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春天，我和母親終於告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下，來到了夢寐以求的繁華都市——長沙。一家五口分居三地的日子宣告結束，迎接我們的將會是怎樣美好的都市生活？
我們一家的到來給這個不大不小的研究院帶來了茶餘飯後短暫的談資。“哎呀，他們一家怎麼生活咯？三個都是建設銀行，難怪穿的那麼土裡土氣。”、“是啊，你沒看見他們每天的菜籃子里除了白菜，就是蘿蔔嗎？不容易呢！”我在水房打水的時候無意中聽到有人竊竊私語。他們所說的三個建設銀行就是我和大哥、二哥這三坨菜吧？不能怪他們眼拙，只能說我中性化的髮型和衣着迷糊了他們的眼睛。
從小到大我都是留着女式男發，母親的意思是好打理，漂亮是其次。我理髮基本不需要出門，也就是在長沙工作的姑姑偶爾回家來，拿着一把銹跡斑斑的推剪“咔嚓”幾下。姑姑的手藝實在不敢恭維，原本幾縷黃頭髮佇立在瘦不拉機的腦袋上，被她這麼幾下修理，竟變成了狗不理包子似的，不是左邊咬，就是右邊咬。更可笑的是有一次我被剃了個陰陽頭。主要原因是貪吃的我每每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便爬上後山腰摘映山紅吃，鮮艷奪目的花兒在我們這些孩子們的眼裡不僅僅是養眼的花，更主要的是能填飽我們的肚子。又酸又甜的花朵，就這樣成了我們打牙祭的美味佳肴！我毫無顧忌的貪吃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後果，左耳朵的耳廓上又癢又疼，還結了好多血嘎嘎，很是不舒服。母親沒有錢給我治病，也只能聽之任之。
幾個月才回家的父親那次卻回的那樣及時。平時看到父親一溜煙跑開的我，那次卻是異常的想親近他，扯着他的衣角哭喪着臉：“爹爹，你看看我的耳朵會不會掉啊？掉了還會長出來不？”“快過來。”一貫嚴肅的父親變的慈祥了許多，“你坐到凳子上咯，爹爹幫你看看。”我便溫馴地坐下，一動不動。“啊喲喂，都爛成這樣了，作孽不。”二哥大驚小怪在旁邊起鬨。“去，到奶奶家借把剪刀來咯。”父親指派二哥跑腿。一會兒功夫，二哥從奶奶家借來那把咬頭髮的推剪。父親拿着推剪“咔嚓”幾下將我左邊的頭髮“咬”了個精光，右邊那幾根黃毛依然佇立在瘦弱的腦袋上。父親又急急忙忙奔到離家兩公里的藥店買回我不知名的藥水，又從家裡那隻花公雞的尾巴上扯了一根最長最漂亮的羽毛。我則躺在他溫暖的懷抱里，任由父親用柔軟的雞毛粘上藥水，幫我將耳廓上那討厭的血嘎嘎清洗乾淨。經過父親數天無微不至的醫治，我的耳廓總算恢復了原樣，可左邊那不毛之地卻沒那麼眷戀我，它來的是那麼那麼的遲緩，使原本喜歡上山摘果果的我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窩在家裡逗逗小花貓玩玩。小花貓似乎也不嫌棄我這令人啼笑皆非的陰陽頭，整日里圍着我轉圈圈，陪我度過了那段苦中有樂的歲月，一門心思耐心等待左邊黃毛的破土而出。
那時的我非常羨慕其她女同學能穿上漂亮衣服上學，經常夢見家裡衣櫃里有穿不完的花花裙子。而現實中的我不但沒有花花裙子，而且衣服都是接力賽得來的男式裝。大哥穿株洲堂哥穿不了的衣服，二哥穿大哥穿不了的衣服，我則穿二哥穿不了的衣服。正所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鞋子呢？整個夏天都是光着腳丫子，從秋天到冬天則穿母親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就着昏暗的煤油燈下做的布鞋。那時的我似乎也非常樂意穿上母親親手做的花布鞋，雖然大部分時候不那麼合腳，畢竟是母親一針一線里藏着對我們無私的母愛，我們怎麼能嫌棄呢？
命運似乎在1990年開始眷顧我們一家，大哥被正式招進當時還蠻景氣的研究院，一年後我也自願不自願的參加了工作，第三年二哥也加入了勞動人民的行列。
那些年雖然不富足，只能確保基本的溫飽生活，但對於我們這種貧苦農民出生的孩子來說已經很知足了。
原來知足可以長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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