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一）
這段時間讀了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有感於先秦游士對道的追求精神。 《士與中國文化》論述的士和文化的關係，進一步說，是"士"和"道"的關係。而"士"的內在實質其實差不多是現代的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其內涵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而其外延，卻一直隨着社會形態的變化發生着改變。"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載着規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說："士志於道。"則將"士"這個群體從此與中國的"道"捆綁在了一起。
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他們即使經濟上微度貧困，卻能‘無恆產而有恆心’，他們往往以道的承載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則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的理想主義。他們不是後世‘一心只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獃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踐行理想的行動派。他們認為道尊於勢，現實生活中也不免以道從勢，以道輔勢。他們中的優秀者為王侯的師友，他們中最不濟的在門下當食客，他們中狂放的隱居不仕，鳳歌笑孔丘。他們深知‘天道遠，人道彌’，卻不願放棄追求，留下這句流傳千古的話‘行不能至，心嚮往之’。
追求，不考究緣由和結局，忽略過程中的悲傷和喜悅，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從何而來，又何以適從呢？讀過很多遍詩經國風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可望不可即，詩人順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迴百轉的求索，使整首詩篇瀰漫著未知結局、似淡卻濃的迷惘和鍥而不捨、堅定從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愛情之中有愛和恨，為人處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樣。
《圍城》里方鴻漸與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情怨痴纏，在幾個城市之間遷移，和諸多名不副實、臉厚心黑的知識分子謀生。追求保暖、情愛和精神有所安寧的方鴻漸，忽然意識到愛情、婚姻實際上是被人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不論是攻城還是守城，戰死沙場還是聲名遠揚，最終一切都指向虛妄。而城在那裡，永遠有人爭奪和守衛。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鴻漸不知如何面對這樣的婚戀、事業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後，方鴻漸和孫柔嘉吵架了，他沒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來，也沒有出發去找趙辛楣，而是看着那個慢了幾個點的自鳴鐘發獃。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棄。我不喜歡方鴻漸謀生謀愛謀理想的善良有餘，殺伐優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愛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後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歡顧曼楨逆來順受，與世不爭、安分守己的個性，這樣的女子只有在時間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對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愛情是道，那麼你我應當是志於道的士，縱使窮盡一生也沒能企及追尋的終點，行走之中被迷惘緊緊圍繞，也應當有‘行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負年少，問心無愧了。
我欣賞士對道有些清晰認識，卻依然執着追求的精神。只有這樣，你才能頭也不回的走下去，堅定從容。
《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二）
余英時先生所著的《士與中國文化》，陸陸續續讀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將全書瀏覽一遍，其中許多地方不乏是跳躍式的閱讀，即使這樣，自己從中也得到許多啟發。其中最深的就是對文言文教學的起始段設在何處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學和師範學校里讀過一些文言文，但讀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文言文引文時，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圇吞棗，還有的只能是瀏覽后跳過，這對文章的整篇語義、語境往往會產生曲解，這樣的讀書應該是不科學的，然反觀"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對他們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聞此次高考有一學生用古代駢體寫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這樣的學生是否應該得到保護，因為他大學的專業似乎與他的愛好並不相一致。由此我產生這樣的思考，我們的文言文教學是否要前移，畢竟這是我們的國粹，從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讀文言文的作品對文學素養的養成也是有利的，寧可壓縮一些其他篇幅的學時，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精髓多多普及，這為今後的學習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不知我的見解是否有失偏頗。這是題外話，暫且打住。
應該說本人尚算一個讀過一點書的知識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產黨領袖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為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了，當然在社會中並不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
余英時先生對中國史上的"士"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他認為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和我差不多），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在社會中並不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又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言，其出現的時代大概不能早於十八世紀。而余英時先生認為，在西方出現的具有知識分子性質的階層，在中國先秦時代似乎已經出現，也就是所謂的"士"（只不過相似）。並認為中國的"士"自孔子以來便形成了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兩者之間在基本精神上有許多契合之處，但不能畫等號。康德先生對近代知識分子精神則概括為"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這與資中筠女士對方孝孺的點評相一致，她認為方孝孺之死與布魯諾的死有明顯的質的差異。一個是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盡聰明才智、獻出理想、忠誠和生命，對推動社會前進並無作用；而一個是為科學真理"日心說"而死。筆者以為，這也就是中國歷史為什麼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較長的結論所在！
對"士"的進化，我完全贊同顧頡剛先生《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的觀點，認為"士"最初是武士，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動然後方轉化為文士。因為至少當時的歷史條件限制了"文士"的產生，如文字、書籍等等，當然這是筆者自己一點小小的思考，與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顧頡剛先生對"士為低級之貴族"的判斷，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為，這只是因歷史條件限制而已，隨着社會的發展，"士"只不過是舞文弄墨之人的歸屬性和自我定義。
余英時先生在"哲學的突破"這一節更讓人們有所思考。由於哲學的突破，整個西方文明中，理性認知的文化基礎由此奠立，哲學、科學、以至神學都跳不出它的籠罩。相反，我國歷史上似乎在哲學、科學以至神學都是較弱的學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中用了孔子《論語》中的許多章節，筆者從李零先生的《喪家狗--我讀〈論語〉》中一一找到對應的註解，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義和脈絡，從中也能產生自己正確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對"士"的註解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貴族下層的一般稱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與貴族並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質、教養、信仰追求的結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第27頁中有這樣的描述，"荀子的時代，儒家與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競爭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與排斥諸子（從結果看，是成功的）".我在邊註上寫了"斥諸家，則不可謂士，故中國無士也。"第28頁上，荀子主張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邊註上這樣寫道："禁不同意見，非士之人所為，即為，則不能稱之為士也，只可謂‘犬’也。"第29頁上，我這樣寫下了自己的認識："政治化的士還能稱之為士嗎"第30頁上，"將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國士之特色。"第34頁，"國人之‘士’，為君王服務，又為君王利用。此乃中國一特色。"第36頁："士爭名，而不爭理。"第38頁，我對齊國陳仲的評價，"此乃真士，一旦士與政治相互結合，似乎只能變成余先生所說的‘知識人’而已了，貨與帝王，以求相當，與西方知識分子定義相去甚遠。"第40頁："中國之士似乎開始時即為霸道與獨尊而戰鬥，故在傳統文化歷史上，我們沒有好的學術氛圍，最終導致了現在的國民性。"
也許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知識分子，我們只有智識分子。像班達所言"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當然它的前提是如薩義德所說"我一向覺得知識分子扮演的應該是懷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對於權威與傳統應該存疑，甚至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學’為借口而持一種非歷史德態度。"我們不能以18世紀后的要求來要求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同樣我們也不能借中國歷史上一些聖人的片言隻語，與近代知識分子畫等號，這也是一種非歷史的態度。因為我們本身似乎就缺少培養知識分子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