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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點評

白雲飄飄範文網 編輯:小景

  我最早讀到的《金瓶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三卷刪節本;爾後讀到台灣影印的六卷詞話本。家裡唯有的一套《金瓶梅》,是香港出的小字刪節本,三卷一函。為了議論這個話題,我看了齊魯書社的張竹坡評註本《金瓶梅》。人文版的《金瓶梅》由戴鴻森先生校點,1985年出版。齊魯版《金瓶梅》由王汝梅、李昭恂、於鳳樹先生校點,1986年出版。人文版共刪去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一字,齊魯版則刪去一萬零三百八十五字。刪去的自然是罪大惡極不堪入目的性描寫。性描寫在《金瓶梅》,應該說,是必要的一部分。因為千奇百怪的性活動,原本就是書中那個惡俗污爛市井畫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書中人物嘴臉性情的表現基礎的一部分。還有,性描寫既是書中世界的一種構成元素,也是那個被影射時代(以宋代影射明代)世風的構成元素。那一時代上至皇帝內宮,下到市井平民,流行病一般漫衍着性放肆。所以,首先是現實的駭人聽聞,才有書中的駭人聽聞。我們不必一定要置這部分《金瓶梅》於死地。不過,即使摘除這部分文字,《金瓶梅》仍然不失為相當完整的文學巨構。直截了當的性描寫在全書所佔比重,不到百分之二。也就是這百分之二弱的文字,給《金瓶梅》製造了可怕的和誘惑性的聲名,使這部奇書成為中國幾大古典傑作中,眾所周知,又最少被閱讀的一種。

  第一批讀到《金瓶梅》的人,都用驚奇的語言表述他們的熱衷和喜歡。這裡頭,包括著名的公安派主將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包括稍前一些的復古派首領、文壇領袖王世貞,以及湯顯祖、董其昌、馮夢龍等為我們熟知的詩人作家。董其昌是目前尚存有據可查的《金瓶梅》的第一個讀者。時任吳縣縣令的袁中郎即是從他那裡借得手抄本的。在致董的尺牘中,袁寫道:“《金瓶梅》從何處得來 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 抄竟當於何處倒換 幸一的示。”西漢枚乘的《七發》是有諷勸之意的賦體散文,中郎此處的比擬可能是着眼於諷世一點上,在我們看來卻不甚切題,頗不類也。中郎對《金》的熱衷是無疑的,而且轉抄在手。此信寫於萬曆二十四年,即1596年。十年後,1606年,他給一位士大夫,也是袁氏兄弟所辦蒲桃(葡萄)詩社的詩友謝肇淛去信。信中有“《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之句,玩笑中藏着認真的追討。同一年,剛剛寫成掌故筆記《萬曆野獲編》初稿的沈德符,尋問中郎《金瓶梅》“曾有全帙否”,中郎說(湖北)麻城劉承禧家有全本。又據謝肇淛跋《金瓶梅》時說,“此書向無鏤版,鈔寫流傳,參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貞)家藏者最為完好。余於袁中郎得其十三,於丘諸誠(志充)得其十五,稍為釐正,而厥所未備,以俟他日”。可見還在汲汲以求全本。馮夢龍後來從沈德符處看到全本,便“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野獲編》)。目前所知的最早版本是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刻本。書名《金瓶梅詞話》,1931年在山西介休縣被發現,由北京文友堂太原分號購得,后歸北平圖書館收藏,現為台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典藏。1933年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馬廉先生集資,以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了一百部該刻本。《金瓶梅》現有的另一版本系統,是崇禎刻本,書名《原本金瓶梅》。張竹坡評點本依據的,就是這一版本。崇禎本是萬曆本的修改本。所謂修改,主要是大量刪減了詞話本中的曲詞,使之更靠近散文本小說。情節上,詞話本第一回《景陽岡武松打虎 潘金蓮賣弄風月》,散文改成《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讓西門慶搶先上場;八十四回中刪去吳月娘遭劫被宋江所救一段,刪得都有道理。五十三回、五十四回亦不同。回目都改得工整了,方言也改得通行了。也有誤改之處。張評本對崇禎本也有小改動,另添有《竹坡閑話》、《金瓶梅寓言說》、《苦孝說》、《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冷熱金針》等總評文字,每一回之前有回評,文內有眉批、旁批、夾批。張評本《金瓶梅》的影響和流行,就如金(聖嘆)批《水滸》和毛(宗岡)批《三國》。張批,有胡批亂批迂腐之批,也有很新鮮很現代之批。比方,他以為不必着意追問作者出處,說“何不留此閑工,多曲折於其文之起盡哉”?屬於文本研讀派。

  《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亦無定論。最早便有“嘉靖年間大名士”、“世廟時一巨公”、“紹興老儒”等說法,統一之點就是非大手筆不足以完成這一部巨作。“紹興老儒”是袁小修在其日記《游居柿錄》貢獻的說法,說“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西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亦自有煙波,亦非慧人不能”。指出《金》有所摹本。雖然尚不能找到更確切的證據,但這樣一部大書,這樣豐富的事迹人物,這樣細碎不苟的筆墨,應該是有相當的原型參照的。否則憑空捏造出一個偌大的家族故事,近於神話了。既有摹本,“亦非慧人不能”,這裡不存在衝突。曹雪芹有家族真跡參照,並不影響其絕世本領。

  《金瓶梅》抄襲了不少曲詞、戲劇、話本,但都是枝葉的,主幹的故事卻是自創。主腦人物中,當然有借自《水滸》的。《金瓶梅》是從《水滸》橫生枝節,另行編撰。《水滸》是男性的世界,女人盡無光彩。梁山幾員女將均乏女性本色,而且一種嘴臉。梁山之外的女人,皆邪惡刁鑽淫蕩,如閻婆惜、白秀英、潘巧雲、潘金蓮等。對女人,《水滸》似乎深惡痛絕,《金瓶梅》又將這一形勢推向極端,女人大世界,那許多女人竟無一個好的。男人雖多是壞臭之蛋,到底也有幾個好人。張竹坡總結說:“有一個李安,是個孝子;卻還有一個王吉庵,是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個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悌弟。”

  《金瓶梅》所寫固然都是不好女人,卻能寫出上下左右高低,盡寫出她們各自的不好來,真是了不起。《金瓶梅》於杜撰對話一項最有本事,盡用女人的自家口吻來交代呈示她們的各自稟性,她們的各懷心事、心口不一。語言之潑辣鮮活,潛台詞之層次豐富,是戲劇大師才寫得出來的。而且,盡用白描和對話,寫盡諸色,卻儘可能不另加褒貶,這份自信和耐心,也令我們吃驚。脂粉堆中,自然還以潘金蓮、李瓶兒、龐春梅最為要緊,《金瓶梅》如此這般:全書一百回,一至九回,算是序幕,到武松誤殺李員外,西門慶跳窗逃走為止。這一跳,跳出《水滸傳》;十至七十九回,才是正文,到西門慶之死為止;八十至一百回,算是大結局。潘金蓮是無可爭議的女一號,在序幕中的戲份就很重,到正文更是無以復加,舉手投足直延續到大結局,八十七回被武松殺死,才告了斷,卻還時時受到陳敬濟、龐春梅的緬懷追憶。有潘金蓮,必有一個李瓶兒。潘李恰成反照,互相映襯,才個個躍然紙上。兩人都是先奸后嫁,都害了親夫,潘只壞了武大郎一個,李卻毀了花子虛、蔣竹山兩位;潘多才多藝,善唱歌、刺繡、彈琵琶,李只有烹制一道酥油泡螺兒吃食的看家本領;潘膚色黑,李膚色白;潘“會放刁”,李“溫克性兒”;潘爭風吃醋,李虛己待人。為歷來批評家不滿的,是李瓶兒嫁西門慶前後的性格變化,據說有天地之別。進西門府之前,李對丈夫大不耐煩,刻薄狠毒不下於潘金蓮。入得西門之門來,則忍氣吞聲,處處小心,直至被潘驚殺兒子,染病身亡。這種起伏頗類似“紅樓”的尤二姐入寧國府前後的變化。乍看是不對,但仔細以人情世理琢磨,卻盡在情理之中。之前是心不在焉,無所拘束,破罐子破摔,之後,有了真心依傍,雖然這依靠是浮浪之人西門慶,畢竟是傾心選擇,自然就一心一意,輕拿輕放了。潘李也並不一味衝突,在李生兒子前,也有很久的和平共處友好往來。李生了兒子后,才風雲再起,終成敵人和對手,你死我活了。李瓶兒是潘的對手,龐春梅則是潘的副手。有一個金蓮,必有一個春梅,為之附屬配合,才有過渡、有變化、有照應。潘與西門慶的場面,包括性場面,總少不了春梅的穿梭、點綴。直到后二十回,春梅才作了大結局的女一號。關於春梅,也有性格、氣質前後不統一的說法,至少見於中國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國文學史》卷中。說是前邊奴才氣十足,後邊卻是貴婦氣十足。這議論不免書生氣十足。春梅固然是奴才,卻是奴才中的上上之選,很有些自以為是的高級奴才嘴臉,所謂心高氣傲與普通奴才不同。比方過節時可以爭得與西門大姐一樣的待遇,穿“新白綾襖子、大紅遍地金比甲”;比方被吳月娘六十兩銀子發賣時,硬是不掉一滴淚。自打做了周守備的妾,又升了夫人之後,神色也是夫人了,卻又仍然保持着奴才根性。比方在永福寺見到家室敗落的吳月娘、孟玉樓,就“插燭也似磕下頭去”,說是“尊卑上下,自然之理”、“奴那裡出身”。

  《金瓶梅》浩浩蕩蕩,矛盾之處破綻之處,的確不少。總起來說,全書的結構是相當嚴整的,“如脈絡貫通,如萬絲迎風而不亂”(張竹坡)。全書涉及的人物之多、場景之多、行業之多、節日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規模之大,又是通過瑣碎之細來填充完成的,甚至於有自然主義的評語給它。以西門慶遺囑為例,這位天字號大惡人,死前一五一十細數他的債務人及所欠數額,真是一絲不苟。所以這一部大書,既有大骨架,又有真肌肉、真毛髮,才造出了一尊活像來。《金瓶梅》是大手筆,卻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張批)。人的最日常之道最根本之道,就是飲食男女。《金瓶梅》專在飲食男女上在最通俗的市井人物上用心,經營出一方煙火氣十足的人間世,為中國文學的寫實主義做了光輝榜樣。《金瓶梅》固然寫色情,其用意絕不在此一端。費卻百萬言,意在房事的一二萬字,也未免蛋頭了。讀它的人,如果為了這一二萬字,竟廢卻百萬言,就尤其蛋頭。張竹坡兩段話說得好,錄在這裡煞尾。他說:“《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還說,“真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梅》”,“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