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應該莫言，更應該中國。
莫言的路是對的，但是，如果大家都走莫言的路，也許就像當年中央三人組特別是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一樣，照搬照抄“取得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的經驗，結果落得個幾乎全軍覆沒。文學應該忠實於生活，對於所有的作家都是對的，具體來說，莫言的路對於莫言是對的，對於別人則不一定可行。 是的，莫言是寫中國的苦難而成功的，因為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確是苦難的。那麼，我們的作家當然不一定要為政治歌功頌德。但是，一向不太喜歡錦上添花、更不願意歌功頌德的我必須說一句，政治如果是值得歌頌的，我們也是可以歌頌的，而不要擔心會被人詬病而畏葸不前，再說，難道我們這個社會只要讓人揭短，讓人不斷地批判才是真實的，難道中國社會沒有好人好事才是真實的，如果真是那樣，我們這個社會才真是岌岌可危的，讓人不寒而慄的。
我不敢也絕對沒有誹謗莫言的意思，因為莫言的生活經歷決定了他的作品就該是寫《紅高粱》的，就該是寫《酒國》的，就該是寫人們為了一點吃的而把東西吃下去再吐出來而以此養育孩子的，但是高密東北鄉畢竟是一個比郵票還小的地方，它不代表中國，中國有許多好地方，即使在日本鬼子侵略的時代，也有諸如“沙家浜”那樣的魚米之鄉。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不是要堵住說中國人壞話的人的嘴，也沒有這個能耐，只是強調文學該是莫言的時候就莫言，該是曹雪芹的時候就曹雪芹。莫言和曹雪芹這兩個人，從小的生活經歷，可謂判若雲泥，可謂涇渭分明，可是，為什麼他們都能在中國的文學史上獨樹一幟，一個讓後人形成研究《紅樓夢》的紅學會，一個獲得世界大獎，他們的創作看似很不同，一個陽春白雪，一個下里巴人，但是正是因為他們的不同才有今天中國文學的繁榮。
莫言的路子是貼近人物來寫，不要一味地歌功頌德。莫言大師是對的，但是，我們要有我們的思路，不能一味地唯莫言大師的話為圭臬，千萬不要因為莫言的不歌功頌德就一味地打着所謂的“要真實 ”三個字的旗號而胡說八道，而不遺餘力地充當不實事求是的憤青。至少，在我近五十年的人生歷史中，除了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混亂（而且文革早期我根本還不記事），中國的政治從總的方面來說清明的，在清明的政治面前，我們不一定因為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一味地模仿莫言的“寫苦難，挖尷尬”而上躥下跳。莫言的成功，歸根結底是遵循了文學的真實性。你如果具有曹雪芹年少時的生活經歷，而你還模仿莫言，那豈不是南轅北轍啊。
中國作家獲得諾獎，是遲早的事情， 就像當年李小龍在國際舞台為中國人揚名一樣，就像許海峰第一次獲得奧運會冠軍一樣，就像袁隆平成為世界水稻之父一樣。這一次不是莫言獲獎，下一次也會是王言、李言、張言獲獎，這一次不是許海峰獲獎，下一次也必將會有毛海峰、周海峰、鄧海峰獲獎，反正中國的任何事業都是勢不可擋的。 學習莫言，更要學習莫言的精氣神，而不是具體的寫作模式。 中國文學，歸根結底還是要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