既然解決不了戶口，就請調回貴州工作。當時學校安排到貴陽，你父親又說，貴陽離家太遠，還是回老家吧！於是就回到安龍縣委宣傳部上班。”
1965年春天的一個早上，我就出生在十里荷花池畔的安龍縣委黨校。
然後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我父親不想參加如何派別，就躲到老家龍山。為了謀生，就扛着扁擔，橫跨龍頭大山，到貞豐縣挽瀾鄉窯上村挑罈子，換點血汗錢。
有一個買罈子的老闆一眼認出父親，很詫異地問：“你是不是安龍縣委宣傳部的韋幹事啊？”
我父親很淡定的撒了個謊：“不是啊，人有同像，貨有同樣，你可能認錯人啦，縣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怎麼會來挑罈子呢！”
文革過後，父親到安龍縣灑區公所上班。當時搞黑板報，黨辦主任是小學文化，弄得滿頭大汗還寫不了幾個字，我父親看不下去，上去幫忙，三下兩下，就把一塊黑板報弄好了。於是黨辦有什麼文字活路就喊我父親，被人們戲稱為：“黨辦第二秘書。”後來父親到普坪區委當秘書，後來當副區長、區長、區委書記。1984年撤區並鄉建鎮工作開始，父親調任安龍縣畜牧局局長、黨組書記。
1997年，剛退休幾年的父親，因脖子患舌管囊腫，在安龍縣人民醫院動手術，被兩個庸醫造成一級醫療責任事故，不幸踏荷西去。那時正是盛夏，荷花盛開，荷花的艷麗充滿我的周遭，荷花的芬芳沖塌我的雙眼。父親的靈柩安放在安龍烈士陵園，那鬱鬱蔥蔥是松柏好似他多年對共產黨無限忠誠的信念。
60年後，我和妻子兒女來到北京，除了瞻仰京城的博大精深和凜然的威嚴，更多是對父親不盡的哀思和無窮的惦念。
父親坎坷一生，有過輝煌，有過黯淡，但卻不貪不賄，一生清廉，為我們樹立了典範。他過世時，我清理他的遺物，在他經常穿的那一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里，搜出一把人民幣，數一數，僅僅幾十元！這點錢我留下了，這就是父親給我們留下的遺產。中山裝焚燒了，讓它隨時隨地陪伴在父親的身邊。
如今，父親長眠於地下，我們奔勞於天地間。
父親，在另一個世界里，你是否還在繼續追尋共產主義信念？
今天的我，無牽無掛，攜着家眷，遊離在國家政壇的邊緣。
也許心痛，痛徹黨派的淚眼；也許無謂，謂及國家的明天。
我知道，我的事業不僅僅在中國，我的夢幻在世界的峰巔！
2014.7.28.17:00手記於T150貴陽至北京西特快列車
2014.8.17.11:11謄抄於貴陽紅豆杉寓所
（北京手記之二：父親曾經在中央民族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