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任公
胡適先生在其個人自傳《四十自述》中寫道：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着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胡適先生說的梁先生就是梁任公即梁啟超也，我們學史知道任公參與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學文讀過他的《少年中國說》，除此對任公知之甚少。初讀任公便如胡適一樣，不得不跟任公走、跟任公想，陸續選購任公十餘本著作，疑為現代人攢的，有兩本竟然不同書名內容卻一致，“山寨”文化的霧霾中恨不得任公真容，所幸內容裁自任公原文，尚能從中採集到任公的思想。
任公早年師從康有為，除了學些之乎者也，亦涉足政治，參與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積極投身政治改良運動。任公認為“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於是辦報講學以開民智，戊戌變法失敗東渡日本，在日本接觸到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社會學等現代學科，感覺如“幽室見日”，視界為之大開。其師康有為漸趨保守，淪為保皇派，任公則把住了現代國家發展的脈，尋求到了中國政治革新的根本出路——憲政。任公談憲政不像當代學者止於清談，他創辦《新民叢報》、《新小說》等雜誌，不顧清庭的嚴禁從事新政宣傳，啟蒙像胡適這樣的後世學者。任公深知：“夫既已知舍改造政府外，別無救國之圖矣，又知政府之萬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業，非可以責望於君主矣。”身體力行創辦“政聞社”，主張建立責任政府，倡導憲政思想。任公厲聲敬告清政府：“政治現象若仍此不變，則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果不其然未及宣統五年有着幾百年根基的清政府轟然倒台。任公的憲政思想百年後的今天再讀依然是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當代憲政言論仍難以望其項背。
“當年中日甲午喪師，國人敵愾心頗盛，而全瞢於世界大勢。”袁公世凱先生髮起“強學會”欲改良國政，任公為之撰稿，后“強學會”被清庭封禁，任公是否因此與袁總統結下機緣不得而知。任公受袁總統的器重，官拜司法總長。任公也支持袁總統鎮壓革命黨人，宋教仁被刺，任公被列為袁總統之後的第二嫌疑人。任公終究是個學人，自己也認識到性格不適合政治活動，他辭去了官職，也婉拒各界要他出面重組新黨，收拾民國之初政黨紛爭亂局的重託。但是當袁總統稱帝，背離了憲政理想時，即進京勸阻，斷然拒絕巨款的賄賂，面對使者的威脅，任公坦然笑曰：“不願苟活於此濁惡空氣之中。”覺得“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任公掩護其學生蔡鍔將軍脫離袁總統的嚴密監視去雲南召集舊部舉起護國反袁的大旗，自己也尋得機會擺脫政府爪牙“偷渡”（任公自述語）南下說服廣西、廣東獨立。 任公有一個中國夢，那就是憲政夢，並為此不惜捨棄生命來捍衛。
歷史似乎是個輪迴，今又逢甲午年，國人對日敵愾之心依舊很盛，但民眾依舊是不肯讀書，依舊是瞢於世界大勢，即便有學者卻沒有行為，無論報刊、雜誌都見不到憲政的宣傳，更沒有像任公那樣敢於用生命堅守憲政的夢想。嗚呼，任公千古！
作者：王瑜
2014年2月作於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