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初，內蒙古科右前旗郡王烏泰公開響應外蒙，宣布獨立，並且組織隊伍進行大規模武裝叛亂。民國政府斷然組織軍隊進行平叛，山東籍將軍吳俊升是這次平叛戰役的主力。這次成功平叛被譽為“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件體面之事”。
過繼的郡王
在中國的版圖上，位於內蒙古地區境內有一片美麗富饒的草原——科爾沁大草原。這裡面積遼闊，沃野千里，水草豐富，牛羊肥壯。清朝時，科爾沁地區屬哲里木盟(今內蒙古通遼市)，烏泰便是哲里木盟副盟長、科右前旗的郡王，在科爾沁草原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早在1636年，皇太極就封科右前旗的封建主達布齊為郡王，並且可以世襲。1870年，第十世郡王病逝。因十世郡王身後無子，旗內王公貴族將第七世郡王的後人根敦占散過繼為嗣，繼承王位。可惜第十一世郡王根敦占散命薄福淺，在位數年也一命嗚呼，而且又是身後無子。於是，旗內王公貴族為王位繼承之事發生激烈爭鬥。第十世郡王之妻、太福晉格根珠拉堅持要指定將十一世郡王根敦占散的長兄烏泰過繼給第十世郡王，承襲郡王的封號。
反對這一主張的王族人士認為首先這不合封襲的慣例，其次，烏泰已出家為僧多年，為襲王位還俗不妥，堅決主張另舉他人。但太福晉格根珠拉堅持己見，1881年，21歲的烏泰一步登天，由一個終日與佛經、孤燈相伴的喇嘛，還俗襲爵，出任科右前旗的第十二世郡王兼哲里木盟副盟長。
烏泰之前的幾代郡王都因生活奢侈、經營不善而負債纍纍。而烏泰依然要維持郡王的氣派，滿足奢侈生活的需要。那麼錢從何而來？拆東牆補西牆究竟不是長久之計，烏泰所能想到的法子便是賣地放荒。
所謂賣地放荒，就是將無人墾种放牧的荒地草場賣給外來流民，任其自由開墾。本來按清朝理藩院的規定，凡蒙古人不得越旗遷居。因此，一般蒙古人都把流浪的外旗人視為逃亡的歹人，不予容留。限制雖嚴，但依然不斷有因各種原因逃亡而來的外旗人，而且科右前旗土地遼闊肥沃，是難民們逃亡的理想之地。烏泰於是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大肆賣地放荒，使該旗外來定居移民短期內驟然增至550餘戶。
開始，烏泰徵收開荒農戶的地租每戶二三十兩銀子，後來竟增至每戶兩個元寶，而當時每個元寶的價值約合白銀五十兩。這些銀子滾滾流入了烏泰的個人錢袋。
烏泰的賣地放荒政策，首先遭到了旗內貴族的強烈反對。但烏泰不聽勸阻，一意孤行，而且繼續招墾，使墾戶增至1260多戶。該旗貴族遂以“斂財虐眾，不恤旗艱”的罪名，向清廷理藩院提出控告。按清朝《理藩院則例》和《戶部則例》等有關條款的規定，在蒙地實行封禁政策，未經朝廷允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出放土地，否則依法治罪。1900年，清廷正式下旨，革去烏泰的哲里木盟副盟長的職務。
10餘年飄搖起伏的郡王生涯，10餘年夢魘般的訴訟糾纏，不僅使烏泰的經濟幾乎破產，也使他與清王朝中央政府的關係惡化起來。而此時，早已對中國滿蒙地區垂涎三尺、急欲為其擴張侵略尋找代理人的沙俄，向烏泰投去了“甜蜜”的誘餌。
投向沙俄的懷抱
1900年，沙皇俄國借中國爆發義和團運動之機，以保護東清鐵路為由，派兵進入中國東北地區，其中一部分騎兵160餘人，就駐紮在科右前旗的王爺廟(今烏蘭哈達)等地。因此，駐東北的俄軍就不斷有人借“遊歷”之名，深入科右前旗各地刺探軍情，尋找各種可利用的人物和時機。1901年，一個名叫格羅莫夫的神秘人物走進了烏泰的王府。因被撤銷副盟長之職而懊惱沮喪的烏泰彷彿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一頭撲進了沙俄的懷抱。
1901年的冬天，為尋求俄軍進一步的“庇護”，烏泰私自攜帶郡王印信，先後偷偷赴齊齊哈爾和哈爾濱，拜見俄國外交官索克凝和伯力總督哥羅德闊夫。俄國方面以上賓之禮相待，並贈快槍12桿，烏泰受寵若驚。俄國人對他負債纍纍的困境深表同情，並表示可以設法由俄國銀行予以資助，這更讓他感激涕零。
1904年4月和6月，烏泰從華俄道勝銀行分兩次共獲得20萬盧布的貸款，條件是以該旗土地、礦產和牲畜為抵押。對俄國人的“投之以桃”，烏泰無不“報之以李”。1904年俄國與日本為爭奪在華權益爆發日俄戰爭，烏泰竟積極為俄軍籌集了大量牛羊，為此深得俄國方面的讚賞。
1906年10月，烏泰又以“旗界山林作抵”，從俄國東清鐵路公司秘密借得一年期貸款9萬盧布。借款到期后，烏泰無法償還，只好提出以該旗的牲畜作抵押，但東清鐵路公司拒絕接受，並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於是，烏泰向外國借款的秘密暴露，成為中俄兩國之間的外交事件。
清政府派員調查，烏泰不得不將兩次貸款的經過全盤托出，請求官方救助。據統計，烏泰此時共欠俄國的債務摺合白銀38萬兩。清政府為鞏固國家主權，決定由國家替烏泰墊還外債，以根絕俄國人的陰謀詭計。清廷官員與俄方代表交涉了兩個多月，烏泰也向俄方表示，所欠的是私債，而抵押的土地、山林均是國家疆土及全旗公共財產，政府如果不承認，一切印據均無效，如不同意由政府代償，此債將永無還清之日。俄方最後只得同意。
隨後，烏泰與清政府的大清銀行簽訂了為期10年的40萬兩(后改為30萬兩)借款合同，用以償還清政府代為償還的俄債等借款，清政府還下令免去烏泰所欠北京各錢莊的債務。但此後，科右前旗地局的收租權、採礦權和出賣荒地的價款，均為大清銀行提留還債。烏泰本人及王府上下，每年除烏泰的1500兩的俸銀外，另給2000兩白銀作為日用。烏泰雖然表面上承認這樣的條件，“為敝王計，至優極渥，實深欽佩……異常感激”，實際卻對財政權力被剝奪，以及因此產生的經濟拮据，內心充滿怨恨。
響應外蒙公開叛亂
就在烏泰對清政府積怨日深，本旗財政面臨完全破產又無以為計之際，中原大地發生了一場從未有的變革——辛亥革命。就在南北對峙、民主共和與封建專制相互較量之際，在沙俄的指使策動下，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為首的民族分裂分子，趁國內政局動蕩之機，悍然宣布獨立，成立“蒙古國”，並向內蒙古各旗宣示，號召歸順。
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清王朝，也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內蒙古的封建王公面對國內政局的變動和外蒙獨立的形勢，無不心懷忐忑。身處困境的烏泰認為這正是擺脫逆境千載難逢的時機。1912年初，他決定響應外蒙的呼喚，宣布獨立，公開叛亂。烏泰一方面派人潛赴外蒙聯絡，請求外蒙和沙俄的支持援助，一方面在本旗及周圍各旗煽動蠱惑，挑唆民族仇恨，號召蒙民起事，驅逐漢人。為號召更多不明真相的百姓，他還特別唆使本旗地位最高的活佛葛根，號召全旗的喇嘛響應起事並鼓動百姓參加。
烏泰的陰謀活動很快被洮南知府得知，報告了奉天(今遼寧瀋陽)都督趙爾巽，並派官員赴王府勸說。烏泰見事已敗露，遂決定立即發動叛亂，企圖“險中求勝”。
從1912年8月8日到20日，烏泰接連發布文告，宣告“本旗二十萬人結為一體，毫無退志，共願趨向庫倫”；並命令“各戶良馬快槍趕速備齊”，“驅逐本旗府縣民官，保固疆土”。8月20日，烏泰在葛根廟正式宣布科右前旗獨立，發布《東蒙古獨立宣言》：“……共和實有害於蒙古，今庫倫皇帝派員勸導加盟，並由俄國供給武器彈藥，茲宣告獨立，與中國永絕。”
北京民國政府接到有關烏泰叛亂活動的報告十分震驚，擔心稍一處置不當，會因此釀成整個內蒙古的大亂，所以最初的處理極為謹慎。在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袁世凱對蒙古王公採取的是安撫的政策，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頒布了一系列優待蒙旗王公的條例，加封晉級了很多王公。烏泰公開叛亂以後，北京政府認為“若再隱忍，勢必牽涉全盟，即(東)三省亦無寧日”，命令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都督派員到各旗勸導，如不聽勸導，“可以兵力剿辦”。
在烏泰蠢蠢欲動之時，奉天省都督趙爾巽就及時召開緊急軍事會議，決定在奉天(瀋陽)設軍事統帥部，命駐遼源(鄭家屯)的奉天後路巡防隊統領吳俊升速率所部馳赴洮南前線。同時，黑龍江都督宋小賺率兵警戒嫩江沿岸並進擊科右後旗；吉林都督陳昭常從伯都出兵截擊沙俄可能派出的援軍。此外，還從新民屯附近駐軍抽調步炮兵4個營與第21鎮的騎兵旅配合，警戒遼河地區，並向鄭家屯前進待命。
吳俊升成功平叛
吳俊升，字興權，1863年生，山東省濟南府歷城縣（今濟南市歷城區）人。幼年隨父落戶奉天(今瀋陽)鄭家屯。后投身軍界，官至奉天巡防營後路統領，駐防鄭家屯。烏泰將叛軍進攻的重點放在洮南府和鎮東縣城，因為這兩個地方不僅位居要衝，而且是當地的政治經濟中心。趙爾巽將平叛的重任壓在了吳俊升的肩上。8月20日烏泰公開叛亂以後，吳俊升本來想帶領他的馬炮各隊從靖安出發西行，直攻叛軍的要地葛根廟。但就在他率軍離開洮南之後，叛軍卻首先攻佔了鎮東縣城。吳軍若繼續孤軍深入，就有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洮南知府歐陽朝華飛請吳俊升星夜回洮，以救燃眉之急。
吳俊升認為，不先奪回鎮東，難免有後顧之憂，且不足以挫叛軍銳氣，遂“於22日督隊馳援，歷戰數時，槍斃蒙兵23名奪獲快槍5桿……當將鎮東克複”。就在吳俊升克複鎮東縣之時，洮南府已危在旦夕。
烏泰叛軍的中路統領錫勒圖喇嘛甩掉黃帽，以黑布裹頭，號稱刀槍不入，率一部叛軍直抵洮南城北。洮南知府眼見大軍遠出，城內空虛，急中生智，命僅有的200名城防隊員每天夜裡悄悄出城，白天大張旗鼓，列隊進城，而且每天都改換軍服的顏色和進城的方向，以為疑兵之計。
叛軍果然中計，攻城計劃一再推遲。但是，知府唯恐計策被叛軍識破，最後又不得不主動棄城而走。孰料知府剛剛棄城，叛軍尚未進攻，吳俊升的巡防隊便於23日晚趕回了洮南。
隨後，雙方在洮兒河南北兩岸展開激戰。每遇戰鬥，吳軍先用大炮轟擊，炮彈接二連三地在叛軍隊伍中爆炸，令叛軍大為惶恐，吳俊升隨即親率騎兵沖入叛軍隊伍。烏泰的叛軍大都是未受過正規訓練的烏合之眾，所用的只是些小炮和獵槍。相比之下，吳俊升的軍隊不僅訓練有素，富有戰鬥經驗，而且槍炮精良。
經過數天的戰鬥，烏泰叛軍傷亡慘重，漸漸力不能支，開始後退。吳俊升邊戰邊追，先後激戰10餘次，攻克被叛軍佔領的嘎喜喇嘛廟、白虎店、靖安、瓦房等城鎮。到9月12日，叛軍全部龜縮到葛根廟。
烏泰發動叛亂之時，還大肆驅逐漢民出境，引起兩族人民的相互殘殺和搶掠，吳俊升雖以“期撫兼施，先戰後和”為宗旨，並“嚴戒兵棄，其蒙人非騎馬持槍與我敵對者，妄殺一人，以軍法論”。
9月12日傍晚，吳俊升率所部5營追至葛根廟。葛根廟是科右前旗地位最高的喇嘛葛根的本廟，不僅牆垣高厚，而且集中了叛軍精銳，防守堅固。吳俊升部雖歷戰數日，但勇氣百倍，愈戰愈勇。他們在附近山頂上架起大炮，向廟內轟擊。炮火將廟中大殿的西南角轟塌，殿上的銅頂也被打落，管帶曹俊奮不顧身，率先登上高牆。烏泰等只得趁夜半時分突圍，向北面叢山中的烏泰王府逃去，吳俊升繼續率部追擊。
吳俊升部一直追到歸流河南岸，叛軍在北岸依險布防，雙方隔河對峙。與此同時，吉林、黑龍江等其他各部平叛軍隊也都取得勝利。黑龍江省還派出一支生力軍，前赴王府夾擊烏泰。烏泰見事已至此，不僅沙俄的軍隊未曾露面，就是外蒙古的軍隊也未見一兵一卒前來支援，不由得心灰意冷。畏於政府軍的威力，烏泰決定放棄王府，逃往索倫山中。
烏泰不久被俄國人從索倫山中救出並逃往外蒙的首府庫倫，後任庫倫政府的“刑部副大臣”。但寄人籬下的日子並不好過。1915年，中俄蒙兩國三方簽訂條約，外蒙取消獨立，實行自治。民國政府宣布對以前宣布獨立及舉兵叛亂者“既往不咎”。
1915年10月28日，烏泰和他的兒子一起到達北京，表示“悔過”，受到袁世凱的接見，後來被聘為總統府的二等軍事顧問，並被賜予官邸一座。1920年4月，烏泰在北京病逝。
吳俊升由於平叛有功，辦成了“中華民國開國以來的第一件體面之事”而名聲大噪,備受重用，由一個巡防隊統領迅速升到黑龍江省都督的位子。1928年6月，吳俊升和張作霖坐火車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
（摘自《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