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濤
最近偶讀一些廬山的古代詩歌，有一點感想。讀後覺寫得最好的是晉代，其次是唐代，宋代次之，元代又次之，差者為明、清，明代靈逸不足，清代語言繁縟。怎麼回事？是我的誤覺？莫非歷史里在詩的想象力、氣度上愈來愈卑弱？還是我們迷信晉、唐使然？
回想年輕時第一次登廬山，1983年冬，由於秋雪及當年尚少有“旅遊”二字，從山腳爬到牯嶺沿途只見寥寥十數人，百靈鳥還有什麼鳥在絕崖上群群叫喚。1997年夏，又去了一次廬山，發現山上山下面貌大變，總體感覺是商業日盛，而草木日非。算一算，這中間時隔僅才14年呀！遠不能與古時一個朝代動輒百年甚至二三百年時段相比。由我個人體驗可見匡廬今古絕非一回事。
“……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沓嶂凌蒼蒼。
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
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
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701-762）生活在距今1300多年前，而前此距今1600多年前的東晉、南朝時代的詩對自然風貌描述更有不同。李白在唐代所讚美的廬山，還正當廬山的“青春自然期，”故大自然光華四射；而晉、及晉之前則是廬山地理自然蒼莽青綠的“少年期”，一片混沌朦懂、山川神秘的初鑿景象，請看南朝謝靈運（385-433）所寫：
“客游倦水宿，風潮俱難論。
洲島驟回合，圻岸屢崩奔。
乘月聽哀狖，滬露復芳蓀。
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
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入彭蠡湖口》
這首詩距李白上述詩早300年左右。宋之問、張九齡、孟浩然、李頎、杜甫、張繼、韋應物、顧況、李賀、賈島、白居易、鄭谷……等都跡存匡廬，並留下詩篇；其中白居易（772-846）最多，有15首，因他做過江州（今九江）司馬，那裡距廬山最近。白居易生於李白沒后10年，他寫作時空與李白有數十年差距，故他筆下廬山風景情境（除了個人藝術風格、表達方式不同外）已與李白所見略有不同，但仍然可見森木蓊鬱，幽溪潺湲；但已開始有人類耕植痕迹略顯—
“……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
陽從抽茗芽，陰竇泄泉脈。
熙熙風土暖，靄靄雲嵐積。……”
《春遊二林寺》（指東林寺、西林寺）
人文愈前演，自然愈後退。延至到了宋代，岳飛（1103-1141）於戎馬倥傯中途經廬山，已是感嘆繁紛世事、混亂人世，“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了！（《寄東林慧海上人》）。（其實唐、宋時，我國只約有五千萬人口）宋文人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米芾、王十朋、楊萬里、陸遊、范成大、朱熹等均有廬山游，詩中涉及原始與自然已大大少於唐人。這裡除了宋代國運滄桑、社會演繹更形劇烈外，可能與廬山自然變遷亦深有痕連。
錄一首以畫、書法著稱的米芾的詩，看看他眼裡廬山：
“度峽捫青門，臨深坐綠苔。
水從雙劍下，山挾兩龍來。
春暖花驚雪，林空石迸雷。
塵纓聊此濯，卻去首重回。”
《開先寺觀龍潭》
前此的青、古、神，以及霧渺雲虹等多已經不見，而代之以一幅山水伴人寰的與“世井”僅百步距離的畫圖了。
台灣70年代經濟起飛，大修其路，有文人驚呼原淳樸山區、村鎮，“路一通，人心就變了”。而自然是：人一逼近，風景就後退。從這裡我們可理會元代的山水畫為什麼是古典繪畫里最好並最後的（元人已開始懂得懷念山水）。這裡除了社會形態對人心理影響原因外，人類周邊環境變遷可能佔了相當大比例。由此我們可破譯為何明、清承平盛世（加起來七八百年），卻寫不超前人的道理。
詩，與自然風景有關。離開了自然的神力相助，人無法獨立寫出最好的詩來。——這也是瑰麗神幻新鮮活潑生命充沛的道家學說高峰一旦豎起，後世永無法超越的原因。
其實明、清時，匡廬不少處尚大體山深林茂，清澗潺潺、不乏其幽深，可能還有虎，但已無白鹿、長猿等與“青春匡廬”時代同存的靈獸了，而其它珍卉草木，更不知絕跡多少！但從根本生產力說，彼時人們尚無力量把廬山自然美全然毀滅。可是即使那時代廬山已進入“中年期”了——自元代開始，我國自然地理已經大體上已全面進入半衰落的“中年期”。
明、清兩朝大自然已“無奇”，故詩人眼中廬山自然亦缺乏前此種種神詭瑰麗，高遠的早期“天人理想”摔落下來，化成俗世稻粱。
“……才過古澗懷三峽，直上高峰補九奇。
隨意朱花稀點點，盪眸黃稻熟遲遲。……”
（明代潭元春《從棲賢入山再游》）
明、清兩代才子亦迭出（不可謂人才不眾），明代的文人楊基、李夢陽、唐寅、王守仁等；清代文人屈大尊，王世禎、袁枚等都曾留墨廬山，但他們的詩讀畢都再再說明，往古、高古確已渺不可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