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蓋棺論定和謚號”
陳宣章
史學研究中的說法：“歷史早已有結論”、“已有定論”等等，還有專門詞語：“蓋棺論定”，指人死後裝殮入棺，蓋上棺材蓋，才能下結論。因為活人會有很多變數，隨時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故。
《可齋續稿后·挽史魯公》：“蓋棺公論定，不泯是。”《明史·劉大夏傳》：“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唐·白居易詩《放言》：“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韓愈遭貶時有一首《同冠峽》詩：“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但是，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灤陽消夏錄一》說得好：“古稱蓋棺論定，觀於此事，知蓋棺猶難論定矣。”
“定論”、“結論”往往是暫時的、局限的。事情總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之中，影響歷史評價的因素也會無窮無盡。隨着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人們對問題的認識常常會有所改變。有了新材料、新發現，就要重新審視。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常常會改變定論、結論。
古語：“是非功過，任由後人評說。”武則天很明智，死後留下一塊“無字碑”，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歷代皇帝總想為自己樹碑立傳下定論，結果常常相反。歷史上，任何人的功和過，都不認“金口玉言”，都要接受後人評頭論足。後人復後人無窮盡，任何一代人下“定論”企圖剝奪後人評說，都是徒勞的。哪怕是刻在碑上，後人也有“顛覆”的可能。
有些人被以往的“定論”、“結論”束縛思想，一切以此為準：千方百計地搜集材料，為這些結論、定論作證，甚至閹割、歪曲歷史事實迎合這些結論、定論。這是十分荒謬的。這種“蓋棺論定”的迷信思維模式在人物研究中表現尤甚。把“定論”、“結論”作為僵死的教條，必然不允許深化、發展地研究人物，必然不允許別人提出新的看法。
國人講究“傳統”。然而，傳統思想是孔孟之道，不是馬列主義。孔孟之道與馬列主義完全不同。馬列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國人特別迷信教科書（即“教科書情結”），許多“定論”、“結論”往往是受教科書的影響。一個人在歷史長河中，是、非、功、過本身是史實，並不是由“金口玉言”論定。例如：陳獨秀的是、非、功、過，不能由政治決議代替史學研究，不能用政治文件取代史實。歷史人物，哪怕最後做了壞事，也不能抹殺曾經的功勛。這就因為是“歷史”。
古代常常由御用文人修史。所謂的正史，對本朝往往歌功頌德，文過飾非，對前朝常常歪曲醜化，一筆抹殺。而本朝的軼聞遺事則由朝外民間流傳，以致無從考證，成為“野史”。
“蓋棺論定”思維是一種僵化的思維方式，有害無益。鄧公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同樣，研究者的結論也不能代替讀者思考，讀者應該有自己的獨立思維與判斷。
歇後語：小孩看電影——好人、壞人。“蓋棺論定”思維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也總要分為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而且一切過錯都歸咎於反面人物，一切功勞都歸因於正面人物；天真地認為，如果沒有反面人物，歷史將順利發展。對於歷史上的人物，還常常用現代人的思想去要求、評價，並且形而上學地“貼標籤”。這與歷史唯物主義格格不入。
人們不可能一次完成對歷史客體整體過程的認識，只能在特定時空條件下認識局部和現象，逐步認識其整體和本質。首先要知道史實的真面目，當然，必然有一部分歷史現象暫時不被認識，要到一定條件下獲得修正、補充和發展、完善。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歷史認識都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可能是絕對的、永恆的。
《資治通鑒》里的王莽、楊廣就是這樣：在沒有登上最高權力頂峰時，都克盡職守、兢兢業業，得到士大夫甚至老百姓的好評和擁戴。王莽羽翼漸豐后，就扶植親信，排除異己，用鐵的手腕毒死平帝，篡奪漢朝天下；“晉王廣美姿儀，性敏慧，沉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此聲名籍甚，冠於諸王。”隋文帝廢掉太子楊勇，立楊廣為太子。楊廣逐漸掌握大權，在隋文帝年老病中就調戲隋文帝愛妃，切斷宮中與外界聯繫，並害死了隋文帝。這就是歷史人物的變化過程。
古代帝王除了姓名、年號之外，常常有廟號、尊號和謚號，而且見於史書。這是帝王及後代為了避諱，也為了定歷史“結論”。
廟號是皇帝死後在太廟立室奉祀時的名號，始於西漢，止於清朝。一般開國皇帝稱祖，後繼者稱宗。也有前幾個皇帝皆稱祖，如明·朱元璋稱太祖，其子朱棣稱成祖；清·福臨（順治）稱世祖，其子玄燁（康熙）稱聖祖。隋以前，只有文治武功和德行卓著者方可入廟奉祀，才有廟號，例如：兩漢，劉邦是高祖，劉秀是世祖，別的就沒有廟號。廟號叫高祖或太祖的，一般都是開國皇帝，如漢高祖劉邦、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曹魏時，曹操是太祖武皇帝，曹丕是世祖文皇帝，曹睿活着時，迫不及待地自稱烈祖明皇帝，被後世嘲笑，也造成廟號稱“祖”的泛濫。十六國時期，後趙、前燕、後秦、西秦等等小國，其帝王廟號幾乎無不稱祖。唐以後，每個皇帝都有廟號。
尊號是為皇帝加的全由尊崇褒美之詞組成的特殊稱號，或生前所上，或死後追加，追加者亦可視為謚號。尊號始於秦代。據《史記·秦始皇紀》：有“臣（王綰、李斯）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之語。但真正上尊號始於唐代。開始時，尊號字數較少，如：唐高祖李淵尊號“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後來就加長，如：乾隆皇帝尊號“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前面加上廟號“高宗”達25字）。為皇帝上尊號需要舉行相關的儀式和慶典。
宋·范祖禹《唐鑒》：“尊號之興，蓋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以為故事。”唐玄宗生前先後六次加尊號：713年為“開元聖文神武皇帝”；742年兩次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748年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749年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753年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皇帝遜位為太上皇，繼位皇帝為之加尊號，例如：758年唐肅宗上唐玄宗“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之尊號。
元朝皇帝一生僅一個尊號，最後三個字都是“孝皇帝”，例如：元世祖尊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明清皇帝嫌惡前朝有尊號的皇帝荒政失德，生前拒絕為自己上尊號。尊號實為謚號。明·嘉靖帝曾自稱“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和“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寶境萬壽帝君”，均非尊號，大概是迷信道教的道號。
明清皇帝為皇太後上尊號叫“徽號”，始於明英宗復辟後為宣宗孫太後上“聖烈慈壽皇太后”。清朝則始於康熙為孝庄文皇後上“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庄康和仁宣弘靖太皇太后”。此後每代皇帝均為在世的生母和嫡母上尊號。清·同治帝尊生母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徽號“慈禧”。每逢慶典徽號累加，最後為“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而謚號為“孝欽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23字。
謚號指王、公、卿、大夫（漢代起則是皇帝、大臣、親貴、士大夫）死後依其生前事迹給予的稱號。按傳統說法，謚號始於西周，比廟號早八百年。一般說，凡稱某某祖、某某宗的就是廟號，凡稱某某帝的便是謚號。謚號有“蓋棺論定”的意思。謚號與尊號不同，又糾纏一處，難以區別。尊號乃帝后禁臠，謚號非帝后獨享；帝后在世為尊號，崩后所加為謚號（常把尊號帶入）。
古代文獻對前代帝王多不稱姓名或尊號，都稱廟號、謚號或年號。一般來說，隋以前皇帝多稱謚號；唐至元朝皇帝多稱廟號；明清兩朝的皇帝多稱年號（只有明英宗用過兩個年號。他被瓦剌俘虜，代宗即位，后被放回成了太上皇；代宗病重，他發動政變重新做皇帝，所以有兩個年號）。某些特定場合稱其全部名號（廟號、尊號、謚號合稱，應注意區分）。有時候，未做皇帝的，死後追尊為皇帝，如曹操、司馬懿父子。還有多爾袞，死後被福臨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但不到一個月，福臨囚禁多爾袞的兄弟阿濟格等人，然後宣布多爾袞有篡逆之心，抄了他的家，追奪一切封典，毀墓掘屍。成宗義皇帝的稱呼當然也廢了。乾隆帝為多爾袞恢複名譽后，仍以多爾博四世孫淳穎承襲睿親王爵，一直傳到民國初年。
古籍中，對一些王侯將相知名人也常稱其謚號，如：岳飛作岳武穆、海瑞作海忠介等。夏商時沒有謚號，直呼其名，稱呼多數用干支，例如：太甲、孔甲、盤庚。謚號制度形成於西周。但周文王、周武王不是謚號，是自稱，昭王、穆王開始才是謚號。《史記·殷不紀》：“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商紂王姓子名辛，帝辛並非謚號，而“紂”是後人給他的“惡謚”。周天子有謚號，諸侯並不全部賜謚。春秋時期，“禮崩樂壞”，除了諸侯，卿大夫、貴夫人也有謚號，還出現私謚。
先秦時謚號常一個字，如：秦穆公、晉文公；也有兩三個字，如：魏安簧王、趙孝成王、衛睿聖武公。秦朝廢謚號（亦無廟號），秦始皇認為：謚是以子（嗣皇帝）議父（先帝）、以臣議君；下議上就是不敬。漢初恢復謚法，謚法制度也日趨嚴密，朝廷正式設立“大鴻臚”一職，管理王公列侯的謚法。先帝下葬前由禮官議謚，嗣皇帝定謚，而且涉及大臣、親貴、士大夫，如：蕭何謚“文終侯”。漢標榜“以孝治天下”，從惠帝起，謚號都有“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等，但史家略去“孝”或“帝”字，稱“孝惠”、“惠帝”。
《逸周書·謚法解》：“謚者，行之跡也；號者，表之功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謚號是種諱稱，謚法又叫易名禮或更名典，是古代禮制的一部分，帶有強烈的封建等級色彩。《禮記·郊特牲》說：“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號含褒貶，分為上謚（表揚類）、中謚（同情類）、下謚（批評類）。最高褒揚是文、武，還有成、桓、昭、穆、景、明、睿、康、欽、定、德、獻、昭、烈、庄、宣、懿等等；惠帝都平庸；質、沖、少往往幼年即位而早死；沖、殤、愍、哀、悼、思等表示同情兼有不同程度貶意。厲、靈、煬、幽、暢等貶字不多；末、獻、順等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嘲笑。孫權是特例，謚號“大帝”，絕無僅有。《白虎通義·謚》：“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
漢獻帝死後曹魏給他加謚號，他做皇帝時沒有這個叫法。三國的文藝片里，在他做皇帝時就叫他獻帝，那是胡說八道。難道獻帝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他會把皇位獻出來？
古代臨葬定謚，關係到死者一生評價。蓋棺論定，褒貶懸殊，用什麼字不用什麼字，成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楚太子弒父，謚父為靈，豈料其父尚未瞑目，急巴巴地睜着眼睛似有所語，太子即改謚為成（史稱楚成王），這時才瞑目（因為成字比靈字要好得多）。這是“未死而謚”的特例。另外，衛靈公因變亂逃亡在外，北宮喜與析朱鉏平亂，幫他歸國。衛靈公竟賜謚北宮喜為貞子、析朱鉏為成子（子是爵位）。此為“生而得謚”。
唐宋謚法發展，帝王尊大謚以滿足其虛榮心，同時也作為駕馭群臣的褒貶手段。唐高祖李淵謚號破皇帝一、兩字舊例，用“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武則天開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開創了皇帝生前疊加諛詞上尊號謚美的先例。
歷朝對賜謚對象資要求格很高，帝王后妃外（主要是文武大臣）賜謚者需功勛卓著，或品節昭彰，或其行為有重大影響。唐代至清末規定三品以上才能請謚。立謚成了貴賤尊卑標誌之一。立謚是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但後來賜謚範圍日益擴大，節婦烈女、孝子烈士、方術之士、皇帝乳母、功臣父祖紛紛被賜謚。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國稱帝，追尊其始祖力微以下共十四帝，又從始祖以上追尊極遠之祖，又共十四帝。歷史上謚不符實者大有人在。唐·李虞仲說：“如今近者二三年，遠者數十年方請謚，人死既久，只好采諸傳聞，難以考信，至於那些誄狀之文，亦多浮詞。”定謚權掌握在皇帝手裡，個人好惡影響，更難做到名實相副。例如：秦檜死後，宋高宗賜謚忠獻（危身奉上、智質有聖）。宋寧宗時追奪原謚論，改謚繆丑（名實相悖、怙威肆行）。這叫“美謚追奪”。
唐宋對親貴、大臣死後賜謚有議駁制度，即由太常博士議上，若名實不相符，給事中可以駁奏再議。宋代皇帝謚號比唐時更加謚美，而且也開後代予大臣謚二字的定例。朝廷賜謚大臣也可有褒有貶。例如：唐·蕭瑀謚號貞褊，貞表示端直，褊表示多猜疑。
明清則由禮部奏請擬謚，皇帝核定，禮部有時會多擬幾個以備皇帝選擇。故謚號僅讚美程度輕重之別而已。唐朝魏徵、陸象先、宋璟、張說等謚“文貞”。北宋李昉、王旦謚“文貞”，宋仁宗叫趙禎，為避諱，文貞改為“文正”。大臣之謚極於“文正”始於司馬光說：“文正是謚之極美，無以復加。”宋·夏竦死，太常博士擬為文正，司馬光反對而改為文庄。宋朝謚“文正”者：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蔡沈、黃中庸、鄭居中等；蘇軾死後70年（南宋乾通6年）追贈太師，謚文正，是隔代追謚。金朝謚“文正”者：虞仲文、張行簡。元朝謚“文正”者：耶律楚材、耶律有尚、竇默、許衡、吳澄、劉秉忠、廉希憲、王壽等。明朝謚“文正”者：李東陽、謝遷、孫承宗、劉理順、倪元璐、方孝孺（方孝孺因拒燕王草即帝位詔之命而被殺，誅十族。這是史上第一個誅十族者。福王時追謚文正）。清朝謚“文正”八名：湯斌、劉統勛、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台灣鄭氏朝廷謚“文正”者：陳永華。李東陽死前，楊一清來探視，告訴他，死後給予謚“文正”。李東陽竟然在床上向他磕頭。有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歷代失政、失國的帝王是否都是惡謚呢？未必。例如：弒父的楚穆公、東漢的桓帝。若失國者由新朝定謚，較容易得到惡謚。但是，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贈明·崇禎帝謚號“庄烈帝”（后朝上謚前朝皇帝）。
宋太祖趙匡胤重文抑武，宋臣謚號以“文”為榮，謚“文”者140多人，謚“武”者僅20人。明清謚法基本固定：明·皇帝謚號17字，親王1字，大臣2字，例如：明成祖謚“後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清·皇帝謚號21字，碩親王1字，大臣2字，例如：康熙帝的謚號“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清代大臣謚號，只有曾入翰林或授大學士才可謚“文”字。西漢到清末，歷代宗室、百官得謚者共10473人，明清5935人，佔總數的57％左右。
歷朝歷代對孔子一次次謚號，絕無僅有。最後清世祖謚孔子“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曲阜孔墓碑書為元成宗謚“大成至聖文宣王”。
“私謚”始於周末，漢代盛行，不是由朝廷賜予，而由親戚、門人、故吏為著名文士學者所立謚號，如：東晉陶淵明的私謚靖節徵士；北宋林逋的私謚和靖先生。
民國后無謚號，但是有尊稱，如：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此首稱最早始於1924年7月20日國民黨廣州青年黨員大會；最早在報刊上稱孫中山為“國父”者是盧紹稷：“華盛頓血戰七年，贏得美國獨立，被美國民眾尊為國父。孫中山與華盛頓同為革命領袖，華盛頓為獨立而斗；孫先生為三民主義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幾死者十餘次，其精神毅力、功績，較之華氏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所當然應為國父。”（《東西兩國父》）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等人，說了一番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這大概也是“蓋棺猶難論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