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儘管近於紀實，對社會的揭露全面而深刻，超過《水滸傳》，也超過《紅樓夢》，然而在推斷世事人生方面並未走出傳統的因果報應鐵囿一步。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作者，相反，對於那個時代的說書人和著書人來說，如果不相信因果報應並以之解說人世，那我們倒還感到不可理解了
今秋我終於捧讀了《金瓶梅》，始於讀了寧宗一先生的《說不盡的金瓶梅》之啟發。現在當我讀完《金》而還想再讀一遍時，陡然想到還是先放下《金》，先再讀寧的此著，這對於我再讀再評《金》是大有裨益的。
寧教授在是書的扉頁上寫道：“我深信：“《金瓶梅》是說不盡的！”此說誠然有理。
寧在《一個順向的考察》中說“《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湊、場面開闊、布局繁雜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對此評我頗有同感。其“寫真”是借說宋朝實是刺作者所生活的明代。也誠如《金瓶梅》“本書說明”之五所言：“他寫蔡京父子，即指嚴嵩與其子世蕃”，是寫實小說，“借宋之名，寫明之實，直剌時事”。
作者“把現實的醜惡引進到了小說世界，從而引發了小說觀念的一次變革”。誠如羅丹說的“丑的也須創造”，《金瓶梅》創造的是群醜表演。
蘭陵笑笑生生活在一個沒有美，吞噬美的腐朽社會，他的筆也沒有虛幻理想中的美，他是“小說界的一條耿直漢子”，他再現了現實的“陰森、畸型、血腥、混亂、嘈雜、變態、骯髒、扭曲和無聊”。
掩卷略思，對以上每一個貶詞都可以從《金瓶梅》中拉出大把大把的例子。
西門慶是一切醜惡的混血兒，然而他絕不僅僅只是個色鬼，他首先是封建社會市儈，是奸商加權貴、官僚的代表，他有無止境的對金錢美色權勢的佔有慾，且通過“性”手段達到攫取更大更多權勢美色的目的。但他也是“雜色”的。
寧稱《金瓶梅》有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半。它誠然是有別於另幾部而別具一色的“第一奇書”。寧教授錄歌德言曰：“一件藝術作品是由自由大膽精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應該儘可能用自由大膽的精神去觀照和欣賞。”
據寧文引述，對《金瓶梅》批評最嚴厲要求最苛刻的當屬夏志清先生。可惜，夏先生的著述出版於89年，時隔多年，未能找到拜讀。現今觀點變否也不知，當今評論界對《金》持何新說，我孤陋，均不知。我只是持我的讀感而已。
寧以《小說家的小說》一章駁了夏先生們的種種指責。其中寧把《金》界定在“小說”之中，說“作為小說家的小說《金》，確實同說話伎藝中的小說家的創作精神一脈相通。"他們的都屬“市民小說”，有而且必須有為大眾解悶消遣娛樂的功能，“與純藝術與文學正好相反”。
我覺得這個界定很重要，很切實情。
寧先生高度評贊了笑笑生對中國小說美學的貢獻，主要表現在題材更開闊和多姿，人物形象更多彩更切近現實生活。《金瓶梅》是世情小說，它不同於以往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也不同於之後出現的《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之類。
《金瓶梅》描寫了醜類，卻創造了藝術美，然而他在揭露醜類時特別是涉及性的描寫時缺乏節制，這是《金瓶梅》的敗筆、失誤和糟粕，也是使它遭受詬罵並被打入禁囿的表面原因。不幸的是這些恰恰被後繼者所發揮，出現了不少真正的穢書。
寧先生多次強調，《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及時眾多人物既是黑色的，但並非是純黑的，人是雜色的，人物性格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誠如是說。龐春梅是如此，李瓶兒也如此，連西門慶也是如此。
寧先生稱“《金瓶梅》顯示了鮮明的現實主義特色”，但不是純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帶着許多非現實主義的成分”，《金》中有濃厚的因果報應宿命論陰雲。
“《金瓶梅》在小說史上的地位歸結為一名話，就是它突破了過去小說的一般寫作風格，綻露出了近代小說的胚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