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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80年代的頭一年，對我印象最深的無疑是兩件事情，一件是我終於可以上學了，自然了，上的是小學一年級，當我在1980年秋季開學季背着母親用幾塊青布手工縫製的書包走進縣實驗小學的時候，我已經是九歲了，此前一年的秋季開學季，雖然每個大人都認為我已經八歲可以入學了，但在報名的時候，我卻被負責招生的老師拒絕了，僅僅因為我的生日是在12月，而在1979年的9月份開學季，嚴格來說，我並沒有達到八周歲的入學要求，就這樣，我的讀書生涯不能開始於1970年代的最後一年，整個一年的時間裡，只能用羨慕的眼神每天看着路過家門口的那些學生，不知不覺中便進入了1980年代，並且在1980年代的第一個開學季，做了這一個新的十年的第一批新生；
雖然是晚了一年走進校門，但我依然顯得很高興；或許是因為窮人家的出身，相對於其他的同學，我表現得很勤快；也或許是因為有過去一年對那些上學學生的羨慕，當我自己可以背着書包上學的時候，讀書的自覺性也明顯的高於其他的同學，於是順理成章的被班主任選作了班長；是的，那個年代，只要你真的學習好，表現好，被任命為班幹部是很容易也很正常的事情。
上學的新鮮感帶來的高興勁是沒法描述的，但這種高興勁並沒有能夠延續多久，便被一件慘痛的事情打斷了，這件慘痛的事情便是二姐的意外去世。
二姐是淹死的，在1980年9月的一個午後，陽光燦爛的時候，二姐在地里做活回來，莫名其妙的就淹死在一個水塘裡面，那一年二姐才26歲，且距離她將要舉辦婚禮的日子不足20天，而我也僅僅背着書包上了13天的課。
說莫名其妙，是二姐往常的習慣，都是中午地里做完活后直接回家吃飯的，那一天卻不知怎麼的跑去了那個池塘撈餵豬的水浮蓮去了；更莫名其妙的，是水塘的水並不深，不足2米，而二姐的身高超過1米7，而且二姐本身還會水；聽母親說，去打撈二姐的時候，母親用竹竿輕輕一撥水面，便見二姐站在了水塘中，且距離岸邊不足半米遠；二姐就這麼站那裡被淹死了，這是一個至今想來都令人奇怪的事情；第三個莫名其妙的事情，是那個水塘是在一個單位的大院裡面，水塘完全就在門衛的視線裡面，且水塘到單位外的街道馬路不過20米的距離；光天化日之下，26歲的二姐就這麼淹死了，門衛沒發現，路人沒發現，這是一個無論如何也難以讓人接受的事情！
這麼一個悲慘的事情的發生，最傷心的無疑就是我的父母了，父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性格，一如《北國之春》里的歌詞所唱的那樣，以至於如今每次聽到《北國之春》這首歌的時候，我的眼前就會不自禁的浮現父親的身影；對二姐的死，父親只是沉默着，悲傷被父親深深的壓抑在心底，而母親的哭天搶地，那一種痛不欲生的情形，在這30餘年間還時常會在我的心底泛起；
二姐的死，記憶里母親哭了幾年，而鄰里之間表達的惋惜，在今天也偶爾能聽到；畢竟，26歲的二姐，在那一條街道上給鄰居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二姐一度是父母最得力的幫手；
二姐沒讀過書，我兄弟姊妹九個，大姐是讀完了高中，緊跟大姐出生的二姐卻為了要幫助父母照看我們這些弟妹們，被放棄了讀書的機會，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母親那些年懷念二姐的時候，經常會念叨，如果也讓二姐去讀書，那二姐就不會淹死了；母親的自責發自肺腑，但我卻知道，在那個年代，像兒女眾多的普通家庭，因了要照看弟妹而放棄讀書機會的現象，是很多的也是很正常的，何況我的家庭本身就是異常的艱難。
我的父母身世都是相當坎坷的。
父親不是本地人，而是本省另一個地區鄉下的；出生的年代，是上世紀的二十年代後期；我那從沒見過面的奶奶，是在父親七歲的時候去世的，而我那同樣從沒見過面的爺爺，則是在父親十四歲那年去世的；父親有兩個姐姐，都出嫁了，在那一個年代，農村裡出嫁的女兒是根本無從照看到娘家的，於是有着兩個姐姐的父親便如同孤兒，被他的一個開雜貨店堂叔接了去做學徒；可是這世間的事，總是禍不單行的，寒冬里父親在贛江洗雜貨店賣的紗布的時候，不小心把腳踝割破了； 割破了腳踝的父親並沒有得到及時的醫治，傷口一直流着膿腐爛着，於是那個堂叔堂嬸便毫不客氣的將父親驅趕了出來；
此時的父親不過一個十來歲的農村的娃，腳上的傷已經徹底的將一隻腿變成了殘疾，走路一拐一拐的；被驅趕出來的父親掙扎着回了村，和兩個親姐姐見了一面，父親的兩個親姐姐也無計可施，畢竟那是在抗戰最艱難的1940年代初期，找一口活命的糧食，對廣大的國人而言，是一件異常艱難的事情；姐弟三個抱頭痛哭一番后，我的兩個親姑姑也只能任由父親跟隨逃荒的人流逃荒去；幾十年後母親在跟我訴說父親的這段往事的時候，用的語句是：他們三個人都認為這輩子再也見不到面了。在母親的訴說中，我分明能感受到當年父親姐弟三個分手時候的那種痛不欲生：這分手分明就是九死一生生離死別！
父親掙扎着隨逃荒的人流南下的時候，母親大概有四五歲的樣子；父親是出生於農村，母親則是出生於縣城；正和舊中國的絕大多數婦女一樣，母親一輩子都沒有正式的名字，母親的前面有個姐，卻不知怎麼夭折了，於是母親一輩子都被別人稱為“二仂”——排行老二的意思；母親的家世本來應該還可以的，因為外公是當時縣城你著名的廚師之一，這一點就可以保證母親一家填肚子的問題勉強可以解決了；但可惜的是，母親的母親也就是我那沒見過的外婆有吸大煙的惡習，吸大煙的脾氣一般都不怎麼好，加上母親那個大姐的夭折，更是讓母親的母親也就是我的外婆性格乖戾，乖戾的結果就是母親從小不但是要做了做家務的主力，且經常是外婆的出氣筒；更不幸的是，外公是個糍粑人（沒脾氣），這就更加劇了母親日子的悲慘；悲慘之外，母親竟然還染上了小兒麻痹症，同樣是沒有得到及時的救治，於是母親的左手腕徹底的廢了，嚴重萎縮；殘廢了左手的母親，並沒有得到絲毫的憐憫，依然是在斥罵和棍棒下以幼沖之齡便開始了忙碌家務，以及照看下面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吸大煙的外婆沒有能長壽，據說四十幾歲就撒手人寰了；外公倒是很長壽的，活到了80年代中期；但在1940年代父親還在逃難路上彳亍而行的時候，母親的家卻被進佔縣城的小鬼子徵用做了司令部；小鬼子之所以選中了母親娘家的這房子，是因為這房子的旁邊，正好是縣城護城河上唯一的那座橋，可以控制住進出縣城的要衝；在鬼子打進來的時候，母親一家照例隨了人流躲鬼子去了；談到躲鬼子的經歷，母親記憶很深刻，前幾年和母親聊這段往事，70多歲的母親依然能清楚的記得，她的母親我的外婆扯了她（當時母親的弟妹們還沒出世）往城外跑，到護城河外往堤壩下茂密的草叢中一滾，整個的人都淹沒在草叢中，鬼子的大隊人馬就這麼從堤壩上過去而沒有發現他們，“小鬼子很蠢的”，母親笑着說，“眼睛只知道看前面”。
鬼子沒有在縣城呆很久，大概是半個月左右的時間，就自動的滾蛋了（另一種說法，是鬼子當時根本沒有到縣城來，來的那一批人是省城南昌一幫壞蛋裝扮的，目的就是趁火打劫，這個說法無從考證，但在江西，南昌人至今被稱之為“南昌鬼子”倒是一個事實。）
鬼子滾蛋了，母親一家也就回到了家裡，日子再度像先前那樣的過着；而這個時候，逃荒南下的父親已經在母親出生的這個縣城中唯一的一個天主教堂以執役的身份生活了幾年了；父親選擇這個縣城留下來，並不是逃荒的人流都到此為止的緣故，實在是一千多里的逃荒路，加上嚴重的飢餓與營養不良，和缺乏治療，使腳踝的傷口進一步的腐爛，再難前行；這個縣城裡天主教堂的神父在教堂門口發現了奄奄一息的父親，並將父親抬進了教堂，給父親的傷口敷上了消炎藥粉；小小一包消炎藥粉雖然沒有能徹底醫治好父親的傷口（神父也無意在一個流浪少年的身上花費太多的精力和資源），但好歹挽救了父親的生命，略微恢復后的父親，便順理成章的成了教堂里的一名執役（不是神職人員），靠每天里打掃教堂換取一口活命的飯吃。
母親是在她14歲那年嫁給父親的，那時候，解放沒幾年，而母親的母親也是就是我的外婆，已經去世了好幾年了，畢竟，有吸大煙的惡習，那性命就真由不得自己了。現在的人想14歲的年齡嫁人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在剛解放的那個年代，舊社會沿襲下來的這個陋習依然還是有市場的，且這種現象當時還相當普遍，沒人會覺得有什麼不妥當；給父母做媒的那個女的，是教堂里的一個老執役，前幾年才去世了，活了差不多一百歲；據母親說，她嫁給父親的時候是懵懵懂懂的，而娶了母親的父親對於家的概念同樣是含糊不清的，甚至在大姐出世后，父親對家的概念依然不是很濃重，依然是只顧着自己在教堂里能吃上飯就行；多年以後母親還經常會提起一年大大年夜，父親從教堂提了一隻尺把長的魚扔給她過年，自己跑教堂里吃去了，而家裡的米缸里一粒米都沒有，更沒有什麼油鹽醬醋，十來歲的母親只能將那隻魚清蒸了無滋無味的吃了下去，真正是過了一個清湯寡水的年。
教堂後來被取締了，父親和母親都被編入了城市蔬菜隊里；父親母親所在的城市蔬菜隊和農村的生產隊是不同的，類似於半個工人的身份，但是卻不是拿工資，而是拿工分，靠工分在月底年底領取報酬；母親是個左手殘疾的勞力，但做事情卻一點都不輸於別人，聽蔬菜隊的老人講，母親挑起150斤重的擔子依然可以快步如飛，絲毫不會感到沉重，拿的工分往往比一般的男社員都還要高；每次聽到這些往事，我都暗暗驚訝身材矮小的母親哪裡來的那麼大的幹勁。
後面便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的出生，然後是我四兄弟的出生，最後的一個妹妹做了拖油瓶，那已經是七十年代末期了；三姐出生后只活了三歲，一次去看別人家殺豬，被石頭砸傷了腳趾頭，父母忙於地里的耕作，沒有及時發現，耽誤了治療，最終引發了破傷風不治，而四姐出生沒幾個月，卻在一次喂東西的時候被食物噎住了，搶救不及時，不幸去了；對於母親來說，兩個活生生的女兒就這麼沒了，這是相當殘忍的事情！可誰會想到十多年後二姐也遭遇不幸，母親的這種傷心欲絕撕心裂肺，是非常容易理解；而二姐去世后的那幾年，母親每每於每天下午忙完家務后獨自坐在家門口邊泣邊訴哭念二姐的情形，則一直深深的烙在我的心底深處。
母親獨於二姐的懷念如此濃厚，是和二姐的能幹孝順分不開的。
父母由於操勞於蔬菜隊的地，根本無暇照看我們；在大姐上學后，二姐便自然而然的承擔起照顧弟妹的任務來，且不但是要照顧弟妹，稍微大了幾歲，便開始要學着做飯（做飯這活，對於我們兄弟姊妹而言都是小時候的必修課），再大了幾歲，便要開始到地里去勞作了；每天里起早貪黑的，早上得給我們做好早飯，然後便去趕往地里；晚上得幫着父母把第二天要賣的菜都採摘好整理好，還得趕回來做好晚飯，辛勞貫穿了她整個的生活；二姐家務活固然做得漂亮，地里的活也一點不遜色於別人，澆菜點種、餵豬養雞樣樣都是一把好手；二姐的性格是父親那般的沉寂，而做事卻是母親那般的潑辣，在對待鄰里方面，更是獲得了一致的好評，無論哪家需要幫助了，二姐都是主動的去幫忙做事情，照顧鄰里的小孩她做過，照顧鄰里的老人她也做過，幫鄰居老人挑水，替患病鄰居做飯，在她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也就不難理解在二姐遭遇不幸后，為什麼鄰里們會感到那麼的悲痛與惋惜，時至今日，我還記得二姐的喪事上那些年老的鄰居抹眼淚的情景；甚至於事過30餘年後，記得此事的鄰居談起二姐依然是傷感不已嘆息不已。那時候的自己還是懵懂年華，懂事之後，才曉得那就是真正的“對好人的評價”！
在大姐出嫁后，經大姐夫的介紹，二姐曾經有過短暫的做過臨時的公路維護工的工作經歷，替別人頂了幾個月的班；酷熱的夏天裡，二姐一掃馬路就是大半天，驕陽炙烤的那種感覺，根本是相當難以忍受的；但二姐卻再酷熱的天也捨不得在外面花上一個子兒買上飲料來解渴解暑，領到的工資總是一分錢不少的交到母親的手上；要知道，那個時候的所謂礦泉水也就幾分錢一瓶而已，西瓜是論一毛錢幾斤賣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在二姐的身上被演繹得淋漓盡致！
二姐本已處好了對象，雖然也是做媒介紹的，但兩個人的關係卻處得相當甜蜜，且準備那一年的國慶辦了婚事；而不幸卻在這個時候發生，這種痛，這種恨蒼天無眼的感覺，在懂事之後，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難以揮斥。三十餘年間，每次於清明去給二姐上墳的時候，這種感覺就愈發的強烈；這幾年看着二姐的墓碑歷經歲月後已經逐漸往下沉了去，滄海桑田、造化弄人的悲愴感也愈發的濃厚了！
二姐的死是我在放學的路上聽到鄰居對我說起的，那一刻我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認為是鄰居對二姐的咒罵，於是我立馬跳起來罵那個鄰居；到得家裡，才知道一切竟然都是真的，早上上學前看到的活生生的二姐，已然變成水塘邊一塊白布下遮蓋着的一具了無生氣的屍身！年幼的我，被勸阻不得靠近出事地方，也不得近二姐的屍身；遠遠的那一望，就是我送二姐的最後一程！
二姐的喪事是在大姐夫的主持下和母親鄉下的那些親戚的協助下料理完的；喪事期間，母親是徹底的沉浸在悲慟中，而父親則是悶着頭一個勁的抽他的煙，從白天抽到昏暗的燈光亮起；煙袋裡的土黃煙絲迅速的減了下去，父親額頭的皺紋也一直沒舒展開過；按着鄉俗，二姐出殯的時候，父母都不能相送的，乃至於二姐歸葬的地方，父母也無從具體的知曉；到第二年清明的時候，父母抑制不住對二姐的思念，扯了我那年幼的小妹，按大姐夫大致說的地方去找二姐的墳頭祭奠，於距離縣城數里之外的墳山找了幾乎整整一天，依然沒找到二姐的墳墓，直到大姐夫趕去，父母才得以了卻了清明祭奠二姐的心愿。
那個水塘不久就被填平了，再隔了十來年，表哥做了那個單位的領導；縣城更加繁華，人群更加熱鬧，但再沒有人會記得那一塊填平的地面曾經是一個水塘，那一個水塘曾經在一個陽光灼熱的午後奪去了一個花季少女的性命！甚至，表哥對此的印象都模糊了起來，只有我們家人的心底，永遠有那麼一口水塘的存在！
存在的還有母親關於二姐之死的另一個敘述。
在二姐入土為安之後，母親在情緒稍微平復后，對人們講述了她的一個經歷：在二姐去世的前一天晚飯，大概在凌晨兩點的時候，母親突然於沉睡中醒了過來，隨意一瞥間，赫然看到窗戶上有一個身影，那身影讓母親感到是那麼的熟悉，分明就是二姐站在窗戶外面往裡面打量的情形；可是看透過窗戶照進屋裡的皎潔的月光下，二姐分明在窗戶下的床上安靜的睡着！母親的驚詫蓋過了這一詭異景象帶來的恐懼，立馬披衣起來開門出去，門外卻空空蕩蕩的了無一人，但一陣踢踏踢踏穿拖鞋走路的腳步聲卻不斷的傳進母親的耳朵，以一個母親對女兒的熟悉程度，那腳步聲分明是二姐的腳步聲；而腳步聲是往屋的拐角處沿着家裡旁邊的那條馬路去往東邊的方向；母親趕緊追了出去，而皎潔的秋月照耀下，馬路上依然是空空蕩蕩了無一人，腳步聲卻在此時消失了。此時的母親才感覺到一陣恐懼，趕緊回了屋裡閘了門，再次確認二姐正在窗檯下自己的那張床上熟睡之後，母親才回了床上去繼續睡覺，但一夜卻再也難以入眠了。
而第二天，二姐就出事了。
母親的敘述加上二姐站在水塘中死去的情形，使二姐的死充滿了詭異，而答案卻是至今都無從尋找！
年輕的二姐花季的生命隕滅於一場至今令人無法思議的事故中，而生活還得繼續；喪事處理完之後，父母依然要忙於地里的勞作，我們兄弟幾個也依然還得繼續各自的學業，最小的妹妹則也在幼兒園裡開始了她的學生生涯；
相對於二姐的連學都沒得上，小妹在讀書方面無疑是家裡最幸福的一個了；隨着70年代末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幕拉開，城市蔬菜隊也解散了；矮小的母親做事情卻充滿了魄力，毫不猶豫的將微薄的遣散費在城外購買了郊區一個生產隊的幾畝薄地，繼續耕種生涯，不同的是，這樣的耕種不再是掙工分了，而是完全徹底的為自己謀生計，每一份收成都是自己的收入；父母不分晝夜於地里的操勞，加上我們兄弟姊妹們於課餘時間也在地里的勞動，使家庭的狀況終於有所好轉了，經濟上的有所結餘，讓年幼的妹妹也終於有了可以去上幼兒園的機會，雖然只是上的居委會辦的簡陋的幼兒園，但對於我們這樣的家庭而言，已經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了。至於小妹每個星期六放學的時候幼兒園發的那幾塊洋餅乾，往往會讓我垂涎不已，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便會從妹妹的手上忽悠個半塊餅乾來解饞，這樣做能成功的機會還是很少的，而一旦被母親發現了，便會受到幾句責罵，畢竟，父母都是最疼最小的孩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