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心得體會>讀後感>《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

《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

白雲飄飄範文網 編輯:得得9

  《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一)

  這段時間讀了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有感於先秦游士對道的追求精神。 《士與中國文化》論述的士和文化的關係,進一步說,是"士"和"道"的關係。而"士"的內在實質其實差不多是現代的知識分子,或者知識人,其內涵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而其外延,卻一直隨着社會形態的變化發生着改變。"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載着規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說:"士志於道。"則將"士"這個群體從此與中國的"道"捆綁在了一起。

  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他們即使經濟上微度貧困,卻能‘無恆產而有恆心’,他們往往以道的承載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則以道殉身。天下無道,則以身殉道’的理想主義。他們不是後世‘一心只讀聖賢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獃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踐行理想的行動派。他們認為道尊於勢,現實生活中也不免以道從勢,以道輔勢。他們中的優秀者為王侯的師友,他們中最不濟的在門下當食客,他們中狂放的隱居不仕,鳳歌笑孔丘。他們深知‘天道遠,人道彌’,卻不願放棄追求,留下這句流傳千古的話‘行不能至,心嚮往之’。

  追求,不考究緣由和結局,忽略過程中的悲傷和喜悅,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從何而來,又何以適從呢?讀過很多遍詩經國風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可望不可即,詩人順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迴百轉的求索,使整首詩篇瀰漫著未知結局、似淡卻濃的迷惘和鍥而不捨、堅定從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愛情之中有愛和恨,為人處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樣。

  《圍城》里方鴻漸與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情怨痴纏,在幾個城市之間遷移,和諸多名不副實、臉厚心黑的知識分子謀生。追求保暖、情愛和精神有所安寧的方鴻漸,忽然意識到愛情、婚姻實際上是被人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進來,城裡的人想出去。不論是攻城還是守城,戰死沙場還是聲名遠揚,最終一切都指向虛妄。而城在那裡,永遠有人爭奪和守衛。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鴻漸不知如何面對這樣的婚戀、事業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後,方鴻漸和孫柔嘉吵架了,他沒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來,也沒有出發去找趙辛楣,而是看着那個慢了幾個點的自鳴鐘發獃。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棄。我不喜歡方鴻漸謀生謀愛謀理想的善良有餘,殺伐優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愛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後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歡顧曼楨逆來順受,與世不爭、安分守己的個性,這樣的女子只有在時間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對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愛情是道,那麼你我應當是志於道的士,縱使窮盡一生也沒能企及追尋的終點,行走之中被迷惘緊緊圍繞,也應當有‘行不能至,心嚮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負年少,問心無愧了。

  我欣賞士對道有些清晰認識,卻依然執着追求的精神。只有這樣,你才能頭也不回的走下去,堅定從容。

  《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二)

  余英時先生所著的《士與中國文化》,陸陸續續讀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將全書瀏覽一遍,其中許多地方不乏是跳躍式的閱讀,即使這樣,自己從中也得到許多啟發。其中最深的就是對文言文教學的起始段設在何處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學和師範學校里讀過一些文言文,但讀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中的許多文言文引文時,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圇吞棗,還有的只能是瀏覽后跳過,這對文章的整篇語義、語境往往會產生曲解,這樣的讀書應該是不科學的,然反觀"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對他們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聞此次高考有一學生用古代駢體寫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這樣的學生是否應該得到保護,因為他大學的專業似乎與他的愛好並不相一致。由此我產生這樣的思考,我們的文言文教學是否要前移,畢竟這是我們的國粹,從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讀文言文的作品對文學素養的養成也是有利的,寧可壓縮一些其他篇幅的學時,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精髓多多普及,這為今後的學習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礎,不知我的見解是否有失偏頗。這是題外話,暫且打住。

  應該說本人尚算一個讀過一點書的知識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產黨領袖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定義: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為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了,當然在社會中並不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

  余英時先生對中國史上的"士"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他認為中國史上的"士"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謂的"知識分子"(和我差不多),但兩者之間又不盡相同(在社會中並不具有知識分子的作用)。根據西方學術界的一般理解,所謂"知識分子",除了獻身於專業工作之外,同時還必須深切地關懷國家、社會以至世界上一切有關公共利害之事,而且這種關懷又必須超越於個人(包括個人所屬的小團體)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識分子"事實上具有一種宗教承當的精神。(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又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而言,其出現的時代大概不能早於十八世紀。而余英時先生認為,在西方出現的具有知識分子性質的階層,在中國先秦時代似乎已經出現,也就是所謂的"士"(只不過相似)。並認為中國的"士"自孔子以來便形成了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兩者之間在基本精神上有許多契合之處,但不能畫等號。康德先生對近代知識分子精神則概括為"有勇氣在一切公共事務上運用理性".這與資中筠女士對方孝孺的點評相一致,她認為方孝孺之死與布魯諾的死有明顯的質的差異。一個是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盡聰明才智、獻出理想、忠誠和生命,對推動社會前進並無作用;而一個是為科學真理"日心說"而死。筆者以為,這也就是中國歷史為什麼封建社會意識形態較長的結論所在!

  對"士"的進化,我完全贊同顧頡剛先生《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的觀點,認為"士"最初是武士,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變動然後方轉化為文士。因為至少當時的歷史條件限制了"文士"的產生,如文字、書籍等等,當然這是筆者自己一點小小的思考,與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顧頡剛先生對"士為低級之貴族"的判斷,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為,這只是因歷史條件限制而已,隨着社會的發展,"士"只不過是舞文弄墨之人的歸屬性和自我定義。

  余英時先生在"哲學的突破"這一節更讓人們有所思考。由於哲學的突破,整個西方文明中,理性認知的文化基礎由此奠立,哲學、科學、以至神學都跳不出它的籠罩。相反,我國歷史上似乎在哲學、科學以至神學都是較弱的學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中用了孔子《論語》中的許多章節,筆者從李零先生的《喪家狗--我讀〈論語〉》中一一找到對應的註解,這樣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義和脈絡,從中也能產生自己正確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對"士"的註解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貴族下層的一般稱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與貴族並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質、教養、信仰追求的結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第27頁中有這樣的描述,"荀子的時代,儒家與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競爭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與排斥諸子(從結果看,是成功的)".我在邊註上寫了"斥諸家,則不可謂士,故中國無士也。"第28頁上,荀子主張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邊註上這樣寫道:"禁不同意見,非士之人所為,即為,則不能稱之為士也,只可謂‘犬’也。"第29頁上,我這樣寫下了自己的認識:"政治化的士還能稱之為士嗎"第30頁上,"將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國士之特色。"第34頁,"國人之‘士’,為君王服務,又為君王利用。此乃中國一特色。"第36頁:"士爭名,而不爭理。"第38頁,我對齊國陳仲的評價,"此乃真士,一旦士與政治相互結合,似乎只能變成余先生所說的‘知識人’而已了,貨與帝王,以求相當,與西方知識分子定義相去甚遠。"第40頁:"中國之士似乎開始時即為霸道與獨尊而戰鬥,故在傳統文化歷史上,我們沒有好的學術氛圍,最終導致了現在的國民性。"

  也許我們從來就沒有什麼知識分子,我們只有智識分子。像班達所言"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甘冒被燒死、放逐、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險。"當然它的前提是如薩義德所說"我一向覺得知識分子扮演的應該是懷疑,而不是顧問的角色,對於權威與傳統應該存疑,甚至以懷疑的眼光看待。"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學’為借口而持一種非歷史德態度。"我們不能以18世紀后的要求來要求中國文化傳統上的"士",同樣我們也不能借中國歷史上一些聖人的片言隻語,與近代知識分子畫等號,這也是一種非歷史的態度。因為我們本身似乎就缺少培養知識分子的土壤!



《士與中國文化》讀後感 標籤:春晚觀后感 文化苦旅 東方中國夢 中國夢 我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