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陶淵明，不知為什麼，有如喉嚨里卡了一根魚刺，心裡總是疙疙瘩瘩的不舒服，不吐不快。
大凡讀書人，恐怕沒有不知道陶淵明的，文學也罷，文化也罷，只要是涉及到中國的，都無法繞開他。歷代以來，無論朝野，文化人都把他奉若神明。“掛冠歸隱，不為五斗米折腰”、“種豆南山”、“採菊東籬”，成為其濁世獨立、獨善其身、高潔傲岸的標誌，被認為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標本。
我有些糊塗了。在我看來，陶淵明的所謂“歸隱”，不是人格有問題，不是別有用心，他就是天底下第一個徹頭徹尾的大傻冒。
古往今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想做官？因為做了官就可以撈錢，撈了錢就可以過自己想過的快活日子，就可以做更大的官。做更大的官，就可以撈更多的錢。有錢能使鬼推磨，有了更多的錢就更可以隨心所欲。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多少人為了做官，頭可以懸樑，刺可以錐股，可以忍人常人所不能忍，為常人所不能為。一部《官場現形記》，活畫出準備入仕和入仕者的種種嘴臉，可謂窮形盡相。
千里做官為發財。這麼淺顯的道理，我想陶淵明不應該不懂。既然選擇了做官，迎來送往，媚上哄下，多說少做，那是基本常識。官場有官場的遊戲規則，約定俗成，就得遵守。督郵是上司，能做到上司，自有他的能耐。這能耐，不是表面識得那麼幾個字，吟得幾首詩那麼簡單。做官的本領，與識字多少無關，用的是“術”，是頭腦，是手腕。學問淵博，未必就能做官，就做得了官。孔子夠有學問的了吧，結果那官是做得糟糕透頂。屈原、東方朔、司馬遷、李白、蘇軾……他們哪個不是學富五車，但是他們又有哪一位把官做深透利索了的。好一點的落得個善終，不好的死於非命。就如余秋雨所說的那樣，中國文人，一入仕途，便無足觀。換句話說，做官未必要有文化。比如，大字識得幾籮筐的陳永貴，還風風光光做了好幾年國務院副總理呢？
尊敬上司，逢迎上司，本就是為官之道，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即使是陶淵明公本人，也未必能容忍下屬不把自己當成一回事吧。督郵是上司，鐵板釘釘的，再愚蠢、再卑鄙，再齷齪，都是上司，代表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陶淵明竟然為此而掛冠，實在幼稚得可笑，衝動得可憐。一個下屬掛冠歸隱，莫非就把這督郵撤了？少了一個縣老爺，政府機構就不運轉了，老百姓就不過日子了？不知還有多少人像狼一樣地盯着那“五斗米”的位子呢？莫說折腰，叫這些人去舔督郵溝子、嘗督郵糞便，恐怕都要擠得個頭破血流。有位子不坐，不利用位子將自身利益最大化，這不是天下第一傻蛋嗎？
按說 ，陶公能寫詩著文，成為文壇之豪，不應該傻呀？那麼，“歸隱”就當是別有用心了。“歸隱”，可以說是“官粹 ”，這可能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獨特的畸形產物。儒家推崇“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許多官場上的人，在不得意時藉此成為一種以進為退的手段。蔣介石蔣總裁不也就玩過好幾次這樣的把戲嗎？“掛冠歸隱”，拿着好好的縣令不做，回家做農民，無疑具有轟動效應。這一退，與那些打得頭破血流的爭，形成強烈的反差。說不定，故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官場另類，反而會受到廟堂行走者的關注，因此而得到意外的升遷。誰能肯定陶公就沒有打過這樣的小算盤？這無疑是一次人生的豪賭。按這樣的思維推演下去，陶公實在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做農民，肯定不是陶公的真實想法。“性嗜酒”，這種嗜好由來已久。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戰亂頻仍，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連肚子都吃不飽，喝酒簡直就是不可想象的奢侈。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家底， 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能耐。一介書生，吟幾句歪詩，寫點公文，想幾個解決問題的點子，不是什麼難事，但要犁田打耙，伺弄莊稼，則要力氣，要技術。為生存的勞動，特別是繁重的體力活，既不自由，也難說快樂。“ 環堵蕭然，短褐穿結”，是陶公想要的那個結果嗎？但是，玩過頭了，也就只好老老實實做農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瀟洒嗎？不愁吃不愁穿，自然毋庸置疑。饑寒交迫，恐怕就是另外一番心境了。但話說回來，不這樣，又能怎樣？這所謂的“悠然”，恐怕還多少有些失落、無奈吧。
既然如此，文人們對陶淵明的推崇備至，我們就應該打個問號。我敢斷言，越是推崇陶淵明的，越不會真去學陶淵明。
準備當官的人和正在當官的人，不但不能推崇陶淵明，還要打倒他，把他當做反面教材。學他那樣，必定有你好果子吃。咱老百姓就更要與陶淵明劃清界限，徹底清算他在我們思想意識里的影響，才能與時俱進。那所謂的清高，是會害死人的。千萬別上當。
這地球，離開任何一個人，它照樣會滴溜溜的轉。小老百姓，這地球，有你不多，無你不少，如果也像陶淵明那樣自個兒太把自個兒當回事了，結果是沒人把你當回事。逆來順受才是福，安分才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