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律師≠好人？
——讀《政法筆記》有感
前言
《政法筆記》是馮象在《讀書》雜誌上開設的專欄"政法筆記"文章合集，開設專欄的用意是"為中國的普通讀者寫一本書，談談新舊政法體制銜接轉型中的一些法律問題".因其目的如此，所以專業性太強的話題並沒有太多涉及。而是從一個個案例入手，關注和普通讀者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諸如名譽權、肖像權、婚前財產公證等，層層剖析，解讀法律，闡明法理。
作者以平易近人的姿態思考生活中的法律問題，用冷靜的觀點看待法律實踐中的得失， 且其具有文學背景，文章中不乏文學典故與聖經故事，還有許多隱喻，言語優美並且幽默風趣，推理精巧並且絲絲入扣，發人深省。
其中《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一文讓我頗有感觸。讀完此文，我想到的是一個老話題："律師該不該為壞人辯護？"
這個問題，隱藏了一個前提：對壞人的判定。其實，好壞之別，正如善惡之別，往往只在一念之間。所謂好人，未必不會做壞事，所謂壞人，未必不會做好事。因此，須將人與事分開而論，對事不對人。對律師而言，尤其如此，他們只需考慮事由，無關人品，好人還是壞人，說起來並無多少意義。進一步講，律師之為律師，正如法律人之為法律人，端在於他們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在他們眼裡，沒有好與壞，只有合法與非法、無罪與有罪、輕罪與重罪等。也許，一個人平日口碑甚壞，訴諸法律，卻被宣判無罪，一個人平日口碑甚好，訴諸法律，卻被宣判有罪。這背後，則是道德與法律之別，兩者之間，楚河漢界涇渭分明，律師自然站在後者一邊。總而言之，壞人與否，不是律師應該考慮的問題。
再說辯護權。這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不以好壞，甚至不以法庭宣判之後的罪與非罪為轉移。辯護權可以放棄，卻不可剝奪，無論基於什麼借口。"壞人"云云，毋寧是最拙劣的一個借口。不許壞人找律師，不免導致其抗辯力度的弱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George Sutherland有言："沒有律師代理，被告人就算完全無辜，也有定罪之險，因為他不了解證據規則，無法判斷指控成立與否，也不懂得如何做無罪辯護。"），使其距離好人遠了一步，距離罪人則近了一步，所造成的傷害，不只施與壞人，還將殃及好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尊重壞人的權利，恰恰是保護好人權利的前提，因為如果壞人的合法權利無法得到保護，那麼，權力的濫用終將降臨到好人頭上。當好人與壞人一同受害，正義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反對、禁止律師為壞人辯護，除了對壞人及其行徑的深惡痛絕，還有一個原因，即害怕律師為壞人脫罪，幫助其減輕、逃離法律的懲罰。律師的職業倫理，要求其必須在合法性的範疇之下，使出渾身解數，窮盡一切手段，追求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假如當事人是一個好人，律師當可心安理得；假如當事人是一個壞人，律師則陷入兩難：明知當事人惡跡斑斑，還得努力為其脫罪。如此，作為律師，他是好律師；作為人，他還是好人嗎：為壞人脫罪，能好到哪裡去呢？《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標題中的這兩個"好",意思不同。前者對應律師職業倫理，後者對應社會道德。當律師為當事人辯護之時，前者將凌駕於後者之上，"好律師"重於"好人".問題在於，此二者能否并行不悖，而非如魚與熊掌，不可得兼？
要走出這個困境就需要弄清楚，律師的作用是什麼。如馮象所云："因為一切法律問題的最終解決，理論上都應通過當事人（包括政府和公民）之間‘平等對抗’的司法程序，所以律師的作用，歸根結蒂是程序性的，亦即非道德的。他出力為包括壞人在內的被告人辯護，罔顧受害人和公眾的利益，乃是法治為順利運作而必須負擔的成本。假如律師不這樣熱忱為客戶服務，任憑政府操縱司法，到頭來我們所有人的權利都會受到損害。……律師為壞人效勞，實際是履行他的體制角色。他辯護越是成功，那體制就越發健全，越讓人放心。"而且不用擔心，律師為壞人脫罪，使實體正義受損，因為在另一面，程序正義卻得到彌補，從整體來看，正義並未虧損，法治並未淪喪。
由此看來：為壞人脫罪的律師，未必就是壞人；反過來講，為壞人辯護，並不盡心儘力，反而偷奸耍滑，則未必就是好人，至少，他已經不是一個好律師。選擇、評價一位律師，首要考量其職業倫理，至於好人壞人，則在其次，甚至可忽略不計，這畢竟不是在選拔道德家。
律師為什麼要為壞人辯護，最後一點理由，正在於此：職業倫理。話說回來，為一個蒙冤的好人辯護需要技術、勇氣和職業倫理。相對的，為一個千夫所指的壞人辯護不是更需要技術、勇氣和職業倫理嗎？
結語
艾倫·德肖維茨有一段話，充分表明了律師的心聲："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為之辯護的委託人可能會再次出去殺人，我也不打算對幫助這些謀殺犯開脫罪責表示歉意，或感到內疚。……我知道我會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不希望我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後悔，就像一個醫生治好一個病人，這個人後來殺了一個無辜的人是一樣的道理。"
對壞人之辯護權的保護與辯護律師的態度，不僅在考驗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還在考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