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英，確是個大人物，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黨代會上當選為政治委員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後來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當初的地位比毛澤東還高。他在皖南，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實為政治委員)。在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中，面對國民黨軍的無數次殘酷“清剿”，項英堅定、沉着，帶領紅軍游擊隊， 依靠群眾反“清剿”，屢屢化險為夷。
“二七”大罷工時期的項英，更是一位稱得上彪炳千秋的英雄人物：斯大林親贈手槍和自來水筆，讚譽他為中國唯一出身產業工人的革命領袖人物。他在工人運動中、在黨中央領導崗位上、以及在蘇區中央局，都作出過自己的貢獻，有些複雜事件他的處理也比較正確。他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他對南方八省游擊戰爭的總結得到毛澤東的稱讚。他勤謹嚴肅，熱愛幹部戰士與群眾，在許多方面能以身作則。八省游擊隊的“山大王”們下得山來進入富庶的江南“花花世界”，沒有他這樣的領導人還很難能迅速形成正規穩定的局面。
然而皖南事變實是我黨我軍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是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的發生，具有歷史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是一個複雜多面的綜合體。就個人因素而言，項英有不可推卸的大責任。
當然，皖南事變的製造者是國民黨頑固派。他們蓄謀已久，要在抗日戰爭中削弱共產黨的三分之二，要在國際國內、政治軍事最有利的時機對新四軍下毒手。他們宣稱“陳粟似海濱之魚，稍縱即逝；葉項乃瓮中之鱉，手到擒來”。整個的頑我矛盾的強化，是第一個層次。
我們說，“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頑固派的罪行是外因，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受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對頑固派的遷就、退讓、喪失警惕則是主要的內因。當然，也還有一些次要的內因。如：新四軍領導核心的政治生活不夠正常，葉挺的只會打正規戰；蘇北新四軍的攻擊韓德勤部重鎮曹甸，使蔣介石立意不準皖南新四軍向東經蘇南北渡到蘇北等，事實不少。這可算是第二外層次。
項英為什麼會受王明路線的影響？項英失敗的原因及他的意圖是否全屬右傾？在1930—1940年頑固派發動的反共高潮此伏彼起之時，項英在皖南新四軍軍部軍部駐地雲嶺周圍構築了相當嚴密強固的防禦工事，警惕性很高。他的戰略意圖則幾乎一貫是向南發展，“遠征閩浙”，到老蘇區去恢復和建立南中國的大根據地。他先是想等日寇打通浙贛鐵路把國民黨三戰區逐出該地區時乘機佔領和擴大地盤；后是準備一旦發生突然事變國民黨軍進攻雲嶺軍部時他依託預設工事堅守殲頑繼以突圍出擊直趨閩浙。總是打算到大部分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地域去建立根據地，就不是右而是“左”了。
至於項英為什麼這樣想這樣做，原因就很複雜。有他和中央蘇區多年以來的戰鬥聯繫血肉深情，有他和毛澤東之間的歷史糾葛（主要是他任中央局代理書記時對“富田事件”的處理上）和現實分歧（毛澤東叫他北移，他卻主張南撤），有他率部撤到江北后必得交出軍權調去延安的苦惱，還有對王明及共產國際的看法，等等。這些都觸及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層和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是第三個層次。
封建家長制一旦與軍隊的紀律性混淆起來，勢力尤為強固。封建家長制也應該是皖南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黨中央嚴肅指出、華中局擴大會尖銳批判了家長制之後，受家長制的毒害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在於還是這塊“土地”，還有這些意識。而家長制在本質上又是極為虛弱的。在封建家長制的控制之下，鬥不過敵手，甚至杜絕不了小人的背叛。項英死於忠順的奴才劉厚總之手。而這封建意識很濃的奴才居然還在項英頭顱的槍洞上貼上送靈錢。
葉挺，參加領導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對城市暴動盲目進攻有獨立的見地。他剛直勇毅，敢於提出意見，因而和當時共產國際的意見相左，以致脫黨十年，深深悔恨。項英和軍長葉挺在政治、思想、作風、生活各方面可謂是格格不入，作為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的項英卻缺乏團結葉挺、充分發揮葉挺所長的度量。當然，話還得說回來，葉挺也有自己的弱點。由於種種原因，葉挺曾被懷疑是蔣介石派來控制新四軍的。嗣後，毛澤東親自熱情歡迎和讚譽，但項英對葉挺的許多不象無產階級軍隊的做法始終不敢放心。葉挺3年軍長，4次辭呈，2次出走，可以看出他在新四軍里的處境，也反映出他跟項英的矛盾和他自己的心態，葉挺絕大部分時間是有職無權，這同樣是皖南失敗的重要原因。
葉挺偏逢項英、項英偏逢葉挺，歷史在這裡開了一個大玩笑，同時卻也是領導班子組織上的很不合宜的歷史僵局（新四軍的幹部只有項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其餘的人連中央委員也不是；軍長又只能是葉挺）。項英的小農意識使他“狹隘而不開展”，做不好葉挺的工作。我敢說，項英、葉挺二位中任何一位換成陳毅，皖南事變的結局就會很不一樣了。因為，當時敢和項英當面“大吵大鬧”的只有陳毅，而且“吵嘴”的結果較多地以項英的讓步告終，兩人的感情卻始終深篤。此外，也只有“譚老闆”敢頂幾下了。皖南失敗，在一定程度上跟書記一長制也是有關的。
項英和葉挺都經坎坷和錘鍊，到了新四軍，他們各自的際遇又是如此特異和艱難，各自的性格特點和性格矛盾都發展到極至。大優點和大缺點交織，大起大落和大喜大憂交織，他們的性格發展史，使我們以更深地感受和理解皖南失敗的原因，更深地體會到革命者人生道路與自我改造的艱苦。
在生活中，一個全善、一個全惡，一個全對、一個全錯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絕大多數並不是如此。大忠大智大勇與大詐大愚大怯之間，功臣與罪人之間，界線也不總是分明的。同一個人常常有正確也有錯誤、有美也有丑，何者是主導常隨時間、地點、事件而轉移，總體上何者佔主導就決定了這個人的基本面貌。
項英和葉挺，在皖南事變中都發生了“低點”的現象，而且是反常的出人意料的“低點”：領導“二七”大罷工和三年游擊戰爭堅定持重不怕犧牲的項英，在新四軍負黨軍政全責的項英，最不應該離隊的項英，竟在全軍突圍不得、面臨崩潰時不告而去，離隊脫逃；而大節凜然、寧死不屈，絕不肯從狗洞爬出的葉挺，竟在石井坑向蔣介石發電報卑詞請罪求緩，在最不應該“彎”的時候，他卻似乎卑躬屈膝。項英潛行整夜未能走出重圍，后又回到軍部，威信盡失，他的這種行為，對當時士氣當然不利，受上下的譴責勢在必然。但在項英來說，他不認為自己是臨陣脫逃——大起大落，在以往的游擊戰爭史上是常事——只要領導核心在，只要不被俘，部隊可以收攏，戰局可以重開。
項英與黨中央的電報往來，以及他和劉厚忠的關係，最能反映我黨某些老幹部在許多優點掩蓋下的封建性一面：他們愛部隊、愛群眾、愛靠着戰鬥開闢的地區（革命根據地），卻同時自覺不自覺地認為這些都是“我的”。紅色割據的深層意識中有封建割據的因素。在中國，兵權意味着其他的權力，而黨政軍民的全權更是一切榮辱得失的總匯。與劉厚忠以及趙令波的關係則是封建家長制的人事關係，也就是所謂“我的”人。項英之死，也正是死在這“封建割據獨立王國”、“封建家長制”兩條上。這應該是非常深刻的教訓。然而在我們黨內，這兩條是否已經克服了呢？
項英雖是產業工人出身小農意識卻相當濃厚。他最捨不得受損失、丟“家當”，所有貴重的東西，尤其是他自己一手培養的幹部，他都愛裝在自己的“兜兜”里（這裡當然有對黨的事業和財富十分負責的一面）。甚至在突圍出來住在蜜蜂洞里時，金銀鈔票還是大部集中地帶在自己和副參謀長身上，以致露財被害。總之，凡是他害怕會遭襲擊受損失的行動，他都猶豫不決，結果為陳毅所言中：“五心不定，輸個乾淨。”
在那年那月那個大雨滂沱狂風怒吼的凌晨，劉厚總開槍打死了項英、周子昆，黃誠身中2彈，未死。劉厚總罪惡的手幹了國民黨反動派想干而沒有干成的事，這實在是皖南事變后，新四軍的又一歷史慘劇；而項英這麼一位中國共產黨的軍政高級幹部，竟然被睡在身邊的隨從副官開槍打死，像這樣的暗害事件，這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的歷史上也是從來未曾有過的。的確，項英與劉厚總的關係有着社會學的意義，耐人尋味！
皖南事變，這一場歷史大悲劇，既有歷史的責任，更有項英和葉挺的責任！項英的浸滿了自己鮮血的自傳，當然沒有寫完，但項英至少已經完成了自己的總結。“文化大革命”中，項英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被說得一無是處。1990年，項英的家鄉湖北省武昌縣人民要求為項英立銅像作紀念，很快得到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批准。1998年5月13日上午九時半，北京莊嚴的人民大會堂，“紀念項英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隆重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上將發表了講話，充分肯定了項英同志為中國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貢獻。接着，雲嶺的新四軍舊址也豎起了高大的項英銅像。是的，成功的英雄用煊赫一時的功勛，留下了光榮；失敗的英雄以革命事業的損失，留下了教訓。光榮，是屬於成功者個人的；而教訓卻是大家共有的財富。也許留下教訓比留下光榮，具有更高的價值，光榮僅僅使人崇拜，而教訓卻使人清醒！
1941年，冬日的延安。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彭真請求毛澤東：“黨校要個什麼樣的校訓？”毛澤東脫口而出：“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我們今天紀念毛澤東首先要繼承和發揚的，就是他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說真話，露真情，求真理；對就對，錯就錯；勝便勝，敗便敗，而萬不能“禹則百善，跖則十惡”，“尊者至美，卑者至丑”。新世紀新階段，能不能始終保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關係事業的興衰成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壯麗事業充滿挑戰。正是靠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才找到了通向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道路。
所以我想，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皖南涇縣雲嶺的新四軍軍部舊址那個大會堂里，我們不但要大大充實項英戰鬥一生的資料，特別是要豐富他所領導的新四軍慘遭皖南敗局包括項英之死的詳盡資料（在這個紀念館里，項英的事迹介紹應該比葉挺更多更具體，方能與豎起的高大銅像相稱）；而且，也應該將劉厚忠這樣的敗類之所以成為敗類的劣跡專門開闢一個小展廳陳列出來，讓世人在這個敗類的身上讀出點處世識人的教訓和清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甚至也大膽地想過，我們在雲嶺可否建設成一個中國唯一的“敗仗紀念館”？！(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