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讀到的《金瓶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三卷刪節本；爾後讀到台灣影印的六卷詞話本。家裡唯有的一套《金瓶梅》，是香港出的小字刪節本，三卷一函。為了議論這個話題，我看了齊魯書社的張竹坡評註本《金瓶梅》。人文版的《金瓶梅》由戴鴻森先生校點，1985年出版。齊魯版《金瓶梅》由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先生校點，1986年出版。人文版共刪去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一字，齊魯版則刪去一萬零三百八十五字。刪去的自然是罪大惡極不堪入目的性描寫。性描寫在《金瓶梅》，應該說，是必要的一部分。因為千奇百怪的性活動，原本就是書中那個惡俗污爛市井畫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書中人物嘴臉性情的表現基礎的一部分。還有，性描寫既是書中世界的一種構成元素，也是那個被影射時代(以宋代影射明代)世風的構成元素。那一時代上至皇帝內宮，下到市井平民，流行病一般漫衍着性放肆。所以，首先是現實的駭人聽聞，才有書中的駭人聽聞。我們不必一定要置這部分《金瓶梅》於死地。不過，即使摘除這部分文字，《金瓶梅》仍然不失為相當完整的文學巨構。直截了當的性描寫在全書所佔比重，不到百分之二。也就是這百分之二弱的文字，給《金瓶梅》製造了可怕的和誘惑性的聲名，使這部奇書成為中國幾大古典傑作中，眾所周知，又最少被閱讀的一種。
第一批讀到《金瓶梅》的人，都用驚奇的語言表述他們的熱衷和喜歡。這裡頭，包括著名的公安派主將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包括稍前一些的復古派首領、文壇領袖王世貞，以及湯顯祖、董其昌、馮夢龍等為我們熟知的詩人作家。董其昌是目前尚存有據可查的《金瓶梅》的第一個讀者。時任吳縣縣令的袁中郎即是從他那裡借得手抄本的。在致董的尺牘中，袁寫道：“《金瓶梅》從何處得來 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 抄竟當於何處倒換 幸一的示。”西漢枚乘的《七發》是有諷勸之意的賦體散文，中郎此處的比擬可能是着眼於諷世一點上，在我們看來卻不甚切題，頗不類也。中郎對《金》的熱衷是無疑的，而且轉抄在手。此信寫於萬曆二十四年，即1596年。十年後，1606年，他給一位士大夫，也是袁氏兄弟所辦蒲桃(葡萄)詩社的詩友謝肇淛去信。信中有“《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之句，玩笑中藏着認真的追討。同一年，剛剛寫成掌故筆記《萬曆野獲編》初稿的沈德符，尋問中郎《金瓶梅》“曾有全帙否”，中郎說(湖北)麻城劉承禧家有全本。又據謝肇淛跋《金瓶梅》時說，“此書向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貞)家藏者最為完好。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誠(志充)得其十五，稍為釐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可見還在汲汲以求全本。馮夢龍後來從沈德符處看到全本，便“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野獲編》)。目前所知的最早版本是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刻本。書名《金瓶梅詞話》，1931年在山西介休縣被發現，由北京文友堂太原分號購得，后歸北平圖書館收藏，現為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典藏。1933年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先生集資，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了一百部該刻本。《金瓶梅》現有的另一版本系統，是崇禎刻本，書名《原本金瓶梅》。張竹坡評點本依據的，就是這一版本。崇禎本是萬曆本的修改本。所謂修改，主要是大量刪減了詞話本中的曲詞，使之更靠近散文本小說。情節上，詞話本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賣弄風月》，散文改成《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讓西門慶搶先上場；八十四回中刪去吳月娘遭劫被宋江所救一段，刪得都有道理。五十三回、五十四回亦不同。回目都改得工整了，方言也改得通行了。也有誤改之處。張評本對崇禎本也有小改動，另添有《竹坡閑話》、《金瓶梅寓言說》、《苦孝說》、《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冷熱金針》等總評文字，每一回之前有回評，文內有眉批、旁批、夾批。張評本《金瓶梅》的影響和流行，就如金(聖嘆)批《水滸》和毛(宗岡)批《三國》。張批，有胡批亂批迂腐之批，也有很新鮮很現代之批。比方，他以為不必着意追問作者出處，說“何不留此閑工，多曲折於其文之起盡哉”？屬於文本研讀派。
《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亦無定論。最早便有“嘉靖年間大名士”、“世廟時一巨公”、“紹興老儒”等說法，統一之點就是非大手筆不足以完成這一部巨作。“紹興老儒”是袁小修在其日記《游居柿錄》貢獻的說法，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亦自有煙波，亦非慧人不能”。指出《金》有所摹本。雖然尚不能找到更確切的證據，但這樣一部大書，這樣豐富的事迹人物，這樣細碎不苟的筆墨，應該是有相當的原型參照的。否則憑空捏造出一個偌大的家族故事，近於神話了。既有摹本，“亦非慧人不能”，這裡不存在衝突。曹雪芹有家族真跡參照，並不影響其絕世本領。
《金瓶梅》抄襲了不少曲詞、戲劇、話本，但都是枝葉的，主幹的故事卻是自創。主腦人物中，當然有借自《水滸》的。《金瓶梅》是從《水滸》橫生枝節，另行編撰。《水滸》是男性的世界，女人盡無光彩。梁山幾員女將均乏女性本色，而且一種嘴臉。梁山之外的女人，皆邪惡刁鑽淫蕩，如閻婆惜、白秀英、潘巧雲、潘金蓮等。對女人，《水滸》似乎深惡痛絕，《金瓶梅》又將這一形勢推向極端，女人大世界，那許多女人竟無一個好的。男人雖多是壞臭之蛋，到底也有幾個好人。張竹坡總結說：“有一個李安，是個孝子；卻還有一個王吉庵，是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個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
《金瓶梅》所寫固然都是不好女人，卻能寫出上下左右高低，盡寫出她們各自的不好來，真是了不起。《金瓶梅》於杜撰對話一項最有本事，盡用女人的自家口吻來交代呈示她們的各自稟性，她們的各懷心事、心口不一。語言之潑辣鮮活，潛台詞之層次豐富，是戲劇大師才寫得出來的。而且，盡用白描和對話，寫盡諸色，卻儘可能不另加褒貶，這份自信和耐心，也令我們吃驚。脂粉堆中，自然還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最為要緊，《金瓶梅》如此這般：全書一百回，一至九回，算是序幕，到武松誤殺李員外，西門慶跳窗逃走為止。這一跳，跳出《水滸傳》；十至七十九回，才是正文，到西門慶之死為止；八十至一百回，算是大結局。潘金蓮是無可爭議的女一號，在序幕中的戲份就很重，到正文更是無以復加，舉手投足直延續到大結局，八十七回被武松殺死，才告了斷，卻還時時受到陳敬濟、龐春梅的緬懷追憶。有潘金蓮，必有一個李瓶兒。潘李恰成反照，互相映襯，才個個躍然紙上。兩人都是先奸后嫁，都害了親夫，潘只壞了武大郎一個，李卻毀了花子虛、蔣竹山兩位；潘多才多藝，善唱歌、刺繡、彈琵琶，李只有烹制一道酥油泡螺兒吃食的看家本領；潘膚色黑，李膚色白；潘“會放刁”，李“溫克性兒”；潘爭風吃醋，李虛己待人。為歷來批評家不滿的，是李瓶兒嫁西門慶前後的性格變化，據說有天地之別。進西門府之前，李對丈夫大不耐煩，刻薄狠毒不下於潘金蓮。入得西門之門來，則忍氣吞聲，處處小心，直至被潘驚殺兒子，染病身亡。這種起伏頗類似“紅樓”的尤二姐入寧國府前後的變化。乍看是不對，但仔細以人情世理琢磨，卻盡在情理之中。之前是心不在焉，無所拘束，破罐子破摔，之後，有了真心依傍，雖然這依靠是浮浪之人西門慶，畢竟是傾心選擇，自然就一心一意，輕拿輕放了。潘李也並不一味衝突，在李生兒子前，也有很久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李生了兒子后，才風雲再起，終成敵人和對手，你死我活了。李瓶兒是潘的對手，龐春梅則是潘的副手。有一個金蓮，必有一個春梅，為之附屬配合，才有過渡、有變化、有照應。潘與西門慶的場面，包括性場面，總少不了春梅的穿梭、點綴。直到后二十回，春梅才作了大結局的女一號。關於春梅，也有性格、氣質前後不統一的說法，至少見於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國文學史》卷中。說是前邊奴才氣十足，後邊卻是貴婦氣十足。這議論不免書生氣十足。春梅固然是奴才，卻是奴才中的上上之選，很有些自以為是的高級奴才嘴臉，所謂心高氣傲與普通奴才不同。比方過節時可以爭得與西門大姐一樣的待遇，穿“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比方被吳月娘六十兩銀子發賣時，硬是不掉一滴淚。自打做了周守備的妾，又升了夫人之後，神色也是夫人了，卻又仍然保持着奴才根性。比方在永福寺見到家室敗落的吳月娘、孟玉樓，就“插燭也似磕下頭去”，說是“尊卑上下，自然之理”、“奴那裡出身”。
《金瓶梅》浩浩蕩蕩，矛盾之處破綻之處，的確不少。總起來說，全書的結構是相當嚴整的，“如脈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張竹坡)。全書涉及的人物之多、場景之多、行業之多、節日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規模之大，又是通過瑣碎之細來填充完成的，甚至於有自然主義的評語給它。以西門慶遺囑為例，這位天字號大惡人，死前一五一十細數他的債務人及所欠數額，真是一絲不苟。所以這一部大書，既有大骨架，又有真肌肉、真毛髮，才造出了一尊活像來。《金瓶梅》是大手筆，卻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張批)。人的最日常之道最根本之道，就是飲食男女。《金瓶梅》專在飲食男女上在最通俗的市井人物上用心，經營出一方煙火氣十足的人間世，為中國文學的寫實主義做了光輝榜樣。《金瓶梅》固然寫色情，其用意絕不在此一端。費卻百萬言，意在房事的一二萬字，也未免蛋頭了。讀它的人，如果為了這一二萬字，竟廢卻百萬言，就尤其蛋頭。張竹坡兩段話說得好，錄在這裡煞尾。他說：“《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還說，“真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梅》”，“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