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10歲）
峰市，因為原來的經濟基礎較好，小手工業者人數較多，所以，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裡也較早開展。到1954年夏末秋初，爸爸參加峰市手工業聯合社的“縫衣組”已經快要一年了。
這一年，家中最受益的就是我，住在爸爸店裡，到峰市中心小學讀書，整天無憂無慮；同伴中最受益的也是我，中午不用吃冷飯，走路又比他們少。然而，我卻不知道爸爸這年的苦衷。
因為加入了縫衣組，統一攬活，統一配活，統一計酬，八九個師傅分攤活計，收入自然也搞“平均主義”。這樣，以往手藝較好的師傅，領到的活計就要減少，而過去手藝較差的師傅，領到的活計反而增多，加上扣除管理費之類，好師傅的個人收入明顯下降許多。——這是當時合作組織初創、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的直接後果。於是，縫衣組內部意見日益增多，最後終於導致分裂。
爸爸的裁縫手藝是峰市街數一數二的。過去，上水片的活計，一半以上都可能落到爸爸的名下。旺季時節，爸爸主要負責攬活、裁剪、縫衣，而針線活時常要媽媽、哥哥去幫工。當然，這樣的結果是，收入要比別的師傅多，一家六口的生活也因為“農副業結合”，過得比較穩定。但是，自從加入“縫衣組”，實行“大鍋飯”的管理模式，媽媽、哥哥因為是“農業人口”，不能再接針線活，爸爸就成了最為吃虧的幾個師傅之一。
縫衣組的解體，爸爸本以為又可以恢復以往的興旺景象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相關部門卻以要保證城鎮居民生活為由，不許“農業人口”的裁縫師傅再在峰市街開店，只允許在鄉下攬活。因為爸爸和長化的阿細伯、下水的童師傅，都在土改時將戶口遷回農村，分得了一份田產，因此他們都在“農業人口”之列。不過長化的阿細伯，因為在上街頭有自己的店鋪，所以他固執地要在自己的店鋪里當裁縫，政府也拿他沒辦法。而爸爸和下水的童師傅因為沒有自己的店鋪，租用的店鋪又被政府收回，不得不告別峰市街，回到鄉下去。
爸爸從14歲（1924年）開始學縫衣，18歲（1928年）開始在峰市街“合店頭”（給老闆打工），26歲（1938年）那年他才自己開張。先在新橋頭做了幾年，到我出生那年（1944年），因為被盜賊偷走了縫紉機頭，於是轉到峰市街上街頭獨立開店經營。轉眼間，爸爸在峰市街又廝混了10年。這次爸爸離開峰市街，雖然十分不情願，但還是不得不要回到新橋頭去。他租用了一間政府沒收來的公產房作店面，簡單布置一下，也沒有寫招牌，就這樣重新開張了。
新橋頭，雖然地處上水片的咽喉之地，但畢竟是鄉下，人們想要添置衣服，必須到峰市街去剪布。除非十分知己的老顧客，會將布匹帶回來交給爸爸加工製作，一般的顧客往往懶得走回頭路，在峰市街就交給其他師傅了。顯然，爸爸的活計起碼要減少了一大半。何況有些不明真相的人，還作出種種猜測，妄加評論，隨意流傳，這就產生了對爸爸更為不利的影響。
到了這年冬天，眼看生意還是十分清淡，於是爸爸決定帶着我哥哥一起，深入農村山區，到各家各戶去，為他們做新衣、搞縫補。
沒想到這一招還真管用。爸爸服務上門，為每家每戶量身定做。他用布計算精確，材料不會浪費；尺寸因人而異，新衣合身得體；幹活日夜加班，能夠及時應急；伙食抵扣工錢，東家減少負擔。爸爸的做法很受歡迎，東家們把一家人讓爸爸量好身材尺寸，定下布料款式，赴墟時到峰市街把布料買回來，交給爸爸加工，又省人工又省錢。所以，爸爸在這家剛剛做完又得趕往那家，在這村還沒有做完那村又來下定。整個冬天，爸爸都趕着活計。可惜的是，媽媽除了耕田還要照顧三個孩子，特別對我，媽媽每天都得早早起來為我準備兩頓飯菜，——因為這時的我也當“寄午生”了——沒法前去幫忙。
這年冬天，爸爸和哥哥一直干到大年三十下午才回到家。一家人高高興興地過了一個團圓夜。
吃年夜飯時，爸爸說：“下鄉幹活雖然更累，但是心情舒暢，跟東家就像一家人。”啊，爸爸跟上水片鄉親們的關係拉得更近了。
【補記：峰市縫衣組解體之後，經過政府的深入細緻的工作，全部屬於居民戶的縫衣師傅重新組合“縫衣社”，隸屬領導幾經變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也基本解體，縫衣師傅都是另立門面，各自經營，必須按時向管理部門上交一定的管理費用而已。】
201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