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地鐵里的槍聲》有感
如果你有濃厚的興趣想要了解美國的司法審判制度，不妨拜讀一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喬治·P·弗萊切（GeorgeP.Fletcher）所着的《地鐵里的槍聲》（ACrimeofSelf-defense）（陳緒綱範文潔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如果把它作為一本故事書來看，則它無疑是冗長而枯燥的；而作為一本法律參考書來看，則顯得相當有趣。該書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從全方位的角度，描述了戈茨案的整個審判過程。當然，作者是試圖以戈茨槍殺案一案的真實案例，通過站在不同的視點和角度展述和分析，到底案中被告戈茨是正當防衛還是持槍殺人？從而揭示法律的真諦：一紙陪審團的裁決和法院的判決，是否實現了真正的正義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成功地把公眾的激情從復仇行為導入法律辯論的領域。但是，對我來說此書最有價值的是，通過作者對戈茨槍殺案從1986年12月陪審員預選至1987年10月做出初審判決的長達10個月時間的審判過程的事無具細的描述，期間夾雜了大量的法學屆、社會各階層的反應和充滿思辨色彩的分析，彷彿是美國司法審判制度的一面三維顯微鏡，向我們清晰、詳盡、全方位地透視了美國司法審判中的幾乎每個方面。對一個意欲探悉英美法系司法審判制度的人來說，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該書首先從一個真實的案例展開：在20世紀80年代，紐約市公共秩序瀕臨崩潰，各種犯罪在這個城市的角落裡不斷上演。而地鐵更成為紐約的"地獄"，這裡平均每天發生38起刑事案件。對此，紐約市民心存恐懼卻只能痛苦忍受。當其他人只是幻想着如何應對時，一個人卻以開槍做出了回擊。1984年12月22日，身材瘦弱的工程師伯恩哈德·戈茨（白人）搭乘地鐵時，四個年輕人（黑人）靠近了他並向他索要5美元。戈茨拔出了隨身攜帶的手槍……四名年輕人受傷（其中一人送醫院后不治死亡）。當社會的不公缺乏公共機構的解決，來自私人的復仇便滿足了人們對秩序和公正的渴望--戈茨成為了大眾英雄。但與此同時，他也面臨來自法庭的審判。戈茨僭越國家維護法律和秩序特權的行為，究竟是正當防衛，還是持槍殺人？
在《地鐵里的槍聲》所及的眾多視點中，我最感興趣的便是英美司法制度中的陪審團制度，作者對此進行了極細微的描述，他甚至參與了陪審員的篩選。在這裡，我們可以很難得地獲取到關於從篩選陪審員到陪審團作出裁決的極其生動具體的詳盡資料。
在戈茨案中，初步篩選陪審員的地點便位於離最接近槍擊發生地的一個地鐵站--錢伯斯大街站不遠的中心大街上的刑事法院大樓。篩選者是該案的法官（斯蒂芬·克蘭法官），雙方的律師，一個法院案件報道人，一兩個研究者，陪審員將從曼哈頓的居民中選出。作為篩選者，他們首先要考慮的便是，被作為篩選對象的、可能作為陪審員的公民，在來法院大樓的途中將路過報亭，可能會看到有關報道大眾英雄戈茨的案件的新聞頭條，到底會否因此而受到影響。從超過三百多個候選陪審員名單中挑選陪審員的程序一開始，他們就得到警告不要盲從公眾對這個案件的評論意見，也不要跟他們的朋友和家人談論這個案件。"他們被慢慢地帶入司法制度的莊嚴職責中。最終作出裁決的權力將屬於他們，也僅屬於他們。"
篩選陪審員，首先要看他們是否有能力且願意履行陪審員職責。他們的僱主會允許他們離開五到六周嗎？他們是否會因此遭受經濟、家庭、或職業上的困難？陪審員參加審判的規定時間只有兩周，較兩周更長的案件審判，則需要志願者承擔義務。如果他們願意履行陪審員職責，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考察他們對被告是否太過傾向或過於反對。訪談將在相對比較私密的環境中舉行，這樣陪審員可以暢欲言，而不必使得其他正在等待的候選人感覺尷尬或受到影響。
篩選陪審團的目標，就是要找出不偏不倚和沒有偏見的陪審員。不管在實際上能否實現，法律仍然相信這樣的觀念：陪審員裁決事實，彷彿他們並不透過自己個性的窗口看塵世。然而，在實際中，只有法官需要恪守對客觀性的官方信念。律師們自然尋找那些偏向他們這一方的陪審員，但又不能太過，否則會遭到對方律師以偏見或理由提出異議而被剔除。在陪審團最後宣誓就任前，每一方都可以提出申請剔除某一陪審員，可以依據好的理由。在戈茨案這各類型的案件審理中，也可以不由分說地剔除15名陪審員，而不需要給出任何理由。
戈茨案中，初步篩選程序從1987年年初至3月初才完成，留下來的135名候選陪審員名單，或多或少能夠履行陪審員職責，或多或少不那麼存有偏見。他們在3月23日回來接受第二輪篩選，也就是公開的審查。當陪審團篩選的公開階段開始后，克蘭法官向律師們解釋了規則。18個潛在的陪審員將從大名單中隨機挑出，將在陪審團席就座。克蘭法官和雙方律師向其提問，以誘使其表現出偏見，然後他們便到隔壁的法庭去一個個地考察陪審員。每一方都可以提出理由質疑和剔除一名陪審員候選人，如果克蘭法官拒絕了該方的反對意見，這一方就得決定他們的反對是否足夠強勁，而需要動用他們的15個絕對質疑反對機會中的一個。一般而言，克蘭法官傾向於同意附理由的申請。如果某一陪審員通過了這一審查，他或她就可以進入12人的名單中。每一方都不得臨時接受某一陪審員，而到最後階段運用額外的質疑反對機會來重新剔除名單中的那一人選。
在陪審團篩選的關鍵階段，被告戈茨聘了一位心理學家作為顧問，他的任務是幫助辯護律師根據最後的分析，更好地判斷是哪類人，以及具體哪些人會視槍擊為對刑事犯罪的防衛反應，而非看作是不負責任以及敵意的行為。他篩選陪審團的首要標準是某一陪審員是否會更可能認同犯罪的受害人，而不是加害人。
檢察官篩選陪審員的標準則直截了當。他明顯偏好那些未曾成為犯罪受害人的人。注意到案件中的政治因素，他傾向於那些理解攜帶武器的槍手在地鐵里昂首闊步所帶來的公共危險的人。他注意讓遭到過搶動的受害人不要進入陪審團。但曼哈頓各區犯罪活動的受害人實在是太多了，很難找出一個陪審團對戈茨的困境是沒有同情的。
由於被告與受害人屬於不同的種族，在篩選陪審員時，還要考慮種族問題。為了澄清陪審員曾受害過的刑事犯罪的種族上的含意，克蘭法官把每一個犯罪受害人叫到審判席前，詢問加害他們的罪犯的種族情況，這樣他們可以說話不會被其他候選人聽到。詢問這一問題的要點在於：考察候選人是否將種族歧視與對犯罪活動的恐懼聯繫起來。而美國各州法律對以種族因素排除陪審員的規定並不一致，根據當時紐約州的法律，被告可以有系統地把黑人（受害者種族）排除在陪審團之外，檢方不能對這種歧視行使絕對質疑反對權。
總而言之，檢方和辯方對於對方所要尋求的陪審員類型都有妙策，他們在挑選陪審員時經常要憑直覺作出判斷。雙方都充分利用篩選陪審員的過程中可以與陪審員直接講話的機會接近陪審員，跟這些擁有裁決權的人建立友好的個人關係，教育他們一些將來會主導審判的道德和法律問題。每個人都參與到這個教育陪審團的過程中，法官和律師都要求陪審員表現出區分信息的相當能力。他們必須把他們自認為已經了解案件的情況，與他們在庭審中所看到和聽到的證據分別開。在大部分教育陪審員的問題上，辯護律師、檢方都與法官合作，形成統一戰線，來維護已確立的原則以及法律上的區分。但相互競爭的雙方律師不可避免會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來與陪審員交流，以讓陪審員們得到一些律師想讓他們接受的觀念。而法官則會警告他們在篩選陪審團的過程中對對方當事人使用貶稱是不合適的。最後，當第12名陪審員確定后，挑選陪審團的工作就完成了。經過幸運式的抽籤，他們的其中一人將成為陪審團的主席。
挑選陪審員的漫長過程結束后，提示案件事實真相的時刻--庭審終於來臨了。4月27日，陪審員宣誓就職，控辯雙方向陪審團做開庭陳詞。然後陪審員便要在檢方和辯護律師雙方之間的唇槍舌戰、互相攻擊和律師自導自演的事實陳述之中分辯出事實的真相。律師還要對證人作證的順序作出決定，並像導演那樣在排練中指導這些證人，帶領這些證人逐漸適應他們的角色。在庭審中，如果自己一方的證人不能表現出律師所期待的那樣，律師是不能提示的，禁止提誘導性的問題。但在交叉盤問中有質疑之處時，律師是可以提誘導性問題的，他們還可以常常很傲慢地要求證人回答"是"還是"不是"。一般而言，辯護律師對交叉盤問比對直接盤問要強，他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反擊公訴方的證人。
在庭審中，陪審團將會看到檢方展示的證據，如被告和受害人的供狀錄音和錄像。這種證據大部分在庭審開始前都秘而不宣，除了律師和法庭官員外，沒人看過這些錄音帶和錄像帶。甚至辯護律師也只是在庭審開始前不久，才知道所有那些證人是什麼人。供狀錄音帶是陪審團聽到的對當時發生情形的最為詳細的描述，錄音帶不僅復現了當時槍擊的細節，而且也讓陪審團對被告的個性有一個異乎尋常的洞察。供認狀本身為辯護律師提供了辯論意見，以反擊檢方傳喚的證人在案件的某些事實方面對被告方衝擊的作證。
供認狀是中立的，有待於對被告有利或者不利的解釋和辯論意見，證人的作證也是如此。檢方傳喚了案發當時以及之後所有能找到的目擊證人來作證，而不管他們的證詞是否可能強有力地支持檢方的公訴。一旦檢方完成了他對證人的直接盤問，辯護律師就開始從證人中尋找對被告方有利的材料。當檢方完成證據出示和對檢方證人作證完畢后，提交證據的主動權轉到被告方。
隨着所有的證據提交給法庭，案件的主要爭點便一目了然。陪審團要依據他們在庭審中所聽見和看見的證據和辯論來作出裁定。他們無權在作出裁定的討論時，依據他們在庭審前聽到或讀到的案件事實來裁定。在庭審進行過程中，他們被禁止了解媒體對案件的報道。有很多材料他們不知道或者是本不應該知道。他們所得到的信息是通過相關性和適當性法律規則過濾后提供給他們的。他們根本不知道究竟是些什麼信息避着沒讓他們知道，以及原因何在。
陪審團審理既是一種高形式的民主，也是一種最赤裸裸的審查制度。陪審團對被告是否有罪表達出社會的聲音，但同時，在庭審中，陪審團也不斷遭遇法庭中的審查。有時候，這種審查就當著陪審員的面進行。雙方律師走近審判席，在法官那裡私底下辯論。無論是複雜的，還是只是持續幾分鐘的辯論，陪審員得離開法庭，回到陪審團審議室。他們在那裡一直等到被重新叫回到法庭，而不會被告知在他們離開法庭時，法庭作出了什麼樣的裁決。這種對於陪審團應該知悉哪些作證的辯論，反映了對抗制司法的精神。在歐陸的糾問式審判制度中，從未將最終的裁決權交給一群不懂法律的陪審員，他們對於庭審中的證據聽審比較隨意。而在對抗制審理中，律師大有文章可作。他們不僅向這些不懂法律的陪審員呈堂證據材料和說服他們，而且還必須對他們這一面案件事實所採納的證據範圍，動輒爭來吵去。在這種辯論中所需具備的高超的法律技巧，對律師來說是一個挑戰，同時也讓法官作出數量驚人的法庭裁定。在戈茨案庭審中，克蘭法官就作出了幾百個法庭裁定。在美國的法律制度下，一個初審法官表現自己權威的主要方式，就是通過這些裁定來限定庭審中證據的範圍，而這些裁定及相關辯論的內容都是陪審員未曾聽審到的。
在陪審團作出最後的裁決前，他們還將聽到檢方和被告方的結辯陳詞。經過兩天雙方的結辯，接下來克蘭法官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時間，解釋了責任的要素以及自衛的要素。
在經過歷時46天的庭審后，陪審團最終在1987年6月12日退出法庭，到法庭後面沒有窗戶的審議室。在庭審的六周里，他們在這裡打發了不少時間。在經過不能讀報、不能看新聞媒體對案件的報道，也不能彼此交談、或對他們的朋友、家人談論每天所聽審到的證據的想法等嚴格的紀律限制后，現在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交談了。他們終於可以交流他們對被告是否犯罪的感受和想法了。他們得到一份多達13項的指控單，經過充分的討論后，他們將要對分別每一項指控作出一個完全一致的裁決，無論是有罪的，還是無罪的，都必須是一致的意見。然而，一致的裁決並不是輕易可以得到的，甚至並不是必然可以得到的。在討論期間，在遇到對證據的質疑或對法律問題的困惑時，他們可以通過陪審團主席向法庭遞紙條，索看證物，甚至可以要求返回法庭重新聽取有關證詞，或由法官對他們作出授課式的指示。
在戈茨案中，陪審團經過了3天的討論（期間的周日休息）后，於6月16日作出了一致的裁決：僅一項三級非法持有槍支罪名成立，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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