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史上，存在這樣一個謎:紅軍為什麼會幾乎“兵不血刃”地順利突破蔣介石的粵北第一、二、三道封鎖線？陳濟棠為何會心甘情願地為在戰場上你死我活的“敵人”“讓道”，並悄悄送給“敵人”大量軍火？
“一舉兩得”應對“一石二鳥”
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主力已經完全喪失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可能性，準備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從哪個方向突圍呢？中央紅軍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粵北。
當時主政廣東的是軍閥陳濟棠。第五次“圍剿”紅軍時期，陳濟棠任南路軍總司令，授一級陸軍上將。他經過長期的苦心經營，把廣東變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稱為“南天王”。這位粵系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卻絕非蔣介石可以輕易馴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寧粵分裂”事件中，蔣介石被彈劾下野，陳濟棠就“功不可沒”。後來他索性與蔣“均權分治”，使廣東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對他恨之入骨，總想找機會收拾他。第五次“圍剿”一開始，蔣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輕，想把紅軍逼進廣東境內，借刀殺人，以收“一石二鳥”的功效。
陳濟棠對蔣介石利用戰場消滅異己的做法早有領教，對薛岳在紅軍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觀火。因此，他在接連接到蔣介石防堵紅軍的電令后，憂心忡忡地對部下們說:“咱們與紅軍的這場戰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若輸了，共軍進廣東，老蔣說，我來替你剿，廣東就是老蔣的了。若贏了，共軍覆滅，廣東已疲憊不堪，老蔣說，我來替你善後，廣東還是老蔣的。”
陳濟棠當然不甘心喪失自己經營十載之久的半壁江山，經過左思右想，他終於找到了一條妙計:“送客”。他召集心腹將領開會，安排他們依計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紅軍的必經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蔣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鎖線，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專門從紅軍後衛部隊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舉也能收到“一舉兩得”之效:既防紅軍入粵也防蔣介石把自己的手伸進廣東，以達到最終保住廣東地盤的目的。
陳濟棠雖然對自己的“送客”妙計頗為自得，但還有一個心事令他寢食難安:紅軍要真的乘虛攻擊，在他的家門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麼辦？咋能讓紅軍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來想去，看來有必要同紅軍進行一次談判。談判之前，必須找個中間人先給紅軍“通融”一下，摸摸紅軍的“底牌”。
恰巧，他的護兵中有人和當時紅軍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相識，羅炳輝內弟此時正在廣東做生意，他願意代他們到蘇區傳話。陳濟棠立即給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準備派總參謀長楊幼敏和黃質文、黃任寰三人為談判代表，你們最好派你們的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談判。”將羅炳輝內弟請來后，陳濟棠親自單獨召見，當面交代任務，並反覆叮囑:“途中千萬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絲毫閃失。信一定要當面交給周恩來，速去速回。”
“秘密談判”后的“五項協議”
1934年9月，羅炳輝內弟很快就找到了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在李克農的親自陪同下，他與周恩來、朱德進行了極其秘密的會晤，並將陳濟棠的密函當面交給了周恩來。
信的內容，正合周恩來所想。這些天來，周恩來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這個問題。至於要不要與陳濟棠談判，因為當時黨內最高權力和軍權分別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來、朱德也做不了主。於是，他們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議此事。經過周恩來、朱德固執地反覆勸說，最後，博古授權周恩來和朱德全權處理談判事宜。
何長工、潘漢年被確定為紅軍方面全權代表。何長工當時擔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粵贛省委常委。粵贛軍區是與粵軍最近的紅軍防區，其最高軍事長官何長工自然是與粵軍談判的最佳人選。潘漢年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何長工鄭重地接受了任務，與周恩來握手告別。
1934年10月6日，潘漢年、何長工脫下軍裝，換上西服，戴上墨鏡和草帽。在暮靄沉沉的黃昏，他們趕到了約定會合地點——江西省會昌縣白埠鎮。這時，陳濟棠派出的一個特務連早已迎候在那裡。潘漢年、何長工坐上轎子，由特務連護送前行。每遇崗哨盤問，特務連連長便高聲喊道:“這是陳總司令請來的貴客。”轎夫一路跋涉，通行無阻。10月8日，潘漢年、何長工抵達談判地點——江西省尋烏縣羅塘鎮。
陳濟棠深知此次和共產黨談判事關重大，因此對談判地點和內容極端保密。當雙方代表到達后，陳濟棠立即命令其心腹嚴應魚旅長嚴密封鎖消息，加強警戒，必須確保紅軍代表的安全。
雙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層小洋樓里，紅軍代表住在樓上，粵方代表住在樓下。嚴應魚將站崗的士兵一律換成最親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貼身人員在談判期間都避免進入這座小樓。翌日上午，雙方代表來到樓上一間不大的會議室。潘漢年、何長工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經過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五項協議”:“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部，陳部撤離40華里。”
粵方代表楊幼敏立即返回廣州，向陳濟棠彙報談判情況，陳濟棠聞聽大喜過望。楊幼敏問何時開始實行與紅軍簽訂的協議，陳濟棠心中高興，人也就更加大方起來:“明天就可開始，鹽布等緊俏物資一律放行，彈藥先撥給他們十萬發，做個大人情吧。他們多打死一個蔣介石的兵，我們就相應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擊”和“送行式的追擊”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5個主力軍團以及中央、軍委縱隊共8.6萬人踏上了英勇悲壯的長征之路。
陳濟棠為做給蔣介石看，也為防止紅軍在粵北停留，或真的從粵北進入廣東腹地建立根據地，頻頻調兵遣將予以防堵:令余漢謀派出兩個師一路尾追紅軍；將駐廣州花縣的警衛旅用火車和汽車急運至粵北仁化，搶佔沿途諸要點，並廣築工事；將自己的行營前移至粵北曲江，坐鎮指揮。
但這些都不過是虛張聲勢而已。紅軍過粵北期間，陳濟棠給前方一線部隊明確的任務是“保境安民”；規定的戰場紀律是“敵不向我開槍不準射擊；敵不向我攻擊不準出擊”。陳濟棠警衛旅為做到“不與紅軍打仗”，還將中校團副郭士槐等一些與共產黨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後方。
從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結在於都境內的中央主力紅軍和中央野戰縱隊渡過長征第一河——於都河，向粵北突圍轉移。陳濟棠按照“秘密協議”，給紅軍讓出了一條寬40華里的通道。這樣，使紅軍較為順利地突破了蔣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鎖線，進入粵北南雄境內。
蔣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陳濟棠等人在粵北組織第二道封鎖線給予阻截。陳濟棠令部下到仁化、樂晶、汝城附近設防，但下屬軍官同時也得到命令:“讓出紅軍西進道路。”10月27日，紅軍下達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同樣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鬥，紅軍於11月4日又順利突破了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突破第二道封鎖線后，蔣介石再次頒布緊急“堵剿”電令，在第三道封鎖線上修築了數百座碉堡，加強防堵。在這個過程中，紅軍認真執行“秘密協議”，不入廣東腹地，只沿粵北西進。於是，紅軍一路未遇粵方頑強阻截，又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
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他終於覺察到自己算計陳濟棠不成，反被陳濟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惱羞成怒，親自給陳濟棠擬寫了一份措詞嚴厲的電報:“此次按兵不動，任由共匪西竄，不予截擊，貽我國民革命軍以千秋萬世之污點。着即集中兵力27個團，位於藍山、嘉禾、臨武之間堵截，以贖前衍。否則，本委員長執法以繩。”
陳濟棠害怕日後難以逃脫責任，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銷毀了與紅軍談判的文件記錄，命令葉肇、李漢魂和李振球等師分頭尾追紅軍進入湖南。但他們的先頭部隊距離紅軍總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藍山後，便都立即撤回到廣東防區。陳濟棠部對紅軍的這種追堵，被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一廳中將副廳長、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喻之為“敲梆式的堵擊，送行式的追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