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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多天兒沒見許先生回來了。
只記得他被紅衛兵押走的第二天，來了幾個紅衛兵，到他屋兒里一頓兒翻騰，裝走了幾麻袋的東西，並向街坊們聲明是奉什麼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查抄他的罪證，要“滌盪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污泥濁水”。臨走，在小東屋兒的窗戶、門和側面山牆上都糊滿了黃紙黑字的大字報，列舉了許先生的幾大罪狀，包括灌輸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荒淫腐朽的文化，腐蝕革命的青年小將，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教學生畫光屁股女人；對學生們自發的歌頌勞動人民、歌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創作不屑一顧，冷嘲熱諷，加以詆毀；教唆引誘和迫害女學生，並致其懷孕而被學校除名；宣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衣服筆挺、皮鞋錚亮，對勞動人民沒有階級感情… … …，不一而足。最後宣稱要“砸爛……”、“批得體無完膚”、“再踏上一隻腳，讓它永世不得翻身”云云。
紅衛兵走後，街坊們出來圍着大字報看。
中院兒西屋兒的安嬸率先評論道：“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呀。別看老許平日正兒八經的，原來也幹了這麼多壞事。階級敵人就隱藏在我們中間啊。”聽說她最近剛當上學校什麼革命組織的宣傳幹事，自然要義不容辭的做主旨發言。
“說老許迫害女學生，也不全是吧，我看那陣兒那姑娘來時都是歡天喜地的、和老許有說有笑的，怎麼就成了迫害… …”我家東屋兒王叔兒話音兒還沒落地兒，就被王嬸兒揪住耳朵往人堆兒外拽，嘴裡叨叨着：“自己一點能耐梗兒沒有，怎麼說起這事兒精神頭兒那麼大，回家幹活兒去。”引得邊兒上街坊一陣鬨笑。
家住西院的謝家老大這會兒不知怎麼也溜進這院兒里來，他淌着兩綹兒鼻涕，舉着塊烤白薯，邊吃邊往人前兒湊着也來看大字報。
別看他都快中學畢業了，可無冬歷夏的總流鼻涕。說話一快，氣兒沒喘勻，鼻子底下就吹出大鼻涕泡兒來，衚衕兒里的孩子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兒，叫他謝大泡兒。
他邊吃邊嘟嘟囔囔的念着，忽然一瞥眼兒看見了我。他湊過來，拉我跟他到院兒外。
他左右看看沒人在跟前兒，擠眉弄眼兒的諂笑着，把嘴湊到我耳邊兒小聲說：“前兩年兒就聽說那姓許的給你畫過不少小畫兒，有沒有光屁股女人的哦？”
我怕他鼻涕蹭到我臉上，忙側開頭，“沒有，真沒有”，我答道。
“拿來讓大哥嘍嘍”，他把手裡啃了半截的烤白薯舉到我跟前，“這就歸你了”。
要是平時，烤白薯的香味兒對於常感到肚子餓的我來說，確實是有吸引力的。但看到他那快“過河”的鼻涕和那副輕薄的嘴臉，我覺得一陣兒噁心直往上涌。
“告訴你沒有就是沒有”，說著我別轉身兒往院兒里走，只聽他在後邊叫囂着：“別給臉不要臉，小心我見你一次揍一次… …”
晚上躺在床上，迷迷糊糊中，似乎看有兩個小孩為了許先生在吵架，一個說，許先生就是個壞人。一個說，許先生不是壞人，誰也說服不了誰。
對於那個年代的人們，對人的劃分只有兩種顏色，非紅即黑。沒有，也不會有其他顏色。
不久，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我們被放了長假。家裡的大人們也都在參加運動，沒人管我們了。對於我們這群十來歲兒的孩子來說，這儼然如久困的鳥兒給放出了籠子，如大赦天下般獲得了自由。
開始一段時間，衚衕兒里年齡相仿的夥伴兒們每日三五成群的一起東遊西盪，天安門廣場、東單兒童電影院前面的高牆兒下、北京火車站的大廳里都是我們經常去光顧的地方，在那兒可以撿傳單、看操着各種口音來北京大串聯的紅衛兵，煞是開心。撿的傳單上面寫什麼，我們要不看不懂，要不根本沒興趣看，反正花花綠綠的傳單紙很好看，可以拿來糊風箏、摺紙飛機。
每天晚上回到衚衕兒里，我們都要湊在一起炫耀自己當日的“戰利品”，比誰撿的傳單多，誰的傳單顏色多，重樣兒的傳單還可以和別人交換自己沒有的，不到天黑難得想起回家。後來保存的傳單摞在一起比在學校讀書的課本兒還要厚。
不記得這日子過了多久，一天晚上夥伴兒們散夥回家，路過前院兒時，我發現許先生住的小東屋兒里透出昏暗晃動的燈光，我嚇得激靈了一下兒，胳膊上的汗毛兒登時扎了起來，三步並作兩步的慌忙竄回家裡。
“媽，許先生家是不是鬧鬼了，屋兒里有鬼影兒晃動呢”，我說。
“盡胡說，哪來的鬼，是你許大大回來了。快洗手吃飯吧。”母親回答完我，轉過身對才回家正在吃飯的父親說：“下午街道和老許單位一起來人通知院兒里街坊了，要把老許遣返回鄉勞動改造去了，今兒個讓他回家收拾東西，明早兒就押送回江西原籍。”
“什麼叫遣返呀”，我問。
“就是把你許大大送回江西的老家”，母親說。
“那許先生什麼時候再回來呀”，我問。
“哪兒那麼多要問的，再說誰知道呢。”母親叨咕着，看看牆上的掛鐘對我說：“吃完快睡覺去吧，都九點多了。”
這天半夜，朦朦朧朧聽到有人敲門兒，我初以為是做夢，直到父親拉亮燈，披衣起身往門邊兒走，我才覺得確實是有人敲門。
只聽父親輕聲問：“誰呀？”
“是我”，聽聲音怎麼像是許先生呀？我一下子消了困意，在被窩兒里趴起來，豎耳兒聽着。
“快進來吧，”父親打開半扇門兒。
“不進去了”，許先生邊說邊把半開的門給關小些，“這麼晚打擾您休息，已經實在不好意思了，就在這兒說吧”
“我明天就要被遣返回江西老家了，臨走想拜託您一件事。我在北京沒有親戚朋友，思來想去，住在這個院里這麼多年，雖然我們打交道不多，但與您神交已久，覺得拜託您最放心。” 什麼事呢，我急着聽下文。
頓了一下他接著說：“我寫了封信，如果她回來找我，麻煩您把這信交給她”，看父親伸手出去接過來什麼。
“她？”父親似乎沒明白許先生說的是誰。
許先生似乎有些尷尬的輕咳了兩聲，再次說道：“如果她從四川回到這兒找我，就麻煩您把這封信交給她吧，告訴她，我會等她的。”
父親這次似乎聽明白了，“哦、哦”了兩聲，對許先生說：“我知道了。您這麼信任我，我一定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放心吧。”
許先生似乎還有話，沉吟了一下，又聽他低聲說道：“如果三年後她還沒來，就麻煩您把它燒掉吧。”後邊的聲音低沉了許多，我費了半天勁兒才聽出來。
“不會那麼久的，她會來找您的”聽父親安慰着他。
“她知道您在江西的地址嗎？”父親接着問。
“我寫到信里了。她只知道我老家是江西的，具體地址我好像說過，但那時誰也沒想到有今天，她肯定記不得了。造化弄人啊！”許先生感慨着。
父親也跟着唏噓着。
“這還有兩本畫冊，是我收拾東西時從床下找到的，華子喜歡畫畫，我看着有點天賦，留給他看吧，也許有點用”，又聽許先生說。
看父親連聲道着謝，又從門縫接過了兩本書。
“再見了，如果有機會的話”，許先生道着別，聽他離開了門外。
父親在後邊小聲說著：“會的，珍重啊！”
關上門，我從被窩裡跳下床，“給我看看許先生給我的畫冊。”
“現在不行，等你大點吧，我給你收着”父親推開我伸出的手，“快睡覺去吧。”
父親走到書桌邊，拿鑰匙打開抽屜上的鎖，仔細將信和畫冊放好，重新鎖上了抽屜。
關燈后，我的腦海里像演電影，串映着有關許先生的一幕一幕，快到天亮才睡沉。
第二天，已是日上三竿我才醒來，覺得腦袋還是懵懵懂懂的，賴在被窩兒里不願起。猛不丁得想到許先生今兒要走，立馬兒精神起來，大喊着，“媽，許先生走了嗎？”
母親正在院兒里洗衣服，聽我喊，忙用圍裙擦着手進來說：“還等着你呀，被人押着走會兒了”。
“怎麼不叫醒我呀，走多會兒了？”我埋怨着母親，胡亂穿上衣服，趿拉起鞋就往外跑。
“你追不上了，這會兒興許到羊市口了”，聽母親在後邊說。
一直追到花市大街，也沒見到許先生一行的影子。
我用拳頭捶着自己的腦袋，恨自己貪睡誤了“大事兒”，沒能在最後一刻和許先生道個別。也恨母親沒能叫醒我。
如失憶般，我久久的佇立在行人和自行車匆匆閃過的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