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常常會有批判大會這一說。那多半是無數小人物對於犯有政治錯誤的大人物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大會，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我都沒有趕上。進入七十年代，批判大會基本上都是對的，先是批判林彪，後來批判“四人幫”。
粉碎“四人幫”以後，批判“四人幫”的大會接二連三。這大會從中央一直開到最基層，縣裡開完了公社接着開，公社開完了大隊接着開，直到生產隊，幾乎是家喻戶曉。那時候，雖然我只有十二歲，也遇見過兩次批判大會。
1976年10月下旬，我表姐結婚，我作為客人前往姑姑家祝賀。因為姑姑家在城郊，我們一行四人必須穿過縣城才能到。在經過縣電影院門口時，我們本來想去看看有什麼新電影。我們想進去，一個幹部模樣的胖子說：“開批判會呢，你們要看就在門邊看看"。於是，除了不願意湊熱鬧的大伯，我們三個人都湊到門邊。開始我們還有點緊張，來到電影院大門口，原來門邊上已經站了十幾個人。我們見有了同伴，就更加隨便了。
只見平時掛着銀幕的檯子上布置得端莊、嚴肅，左右兩邊各插有五面紅旗，在這些紅旗的上面，高掛着幾個大字，“深揭狠批‘四人幫`"。一個操着本地普通話的大個子幹部坐在主席台的中間，站在門口的幾個人交頭接耳，說這是縣裡的二把手。二把手聲音很大，他照着講稿聲討“四人幫”的罪行，加上擴音器的作用，他的聲音傳得很遠。聽着這蹩腳的普通話，我想：要是我講，保證說的普通話比他標準得多。好在聽眾都很認真地聽，整個現場除了發言的聲音，再也沒有其他聲音。約莫五分鐘后，一陣鼓掌聲，二把手講話結束了，就聽見有人帶頭呼喊口號，“打倒王洪文”，大家也跟着喊，接着是“打倒張春橋”、“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那真是一呼百應，氣吞山河啊。我長這麼大還沒有聽過這麼大的口號聲。那一刻大家的權力好像很大，平時買點煙酒都要憑票的小老百姓居然搖身一變，可以打倒那些以前能呼風喚雨、叱吒風雲的大人物。其實，並不是大家的權利大了，而是那些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所謂“大人物”作惡多端，自取滅亡。喊過口號之後，我們以為批判大會要結束了，正要離開，突然走上台來了一個軍人，一看就是個軍官。那軍官也是照本宣科，我們聽了一會兒，覺得沒有太大的新意，也就離開了。
回家后大約一個星期，我們大隊也開了同樣地批判大會。這個大會在第五生產隊的曬場上進行，那曬場寬敞、平整，在足可以容得下五千人。全大隊三千人幾乎來了一半，那場面，比早幾年興修水利時還要壯觀。會場上，以生產隊為單位，每個隊各有一面大旗。大會現場也樹立着幾個大字————打倒”四人幫“，在這個露天會場，幾里地外都可以看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大隊的會議水平也不低，上台作批判發言的有一半是脫稿的，他們滔滔不絕，曆數“四人幫”的罪惡。在農村的會場，大家一律是站着聽會，就是離家最近的也沒人帶凳子來。也許是最基層的農民都感到“四人幫”很可恨，批判大會雖然規模很大，但是秩序很好。
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大規模的群眾集會逐漸減少，即使偶然有，也從沒有呼喊口號的事情。
批判大會已經成為歷史，成為那個歲月難忘的歷史，永遠地定格在那個歲月，讓無數參與者以回憶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