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職，下鄉，當農民
回到了長沙，大家仍然住的招待所，但已經不是去西藏時的那個“長沙飯店”了；省委組織部也來了人，但部長沒有來。來的那位同志笑嘻嘻地說“歡迎歡迎！同志們一個來回好幾千里，真是辛苦了。這幾天部長工作特別忙，派我來迎接大家。”接着又說：“組織部已經通知各位的原單位，不需要另開介紹信，直接回去就行了。”見大家沒吭聲，他又加了一句：“聽說有個別同志不願意回來。革命幹部嘛，都曉得服從命令聽指揮。若真的還有什麼具體問題，也只能回到原單位以後再說了。”明擺着，那“個別同志”指的就是我！我哪裡還敢開口再說一句話？
就這樣，我跟着另外三個人一起回到了衡陽。因為去的時候是“省委赴藏幹部大隊”，一切手續都由組織部門管，現在回來了，我這個連共青團員都不是的小小辦事員，就只能去人事部門報到了。接待我的同志說：“上次進藏，你們服從組織的安排，高高興興地去了；現在奉令返回，我們已經通知了你的原單位，你直接回供銷社辦事處就行了。”我說：“好同志，我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當幹部實在不夠格，您就讓我到地區三塘農場去當工人吧。”我心裡的“小算盤”是：先在那農場里獃著，等與趙隊長聯繫好了，我還是要到西藏去！那位同志說：“那可不行。現在上級正強調幹部專業化，少奇同志還專門作了批示。”我說：“我這一輩子，只是在1950年讀了一年初中，搞計劃統計工作滿打滿算也就半年多一點，還是一個沒有出師的小學徒，哪裡算得上專業幹部？”聽了我的這句話，那同志皺起了眉頭說：“小王同志，我勸你還是收收心，安心回去工作吧。好吧，今天就談到這裡了。”這分明就是一道逐客令，我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那間辦公室。
回到辦事處，我真的是茶不思飯不想，覺得幹什麼也沒有興趣。跟着其他人一起去幾個縣轉了轉。一次去衡山，住在招待所，房間牆壁上糊滿了舊報紙。我從小就有看書讀報的習慣，正好利用這“牆報”來消磨時光。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一條消息，說的是1955 年，六十名北京青年組成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墾荒。共青團中央 8 月30 日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胡耀邦在歡送會上親手將“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旗授予他們。報紙上還說政府鼓勵知識青年自願“上山下鄉”，到條件艱苦的農村去鍛煉自己。我心想，自己的知識雖然不多，但青年總還算得上一個。現在地區的三塘農場不讓去，我就乾脆要求到農村去當農民！我即刻向這次下鄉的組長提出要回衡陽去。他不解地問：“我們剛來衡山，凳子還沒有坐熱，你就要向後轉，回去了？”接下來，這位年紀比我大得多的組長話鋒一轉，連腔調也變了味：“請別忘記了，您可是我們四個人中，資格最老，工資級別最高的一個人了，這次調查工作，還要靠您老人家來唱主角呀！”他用了五個逗號，外加一個‘老人家’和一個驚嘆號才說完的一句話，那裡面諷刺、嘲笑的鉤鉤有幾多？！也就是他的這句話，更加讓我鐵了心！我二話沒說，草草收拾起自己的小挎包，在那三個人“眾目睽睽之下”，當時就去車站買票回了衡陽。方主任吃驚地問我：“剛剛下去就回來，有什麼緊急事？”我說：“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就是想去三塘農場當農工！”主任沒有接腔，只是起身為我倒了一杯水……
接下來，小文來了。她說：“你人聰明，好好工作，前程無量。放着好好的幹部不當，偏要去當農工，莫非是中了邪？”我反問她：“我戴着這頂地主+官僚的大帽子，前程在哪裡？”小文前腳剛走，小趙又來了，他推心置腹地勸我：“你這個城裡娃娃，哪裡曉得農村有多苦？我可是貧農家庭出身，農村的情況清楚得很。你千萬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說：“我沒有受過你那些苦，趁着現在還年輕，正好去農村補上這一課。” 李科長是最後一個來的。她說：“小王，你一來辦事處我們就在一起，姐可一直把你當成了親弟弟。姐年紀比你大幾歲，但你書比姐讀得多。你進藏前計劃工作就幹得挺不錯嘛。現在怎麼突然想起要去當農工？主要還是你那思想包袱沒丟掉。但是你好好想一想，就像上次去西藏，條件要求那麼高，全地區那麼多的幹部只選了四個人，為啥偏偏就挑上了你？這正好說明黨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選擇’兌現了呀。咱中國有一句老古話‘三思而後行’，前因後果你可千萬要想好呀！再說了，你又沒犯啥錯誤，放着好好的幹部不當，偏要去當農工，這也不合符黨的幹部政策嘛，還是好好想想吧。”又過了幾天，父親竟然也來了。他好像自己作了虧心事，一臉的歉意，低聲說：“壽民，千怪萬怪，只怪爸媽讓你生在了這個家！可你小小年紀就參加了工作，黨又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好政策……”沒等他的話說完，我就搶着說：“我不要當這個幹部，我就是想當兵！就是想學技術當工人！您講的這些好政策能給我辦到哪一條？”爸耐心地說：“我參加工作時是留用人員，那時候工資比你的供給制錢要多一些。後來工資改革我定了21級，直到今天再也沒有挪過窩。你現在就已經是22級了，只比爸低一級，這不就是很好的證明嗎？”我蠻不講理地說：“我不要這22級！我就是要去當農民！”父親好像再也找不出說服我的理由了，臨走時他說：“你媽這幾天好想你，回去看看吧。”那天傍晚，我回了一趟家。姆媽見到我時，卻顯得十分地平靜，她讓我坐在身邊，拉起我的一隻手慢慢地撫摸着。過了好久才開口：“你爹爹告訴我，說你覺得自己家庭成分不好，要求去農場當工人。他還告訴我，說黨的政策是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主要看錶現。他又說你這幾年表現挺不錯，小小年紀工資級別已經跟他只差一級了。這說明我的壽伢子這幾年乾的不錯，也證明黨的政策是說到做到了。為什麼你誰的話都聽不進，偏要一條黑道走到底？你心裡到底在想什麼，能告訴姆媽嗎？”我說：“這幾年我還不錯，那只是因為我遇到了好多好心人。”我就將郝部長、任部長對我關心和愛護的那些事情都告訴了姆媽。她聽得直點頭，嘴裡不斷輕輕地念叨着：好心人有好報，好心人有好報……
我們母子倆就這樣坐着，再沒有說一句話。好久好久，姆媽說：“我記得左拉說過一句話：生活的道路一旦選定，就能勇敢地走到底，決不回頭……。壽伢子，你今年十九歲，也算是個男子漢了。再好好想想。若是真的決定了，就要勇敢地走到底！”
這時候，我又想起在西安時趙隊長對我說的那句話：“乾脆跟着我到地質隊去，能不能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全靠你自己了，但我敢保證，山溝裡頭的那些石頭蛋蛋和泥巴塊塊絕對不會因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而瞧不起你！”我心想，這才是一句大實話！但我沒敢對姆媽說出來。我就對她講：“現在有的人發牢騷說：當幹部要有一支妙筆生花的筆，或者有一張口吐蓮花的嘴，這樣的幹部才有好前程。我與這兩條連邊邊都沾不上。但是到農場去當個工人，只要自己肯吃苦，就好比挑擔子，別人挑一百斤，我挑一百一，‘表現’不用自己說，就明明白白地擺在那裡了。” 聽了我的話，姆媽沒有再開口，她微微地閉上眼睛，像是在思索着什麼。過了一會兒，自言自語地說：“我記起來了，記起來了！”母親又將我的一隻手捂在她那雙粗糙的手掌里，輕輕地問我：“壽伢子，還記得你外公嗎？”我回答道：“自從回到衡陽，外公就沒有跟我講過一句話，我記憶里的外公就只是一個老外公。”母親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過了一會兒，她好像又想到了什麼，語調雖然輕柔，但語氣十分堅定地對我說：“伢子，我再說一遍：你今年十九歲，已經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了，自己的道路自己好好走！姆媽只送你一句話：走好自己認定是對的每一步！”
就這樣又拖了一些日子，我忽然記起在當打字員時，見到過有關幹部退職的規定，那裡面有一條的大意是：不滿現任職務，又無法安排新職務，本人要求，可以退職。
就是靠着這一條規定，我，一個參加工作六年半，年齡19歲的“國家幹部”退了職。拿着一張寫有“不滿現任職務，本人要求退職”，還蓋着一個鮮紅大印章的證明，領到了三百二十塊錢的退職金，離開了辦事處。這就是我——一個“另類人”，在那個不平常的年代，乾的一件很多好心人覺得匪夷所思的“另類事”。
我背着自己的小鋪蓋卷，手裡提着一個裝着洗臉用具的網兜兜，回到了家裡。姆媽只是平淡地說了一聲：“回來了。”接過我的鋪蓋后又添了一句話：“租來的陋屋，可沒有你住機關宿舍那麼舒坦，你就擠擠吧。”還是只有一句話！
我立即給趙隊長寫了信，向他問好。但是我沒敢告訴他，我已經退了職。恰恰就在這時，遠在天津工作的六舅給母親寄來了一封信。我沒有了工作，成了一個閑人。但衣兜里還有三百來塊錢，就決定到北京去看望外婆和舅舅。
那時候，六舅在天津的712信箱工作。曾被派往民主德國學習歸來的舅媽在北京酒仙橋一個對外也是用7字開頭的電子工廠當工段長。那時候的酒仙橋還是北京美麗的郊區，留在我記憶里的就是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工廠剛剛建成，職工宿舍很少，舅媽就在離工廠不遠的六公墳租當地農民的房子住。我向外婆和舅媽老老實實地彙報了自己的情況，外婆什麼也沒有說，舅媽說：“你不就是想當工人學技術嗎？我們廠正在招工人，要我替你打聽打聽嗎？”這時候外婆立即開了口：“壽民放着好好的幹部不願當，偏要去當工人、農民，你不覺得奇怪嗎？你那天說震如（我六舅）過幾天要來北京開會，我看還是等他來了再說吧。”星期天，舅媽陪着外婆再領上我，到故宮和王府京的百貨大樓轉了一大圈，接下來就是：她每天按時上班又下班，我陪着外婆在家裡說閑話。那一天六舅終於回來了，見到我一點笑容也沒有，只是冷冰冰地對我點了點頭，就喊舅媽進裡屋去了，好半天才出來，一開口便訓斥我說：“虧你還是個參加革命快七年的幹部。你可曉得一切行動聽指揮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你胡攪亂纏不聽指揮就違反了紀律呀。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了，等我開完會再說吧。”過了好幾天，六舅開完會回來，就領我去到距離天安門不遠的府右街一處有武裝衛兵站崗的院子，六舅出示證件之後，將我領了進去。接待我們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同志，她聽完六舅的話，拿起那張退職證明看了看，又讓我將退職的經過講了一遍。女同志先是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參加革命六年半，也算是個老同志了。現在年不滿二十，無病無痛，身強體壯，怎麼就想到要退職？這在過去戰爭年代，就叫做脫離革命當逃兵。這隻能說明你平時不注重學習改造思想，組織紀律性太差了。”接着她放緩了語調，又對六舅說：“但是，衡陽那邊的人事部門處理這件事也不夠慎重，哪裡有批准十九歲身強體壯的幹部退職的？”六舅一直點着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最後，她對六舅說：“您回去讓孩子寫一份詳細材料送到我們這裡來，由我們批轉到衡陽去。”她又回頭對我說：“回衡陽后，要寫份深刻檢討，領的那三百塊錢也要退回去。今後可要好好地服從組織，安心工作！”
在返回酒仙橋的公交車上，六舅還在不斷地批評我、教育我，我可在琢磨着下一步該怎麼辦？我不敢頂撞六舅，但我也很不同意他說的那些話。我在心裡對舅舅說：“我媽媽，也就是你的親姐姐，那一年跑日本鬼子時你就跟着她，可那時候你也只是一個大孩子呀。到了貴陽，你說要去昆明上西南聯大，母親擔心一路不太平不准你走，你就偷偷溜走了。我現在都快二十歲了，好多人在這個年齡，娶妻生子都當上了父親，你還將我當成小孩子看！”那天晚上，趁着他們三人沒注意，我也就學着六舅當年那樣子，不辭而別溜出了舅媽家，坐火車回到了衡陽。
回到家。姆媽說：“回來了。”也就是這三個字，完了。那晚上我起身去上公共廁所，才發現她還沒有睡，一個人坐在門外掉眼淚。
再後來，我就認識了姆媽鄰居家的兩姊妹，她倆的父親那時候正在“勞改”（後來平了反），我們也算是同病相憐的人。她倆在郊區一個蔬菜生產合作社當社員（那時好像還沒有“插隊落戶”這個詞）。我就托那位姐姐幫我去問問合作社的領導，能不能接受我去當農民？僅僅過了一天，那姐姐就興沖沖地來對我說：“我們社長何滿爹說了，只要你真的想好了，決定了，合作社歡迎你。”真的沒想到，衡陽地區開出的那一張小小的退職證明，就讓我順利地下了一趟坐了六年多的“車”，也沒有人要我將戶口遷過去，現在又搭上了農業合作社這趟“車”。不久之後，合作社成立基幹民兵組織，我竟然也領到了一枚胸章，成為一個光榮的基幹民兵！我真的好高興，又是一個晚上沒有睡好覺。
直到這次寫這篇文章時，我又在網上查了查，才知道解放初期國家就制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確保農業為工業建設提供充足的商品糧，中央多次制定政策，防止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時為了穩定城市工業化的建設隊伍，城市居民的戶口與就業、糧食定量、社會福利都掛了鉤。城市居民的戶口，一般不會遷到農村去。
在生產隊，我每日里跟着其他社員挖土種菜、澆水施肥，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過着。比起過去當幹部，確實苦得多。但是我又想起姆媽說的左拉的那句話，我既然選定了這條人生路，就要堅決走下去，決不回頭！想到這裡，我立即又給趙隊長寫了一封信。
何滿爹幾次當著眾人的面對我說：“這挖土種菜是個體力活，你過去沒有干過，悠着性子慢慢來。眼下工分低一點，很快就能趕上他們了。”我感激地看了滿爹一眼，心裡對自己說：一定要爭氣，當好這個臨時社員的每一天！事後想起滿爹的一席話，既是鼓勵我，也在暗示其他社員不要歧視我。世上好人真是多呀。滿爹是我遇到的又一個大好人！
在合作社的那些日子，時光就像是一把刻刀，在我腦海里刻下了縷縷難忘的記憶。那年月，衡陽市近郊的蔬菜生產合作社，很少施用化肥，都是到市裡去收買人糞、尿作肥料。衡陽土話，尿叫做“小淤”，每次生產隊上街去買“小淤”，我就爭着去。天剛蒙蒙亮，與幾個同伴一起划著小木船去到市裡的一個碼頭，栓好船，再挑起一擔空木桶，幾個人分頭沿着條條小巷子，高聲吆喝“買小淤”！這時候就會有人出門來應答：“這裡來！”將人家尿桶里的尿水倒進空木桶，再遞給主人家幾分錢，將尿挑到碼頭，倒進船艙。等船倉里的尿水盛滿了，人也到齊了，幾個人輪流將船搖回生產隊。然後一擔一擔又一擔，將尿挑到菜地，摻上水，給蔬菜施肥……現在回想起來，五十多年前的湘江水是那樣的清澈那麼的綠，慢悠悠地向北流淌着。兩岸滿是綠樹青草，空氣濕潤潤的，飽含着花花草草濃郁清香味的空氣一陣一陣迎面撲來，每吸一口，都感到格外地清新爽快，真正是沁人肺腑呀。遇到風和日暖的日子，湘江水彷彿變成了一條碧綠色的緩緩流淌着的液體玻璃，照在河面上的陽光被碧波劃成無數面的小鏡子，隨着水波一起蕩漾……
回到合作社的菜地里，碧綠的黃瓜、又嫩又長的扁豆、紫得發亮的茄子，青里透紅的西紅柿，小燈籠似的紅辣椒，還有那胖娃娃般的冬瓜……簡直就是一個百果園！
那時候，我天真地認為，現在我成了新社員，兜里又揣着個“基幹民兵”的布胸章，原來的歷史檔案留在了人事部門的檔案櫃，我頭上的那頂“帽子”也該被一起關進衡陽地區組織部門那柜子里去了。一想到這裡，我真是輕鬆無比，底氣蠻足。只要等趙隊長的信一來，我就能夠遠走高飛上高原了，活着真痛快呀！至於眼下挑着尿桶滿街吆喝買“小淤”，一沒有偷，二不是搶，有那點值得害羞？有時候遇到個別人見到我挑着的那兩隻尿桶，就像見到了傳染病人，急忙拿出手絹掩住鼻子，側着身子從我身旁快步“逃走”，我就高聲吆喝道：“那位小姐（或者是先生），請慢點走，千萬別跌跤摔破了鼻子喲。你那麼害怕‘小淤’，你天天吃的青菜可都是‘小淤’澆出來的喲！” 這種“精神勝利法”，還是我在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裡面“複製”過來的。可是有一天，我正高聲吆喝着：“小淤”，只覺得扁擔後頭被人一把拉住了，回頭一看，竟是老同學文懿！她二話沒說，將我拉進了小院子，原來這裡是她的家！她眼睛紅紅的，只說了半句話：“你呀你……”便沒有了下文。又等了好久，她起身端來一盆水，讓我洗洗手，接着遞來一杯茶。我喝着那涼涼的茶水，她輕輕說：“哪天放幾隻空桶到辦事處，以後進城收尿水，中午休息時你到後門來，求你再別這樣子滿世界吆喝了！”
人們習慣將曾經就讀過的學校稱之為母校，那麼同學們，也就是兄弟姐妹了。
我參加工作之前，就只是在衡陽市二中正兒八經地上過一年學。那時候，文懿與我同桌。1951年我參加工作當了通訊員，她還繼續在上學。真正是山不轉水轉，後來在省供銷社衡陽專區辦事處，我們又成了同事，文懿對我就像是兄弟姐妹一個樣（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倆哪個大）。1958年，我第二次終於去了西藏，在班戈湖還與她通過幾次信。後來我調往拉薩，在去堆龍下鄉的那些日子，聯繫中斷了。1962年我回衡陽探親時去找過她，聽說她調到郴州林業局去了。
我在寫班戈湖的故事時，就從我的博客上收到一條消息說：“我是張汝元，現在在北京，電話是139……。”我真沒有想到，一個分別三十年的老同志，就這樣聯繫上了。我也希望通過這篇小文字，能夠知道文懿的通信地址，那該有多好呀。
話歸正傳。與我“萍水相逢”的趙隊長，在與我分別時像是隨口說出的那一席話，還真正是一字一鐵釘！那一天，我正同另一個社員兩人踩着木製土水車給菜地灌水，那位同病相憐的下鄉姐姐跑來遞給我一封信。我一看信封，竟是趙隊長從數千公里之外的西寧寄來的！信里說朱德副主席視察了青海，人們日報發表了“到青海去”的社論。又說國家急需開發西藏班戈湖，地質部命令青海地質局組建一個綜合地質隊進藏勘探，他就是隊長。要我趕快給青海省政府接待處寫信，要求來青海。我一分鐘也沒敢耽誤，丟下土水車，立即回去寫了信。可那時候沒有特快專遞，為了又快又“保險”，同樣內容的信我就寫了兩封，一封寄“航空”，另一封寄的是“雙挂號”。我心想，先讓那‘航空信’快快地“飛”到青海去；萬一在路上 “飛”丟了，還有一封“雙挂號”在後面保着險。接下來就是盼過了黑夜盼白天，那一天，總算盼來了回信！看完信，我沒敢告訴任何人，連夜帶了一隻小挎包，幾天幾夜沒合眼，轉了好多次車，趕到了蘭州，再坐汽車到西寧。趕忙去了接待處，遞上他們給我的回信，接待人員瞟了我一眼，順手遞給我一張表，讓我填好后交給他。我飛快填寫好自己的簡歷，附上那張退職證明，一起遞給了他。他拿着那兩張紙，瞧了好半天，然後目不轉睛地盯着我，疑惑地問道：“你不在花紅柳綠的南方坐辦公室，偏要到俺們青海高原來，這裡的條件可比湖南差多了！你究竟為什麼要來青海？”我說：“我就是看到人民日報號召年輕人來青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就過來了。”他點了點頭說：“說句大實話，我接待過了好多人，像你這樣的可是頭一個。我們要向領導彙報請示，你明天再來吧。”他的這句話，就像是往我心裡頭塞進了一隻活蹦亂跳的小兔子，那晚上我一刻也沒睡好覺。心裡想，萬一他們不要退職人員怎麼辦？再回衡陽去？身上的路費不夠了先不說，就算回去了，哪裡還有臉再見何滿爹？那個晚上真的是好難熬啊好難熬！第二天天剛亮，我臉沒洗牙沒刷，肚子空空就去了接待處，大門緊閉，門外空無一人。一直等到太陽曬到那兩扇門上，門打開了，我立即進去，還是那位同志，他笑着說：“來，來，來。咱領導說要見見你。”我跟着他進到內室，一位中年女同志已經坐在那裡了。她先讓我坐下來，接著說：“你從單位退職來青海，到底是為的啥？能將真實情況告訴我嗎？”我就將這篇文章前面寫的那些故事精簡再精簡，挑那最“精簡”的真實內容告訴了她。我說：“我家庭出身不好，是官僚+地主，根本就不是當幹部的材料，可我要求去農場當工人領導又不準。在人民日報上看到號召年輕人來青海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我就退職過來了。”女同志說：“家庭出身不好，上級有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只要自己一心一意跟着黨走就行了。但是我們領導說了，你在湖南就是幹部，我們準備分配你到樂都縣去工作，那裡離西寧也很近。等將你的檔案從湖南調過來，你再將退職金交出來，還能夠恢復過去的行政級別。”我說：“領導同志，我若是去縣裡當幹部，就不會來青海，在衡陽省事多了。朱德副主席視察青海時說青海遍地都是寶，我就是想去地質局當個地質工，老老實實學技術，為青海人民找寶藏。”聽到這裡，她好像挺滿意，微微笑着站起身來說：“既然這樣，那好，我們就介紹你去地質局。”
我終於又見到了我的好人趙隊長！高高興興地跟着他，進軍班戈湖，總算是圓了我的西藏夢。
現在回憶起這一段經歷，我覺得在人短暫的一生中，確實存在着一些看似偶然，而又是必然的“機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