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醫學與醫術”

　　陳宣章

　　最近，軍醫大學同學開參軍50年校友會，感慨萬分。50年前，100名上海應屆高中男畢業生在政審、體檢（潛水艇體格）與高考三管齊下，終於從全上海應屆高中畢業生中脫穎而出，其中成績最高為六科平均89。5分。這些佼佼者經歷50年坎坷歷程，現今均已年齡古稀左右，並有幾名作古、幾名失去聯繫、幾名在國外或外地未參加。

　　這些人中，竟然有相當一部分脫離醫學，改行了。大多數人還是從醫50年，沒有拋棄大學學習的專業。他們中，學術上有所成就者不少。今天只談兩件事：

　　1。醫學是事業還是職業？

　　事業者，為醫學終身奮鬥，不計個人得失，不畏千難萬阻，職業者，以醫學為贏利工具，以醫學為升官發財階梯。我們不能把官階上升者、收入很高者都說成是“壞人”，因為，醫生也是人，也要生活。問題是他的心中是怎麼想的。

　　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崇高的榜樣。一個醫生，在正當範圍內獲得利益與職位，這是允許的，因為醫生本身需要“勞動力再生產”。醫生屬於複雜勞動，工資相對高一些也是社會的必然現象。醫生屬於崇高職業，社會地位相對高一些也是社會的必然現象。但是，當醫生的動機就是為了高收入、高地位，就有悖醫生的職業道德，就容易滑入缺德的境地。更有一些醫生，受紅包甚至索要紅包，就是道德敗壞，趁火打劫了。

　　我在上海紡織局第一醫院工作時，有一個泌尿外科醫生白樹仁，老年病人患腎結石，天天腎絞痛，白樹仁每天查房都說：“明天開刀。”就是不安排手術台，拖了半個月。老年病人的妻子說：“大概是紅包沒有塞。”她就送了3000元紅包。結果第二天就手術了。老年病人出院時，向黨委書記告狀。黨委書記就打電話把白樹仁叫去，一問，白樹仁當著病人面無法撒賴，只得說：“我怕病人在手術台上有思想負擔，才收了紅包，是想在他出院時還給他的。”黨委書記就叫他去拿錢歸還。白樹仁就回科轉了一圈，拿了3000元錢回給病人。老年病人拿出一張紙說：“這些錢根本不是我給的。我的錢是100元一張，這些錢的號碼都在紙上寫着。”白樹仁只得坦白：原來的3000元已經存入銀行。白樹仁被處分，也得了一個外號：“不是人。”這種人根本不配當醫生，應該永遠驅逐出醫學界。

　　同樣是一個科室的（普外）醫生芮祥林，就完全相反。每個病人手術后，芮祥林都會連續三天晚上騎自行車到醫院查病房，檢查病人手術后的情況。他是被公認的“紡一醫院一把刀”，職工、病人都敬稱他為“芮老”，又幾十年如一日為病人全心全意服務。許多病人家屬要塞紅包給他，他總是說：“病人手術后我不放心，所以才來晚查房。這是我的職業，是我的工作，是應該做的。”他拒絕紅包，如果病人家屬硬要他收，他就會翻臉：“這是侮辱我的人格。”這件事情曾經在某雜誌不點名報道過，我就有這份雜誌。可是，我的老同學芮祥林已經不幸作古，常常令我思念。

　　2。醫學與醫術：

　　醫學包括醫學理論與醫學實踐兩部分，醫學理論又分為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對於一個醫生來說，可以分為醫家與醫匠。我並不是輕視醫術，像芮祥林這樣的好醫生，人民群眾非常需要。但是，我的觀點是：光是做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還不夠，應該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從醫學理論上加以提高。

　　在紡一醫院時，我就對芮祥林說過：“一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只是一個醫匠，而不是醫學家。”這是芮祥林說我：“老師兄，副高（副主任醫師）升正高（主任醫師）時，只需要兩篇論文，你一年發表幾篇論文為了什麼？”那時候，發表論文不但沒有稿費，還要繳納“版面費”。我就是那樣說的，而且說：“為了病人，我們應該成為醫學家，而不僅僅是醫匠。”

　　我從參加工作到退休，共發表近100篇論文，參加5本書的寫作，發表幾百篇科普文章。1968-1988年20年部隊醫院工作期間發表26篇論文；1988-1993年5年在紡一醫院工作期間發表26篇論文；1993-1998年5年在長寧區中心醫院工作期間發表44篇論文。後來又發表2篇論文（工作條件太差，無法搞醫學研究）。1997年一年中，我發表10篇論文。這是我醫學生涯的頂峰，也是我醫學生涯的終端。芮祥林戲說我是“論文製造機器”。為了醫學，我肺部開刀（曾經被診斷為“左肺癌”），後來又腎結石反覆發作腎絞痛。我從頭到腳有十多種病。但是，我並不後悔，為醫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希望：每一個醫生都能成為好醫生，既是醫術高明的好醫生，又能在醫學理論上加以總結提高。這比僅僅以醫學道德衡量一個醫生的標準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