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講理平台”

　　閑話“講理平台”

　　陳宣章

　　2012年8月22日《新華每日電訊》文章《從水潑空姐看“講理平台”的必要》說：“暴露出當下國人中一個讓人哀嘆的情緒：很多人並不習慣於橋歸橋路歸路的講道理，在節奏快速而各方面服務常常滯后的氛圍中，大家火氣都很大，心理經常很失衡，可謂一點就着，發火的方向，常常是比自己更弱勢的人，和自己比起來更沒有對抗能力的人；而對於比自己強勢‘不敢惹’的對象，總是能忍氣吞聲。”

　　這篇文章容易造成誤解：“中國人欺軟怕硬，死不講理。”這不是“哀嘆的情緒”問題，“心理的失衡”問題，而應該發掘其中的原因。為什麼中國人“大家火氣都很大”？乘客因為航班延誤而有心火，這是必然的。難道乘客還要拍手稱好？航空公司做好解釋及善後工作，這是他們的職責。實際上，航空公司對公眾卻屢屢缺少解釋及善後工作，認為飛機晚點的責任是老天爺，要乘客去與老天爺討說法。乘客與航空公司比，他們是弱者。他們到哪裡去講理？找誰講理？誰給他們“講理平台”？

　　文章還說：“不得不承認，欺軟怕硬，是很多人骨子裡的‘智慧’，罵服務員、罵保潔員、罵小護士，在我們身邊還少嗎？”如果沒有航空公司的欺軟怕硬，怎麼會發生乘客的欺軟怕硬？“硬”者有權力，“軟”者無權力。如果欺軟怕硬僅是社會的個別現象，責任是個別人的修養問題；如果欺軟怕硬成為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責任就是管理層。記者在強權面前也常常無奈，但是他們有媒體的“講理平台”。老百姓有嗎？

　　文章還說：“多數人會‘得理不讓人’，因為一般總認為‘理’是很清楚明確的，殊不知世界上大多數的理絕不是那麼是非分明。”在‘理’的問題上，是非不分明或者是非難分明的情況總是少數；有時候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甚至常常還有“有權就有理”。歷史上“逼上梁山”的事情還少嗎？為什麼沒有“講理平台”呢？封建社會中，民告官先要“滾釘板”。薄谷開來故意殺人，而且是指使重慶市委辦公廳原工作人員張曉軍投毒（氰化物），案發後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重慶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總隊長李陽，重慶市公安局技術偵查總隊原總隊長、渝北區公安分局原局長王鵬飛，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常務副局長王智卻徇私枉法。如果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被矇混過關，被害人豈不含冤地下？

　　文章還說：“社會心理有時是躁動的，也是失衡的，及早搭建基本的社會講理平台，才是理順各種情緒、建構正派社會的最佳出口，這也是管理者的天然職責。”那麼，“基本的社會講理平台”是不是一點也沒有呢？不是！問題是：平民百姓有沒有講理平台？

　　人民法院既有刑事審判，也有審判；公安機關維護者社會治安；消費者維權機構、勞動總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等等也應該是講理的。可是，那麼多“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那麼多平民上訪事件，有的公安機關成了黑社會保護傘，有的法官吃了被告吃原告……連這樣的“講理平台”也被異化，還要什麼“基本的社會講理平台”？

　　一個普通乘客因為飛機晚點，狀告航空公司，可能嗎？告得贏告不贏是一回事，航空公司有專職的法律顧問，老百姓有那麼多時間、精力、資金去耗嗎？再說，律師事務所並不以“理”為本，而是以錢為準，辯護也只是找法律的空子。曾經發生的不到半年時間“深圳富士康十連跳”事件，律師說“與富士康無關”；公安局證明是“自殺”；深圳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李銘僅是進行調查，並與該集團高層商討防範措施。“富士康更像一個封閉式的學校，並不是媒體報道的‘血汗工廠’，超時工作都有加班費。”北京心理危機與研究干預中心副主任李獻雲認為：“發生這樣的悲劇，跟企業制度、用工方式、企業對員工的心理關懷不夠等，可能都存在一定關係。”這些跳樓者有“基本的社會講理平台”嗎？

　　文章說：“如果航空公司只從自己出發，怎麼晚點都有理，顯然是罔顧消費者權益。”可是，航空公司什麼時候把乘客當做“上帝”過？

　　文章說：“如果能夠做到寬容，做到‘有理也讓人’，這個社會才會和諧。”這大概只是良好的願望。社會上有話：“有理的怕無理的；無理的怕不講理的；不講理的怕蠻橫的；蠻橫的怕不要命的。”社會怎麼和諧？一個道德滑坡的人群，有什麼和諧可言？

　　文章說：“一個社會的管理，必須努力建構起‘講理的平台’。”兩個人如果都是講理的人，“講理的平台”也要有裁判員（那些甲方乙方電視辯論還常常沒有結論呢），更何況一方是不講理的人。如果裁判員是“假金哨”，結果又會怎麼樣？

　　“理”是有階級性的。唯物主義者與唯心主義者辯論了幾百年，唯心主義者何曾服輸過？資本家說：“剝削有理”；蔣介石說：“攘外必先安內”；陳水扁說：“台獨有理”；日本人說：“大東亞共榮圈有理”……希特勒說：“把你腦袋割下來，你還有什麼‘有理’？”所以，必須從無產階級的理論作為是非標準，有堅強的判定是非的“講理平台”，才有可能建立和諧社會。否則，一切都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