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速成教育”陳宣章
2012。4。21。《新聞晨報》A6版“廣告”整版是“數學速成”。現今，這類軟廣告非常普遍，有：鋼琴速成、駕駛速成、書法速成、作文速成、漢語速成、英語速成、計算機速成、英語口語速成、藝考速成、司法考速成、論文技法速成、成人教育速成、學歷（大專本科）速成、農村素質教育速成、國家公務員考試速成……凡是有應試教育的地方，都會有速成教育。這大概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速成教育究竟效果如何？爭論非常激烈。
人的一生有四個法定年齡：7周歲入學；16周歲領身份證，表示“成年”；結婚最低年齡；退休年齡。后兩者有性別差異。
自妊娠最後3個月至出生后1。5-2歲是腦發育的最快時期，也是最為關鍵的時期；6歲左右，大腦半球的一切神經傳導通路幾乎都已髓鞘化，刺激可以很快地、準確地由感官沿着神經通路傳到大腦皮質高級中樞；一個人的神經系統發育在4周歲左右最重要，7-8歲兒童大腦半球繼續發育，接近成人的腦重，神經細胞分化基本完成，並出現許多新的神經通路。所以，2-6歲是一個人智力發育的最重要時期，也是良好習慣的最佳養成時期。從這一點講，託兒所、幼兒園不能僅僅作為雙職工減輕家務負擔的場所，而應該是人生教育的重要階段。從民族長遠和國家整體而言，把學前教育列入“義務教育”意義重大。
禁止使用童工，這是國際通則。但是，16周歲獨立進入社會還是過早。結婚最低年齡（男22女20）是因為身體、心理上都趨於成熟，對自己所做的事能負起責任。當然，結婚最低年齡與某人實際結婚年齡不同，提倡晚婚晚育是從國家、民族、社會整體考慮的。國家安排青少年7-20或22周歲的教育制度是循序漸進。小學、初中義務教育，初中以後分化成高中、職校兩條線。這些基本上符合大多數青少年就業前的狀況。
速成教育中，絕大多數是“教育者”的觀摩作秀或者牟利行為，不可信。著名教育學者張文質認為：“教育是一種慢的藝術。”也就是用“心”“做”的藝術。學生的成長需要教師花費許許多多“水磨”工夫才能潛滋暗長。教育家劉鐵芳強調：教育是對人類發展史的“復演”，不要抄近路走捷徑。要讓教育對象（不光是青少年）較為充分地經歷從懵懂、混沌到逐步開化、聰明起來的過程。
所謂“速成教育”，是造成現今基礎教育種種問題的最根本的癥結所在，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教育問題和弊病，都能在這裡找到源頭。
不但速成教育有虛假作秀與牟利行為，就是基礎教育也有此癥結。例如：某地方黨報的領導幹部擬任職務公示中，**47歲，17歲就大學畢業；**52歲，15歲就參加了公安局工作。可信嗎？廣告上，“快樂超速學習法創始者何德耀”是13歲（1977年）考上中國科技大學。1978年中國科技大學首次成立少年班，破格錄取的少年，最大的16歲，最小的11歲。那位17歲就大學畢業的**是哪個大學畢業的？那位15歲就參加了公安局工作的**竟然是“童工”。當然，現今“學歷”可以速成（國內有，國外也有），更可以造假。現今，什麼文憑、證書都可以買到。速成教育是“學歷速成”還是“才能速成”，誰能搞得清楚？速成教育的“畢業證書”有法律效果嗎？速成教育還是要拿出“才能速成”的成果來才能令人信服。
不可否認，古今中外極少數智力超群的“神童”確實存在，駱賓王7歲作詩：“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拔清波。”駱賓王一生文采橫溢。古時還有一個“神童”喪仲永，但是後天沒努力。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也出了許多人才，不能因為少年班極少數畢業生的“不幸”命運（“神童”寧鉑出家為僧、干政“自我封閉”、謝彥波“有心理問題”），而質疑少年班是“揠苗助長”。但是，把特例與一般混同，就是詭辯。對一個沒有基礎的青少年搞速成教育就是“揠苗助長”。當然，那些基於牟利行為的速成教育，連“苗”都是病苗，就不需多講了。那些竟然可以代讀代考的“成人MBA班”等等，不比速成教育更加“速成”？
中國最年輕的大學生張炘煬，13歲在北京工業大學攻讀碩士學位，16歲又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錄取攻讀博士研究生，再次創造了奇迹。然而，張炘煬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顯示出幼稚和不合理的思維。他幾次以輟學威脅他的父母為他在北京買房。由此引發了速成教育的一場爭議。其實，就一個特例去爭議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本身就不合理。一個16歲的青年學生，幼稚和不合理的思維很正常，更何況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學術上，他的社會學思維肯定不如專業學術的邏輯思維。他的社會思維是周圍環境影響的結果，又缺乏家庭、社會在這方面的教育，顯得不成熟是必然的。所以我認為：學校應該給予他這方面的補充教育，不能苛求；也為了國家與學術的需要，在生活上應該給予他優惠照顧。
隨着信息時代到來，生活節奏加快，人們越來越追求高速度，追求立竿見影的成功。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使許多人變得浮躁而茫然。但是，教育不能像快餐店那樣，用事先準備好的佐料，見來要吃飯的人，每人來上一大碗，填飽肚子就完事。教育本身就有“一般和特殊”的問題：一個班級中，學生參差不齊，教師既要統一教學，又要兼顧個體。對於家長來說，就完全不同，注意力只有自己的孩子。為了孩子的學業，不明事理的學生家長爭先恐後，對速成教育趨之若鶩，企圖藉助種種速成，給孩子買上這些書，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教育本身是一項系統工程，是一項長期工程。按照古今中外教育的一般規律，教育者唯一能做的事是摸清認知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之間的聯繫，然後在適當時候實施適當教育。教育的真正意義是給受教育者提個醒。例如：語文教育，在字、詞（包括成語等等）、句（包括語法）、修辭、邏輯的基礎上，教授作文知識；數學則是在數、運算符號的基礎上，教授各種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企圖用“作文速成”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則是妄想。古今中外，有哪一個作家是“速成”的？數學教學中，最重要的是掌握方法（分析、解決），題海戰術是事倍功半，但是“速成”也無捷徑。數學教育中，每次擴大範圍：自然數→整數（加上負整數）→有理數（加上小數）→實數（加上無理數）→複數，學生都會受思維慣性影響，逾越困難。一旦逾越成功，思維發生飛躍，方法迎刃而解。生動、形象地幫助學生完成思維飛躍，不能歸入“速成”，而是改變低劣的教學方法。誰違背了這一教育規律，誰就會受到規律的懲罰。
我們的教育不是單純的智育，還有德育、體育。孩子優良道德品質和良好行為習慣的養成，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斷引導、強化、熟練、習慣的積累之下形成的。孩子的德育，還與教師、家長本身的“以身作則”有關，與社會的道德風尚有關。現在許多孩子的理想是當老闆，不願當普通勞動者。那麼，一切德育都像拳頭打在棉花上。
在智育方面，人的學習有許多無法超越的規律。例如：基礎知識、基本概念必須花大量精力記誦才能牢固掌握；各種能力必須依靠大量紮實的訓練才能提高。現代社會需要“T”型人才，上面一橫代表廣博的相關知識面，下面一豎代表從事的專業有精深的知識；另外，知識與技術又有不同。一個醫學生懂得醫學知識，不等於實際操作能力。這些，都是無法“速成”的。以前，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中國大陸第一所開設八年制臨床醫學專業的學校，畢業生進入（協和醫院）臨床實習一年，考試合格成為C級住院醫師。之所以稱為住院醫師，就是24小時在醫院。經過3年臨床實踐，考試合格成為B級住院醫師。再經過3年臨床實踐，考試合格成為A級住院醫師，才獲得5年後晉陞主治醫師的資格。這樣嚴格訓練出來的醫師，加上醫院嚴厲的醫德監督，會是庸醫嗎？一個臨床醫學專業的醫學生要讀38門課程（基礎和臨床），這是能速成的嗎？臨床經驗的積累更不是能夠速成的。
同樣一個人的寫作能力、人文素養也是無法速成的。沒有一定量的閱讀積累，沒有文學理論基礎，沒有對社會深入調查和深刻思索，怎麼能夠寫出高質量的文章。一個園藝師懂得：一棵花從種子到開花必然有一個漫長的培養過程，急不得。教育常常也是靜等花開，千萬不能揠苗助長。
教育“速成”是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思想作祟的結果。功利導致狹隘，導致社會虛假之風。現在有許多所謂的“學校”，用廣告開路，借個例說事，只會收取高額學費，等到學生家長發現實質，為時晚也。經濟損失以外，浪費了孩子寶貴的時間和精力。
要提高教育質量，對教育制度、師資質量作深刻反省十分必要。我們的中小學教師，平均素質較低。美國的教師，需要獲得教育學碩士學位才可以擔當，而我國有些地方的教師連初中也沒有畢業（黃光裕老家就如此）。一個連《教育學》、《教育心理學》等等都不懂的教師，只知道教材、教案，怎麼提高教育質量？現在學校中，學生為了老師而學習，學生為了家長而學習，書包沉重，學生思想更沉重，做不完的作業考不完的試。
我孫女作了一首詩《墨趣》：“墨非‘黑土’能著書，趣豈‘走取’引人讀。從來知識‘墨’中求，自古人才‘趣’里出。”可是，現在學校在應試教育的陰影中，學生沒有學習興趣，如何提高教育質量？
媒體上介紹美國的小學教育，與我國大相庭徑。我不是崇洋媚外，但是確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一個沒有教材和死板教育程序的小學，學生畢業論文題目《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學生們竟然交出20多頁的論文。
相反，清末大批留日學生質量低下，源自於當時日本留學生教育的特性：1。教授內容非專業知識，而是普通知識；2。速成教育；3。僅是中等教育。當時，中國方面希望速成人才，日本方面鼓吹速成教育。面向中國留學生的教育機構，紛紛開設了一年半、一年、甚至八個月、六個月的速成科。有的在數月之內，甚至還有的竟在數日之內，對連日語都聽不懂的學生，通過翻譯將教學科目的大致內容講一下，就發給畢業證書。據1907年清政府的奏摺記載，當時留日學生的情況：“學習速成的佔百分之六十，學習普通的佔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學輾轉無成的佔百分之五六，升入高中或專科學校的佔百分之三四，而升入大學的僅佔百分之一。”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科學上，文憑不是主要依據，真正代表水平的是能力。可是，現今另一條“捷徑”是海歸。究竟是高內高等教育出了毛病，還是人力資源領導的思維出了毛病？
我們的教育經費花在一年一換的五彩教材上，花在無休無止的作業、考卷上，花在定時定格的教案、教課上，還花在用處極小的英語普及教育上。我曾經專文反對全民學英語的制度，提出：1。開發中英、英中同步翻譯的帽式微電腦，作接待外國人的口語用；2。培養一定數量的英中各專業翻譯隊伍，讓各行各業專業人員及時看到國外科技的現狀。這樣，學生可以減輕學習負擔，更好地學習漢語和各種科學；各行各業專業人員可以減輕學習英語的負擔，把更多精力放在專業上。
一方面風行速成教育，另一方面卻讓學生浪費大量精力、時間於“全民學英語”的錯誤制度。這真是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