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理工大學交通學院2001級的吳冰，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專業對口，薪水也高，惟一的遺憾是用人單位“暫時不能解決北京戶口”。
仔細考慮一番，吳冰還是決定留在北京。現在，吳冰的身份證地址依然是大學時候的“武漢市武昌區珞獅路122號”。“戶口不是不重要，但是現在我還沒有辦法什麼都顧上。相比而言，好的工作機會和事業前景帶給我的，要比一張戶口紙帶給我的更多。”吳冰說。
賈鵬是中南民族大學新聞系2001級的學生，他和吳冰一樣是選擇做留在北京的“非北京人”。“現在找份對口的好工作實在不容易，而且現在乾的是我想做的工作，在工作中自己的能力能夠得到提升，也就不會計較那麼多了。”賈鵬說。“戶口對我的影響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來。我已經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也能自由自主地找到工作，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可以在北京過上好的生活”，賈鵬笑着說，“只要踏實幹活掙錢，戶口不會影響我將來的生活，不能買經濟適用房我就買商品房；不能辦本地車牌，大不了辦個外地的多交點養路費；將來有了孩子，大不了上學時多交點贊助費。”
和吳冰、賈鵬一樣不再將戶口作為擇業決定因素的學生還有很多。北京大學“高等教育規模擴展與畢業生就業”課題組2003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問卷調查，一共取得了7個省34所高校的15222份有效樣本，結果發現，71%的學生已經不再將用人單位是否解決戶口作為去留的決定因素。
然而，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情況還不是這樣。
楊春蘭是工農兵大學生，來自鄭州鄉下的她由於在鄉鎮基層的工作積極，被推薦到開封師範學院(現在的河南大學)中文系繼續念書。畢業之後，她留在鄭州做了一名語文老師。“上了大學就等於是城裡人了”，楊春蘭說，“有了城鎮戶口就吃上了商品糧，商品糧就是城裡人的代名詞。”
來自四川重慶的曠江蓉現在是北京市十二中的歷史老師，她是西南師範大學歷史學系83級的學生。在那個統一分配的年代，曠江蓉爭取到了北京的工作機會。“我喜歡北京，寬容博大，四季分明。但是如果沒有戶口的話，我不可能留下。”
曠江蓉的兒子今年15歲，她的丈夫是軍人，在曠江蓉為戶主的戶口本上，只有她和孩子兩個人。“拿到北京的身份證是1988年的春天，那天的心情特別好。結了婚後，又從集體戶口變成了個人戶口，我可以自己拿着戶口本去領糧票了。”“在戶籍政策沒有鬆動的時候，如果想在一個地方生存，沒有戶口寸步難行。在計劃經濟時代，戶口背後依附了很多東西，糧票、油票、布票等生活必需品是依靠戶口才能獲得的。大學生就業也是統一分配，大學生不可能有機會像現在這樣不要戶口在一個自己喜歡的地方找工作。”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陳友華教授說。
1998年畢業於中國新聞學院的付君萍來自河北，找工作的時候她把戶口放在了首位。她說，“從農村來到城市，我們心中，戶口還是很重要的，別說找工作，那個時候一個女孩子在北京如果沒有戶口，連對象都很難找。孩子的戶口是隨媽媽的，有誰願意自己的孩子是外地戶口呢？戶口好比空氣和水，一旦沒有，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東西都無法保證。”
陳友華是華東師範大學80級的學生，來自江蘇南通的他畢業分配回了家鄉。“我們就業的時候，有個不成文的規則：‘哪裡來，哪裡去’。儘管我很喜歡上海，我還是不能留在那裡。”“一方面我們很羨慕現在的畢業生，戶籍政策上的鬆動讓他們可以拋開戶口去自己喜歡的城市尋找工作崗位；另一方面，當大學在我國漸漸由精英教育轉為大眾教育以後，畢業生的就業壓力也越來越大了。”他說。
戶口政策的鬆動，讓大學生在擇業時不再死守一地。從楊春蘭到曠江蓉，從付君萍到賈鵬，一代代大學生在求職過程中更加自主。“戶籍制度改革的每一步雖然極其緩慢，但畢竟還是在改。隨着戶口背後的東西越來越少，和戶口掛鈎的權利、福利甚至優待越來越少，戶口會變回它最初的樣子———只是一個長期居住的標誌而已。”陳友華說。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的謝遐齡教授是清華大學電機系62級的學生，他說：“和我們那個時候相比，現在的大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去向，是社會的一大進步，戶籍政策的鬆動帶來大學生擇業過程中對戶口的淡漠，是一件好事。”“選擇留在一個沒有落下戶口的城市工作，這本身就是大學生自信心的一個體現。戶口，應該是越來越沒有用處。我們應該鼓勵學生，只要奮鬥，就什麼都會有。”謝遐齡補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