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村子里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人們，做夢都沒想到天上會掉餡餅，而且還掉的是金餅——2011年春節前，因為村子規劃在工業園區，徵用了那些屙屎不生蛆的荒坡，每個人分了30萬元。30萬元啊！我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吃不喝工資攢下來也不到這個數。
我的家鄉在晉寧縣晉城鎮東南的化樂（原來化樂是一個鄉鎮，2007年後才撤鄉並鎮劃歸晉城鎮）。原化樂鄉是一個山區鄉鎮，人口15000人，78個自然村分散在地勢狹長的崇山峻岭間。物產不豐，人民生活維艱，被人們戲稱為“化樂是條槽，雁過要掉毛。”
我的老家就在化樂較偏僻的大江頭村。以前，村裡的小伙到鄰村去說親，人家一聽是大江頭人，任憑媒人有怎樣的三寸不爛之舌，女方父母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誰願意山前的花移到山後栽？小姑娘們想到那“進門爬大坡，吃水要過摸。”，“上坡關節炎，下坡氣管炎。”下雨天上個街還要赤着腳，走到公路邊水溝里洗洗腳才換上鞋子的生活條件，更是心都涼到腳後跟。
的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村那樣的生活條件，現在說給我女兒聽，她都以為是我在編故事呢。全村兩三百人就只有一口水井，吃水要起早摸黑去挑，起得早的可以挑上一擔水，起遲了就只能提起半桶、三分之二桶、三分之一桶……我家吃水呢，往往是我放晚學后，約着小夥伴插根木頭到井裡，人順着木頭滑到井底一瓢一瓢地舀。吃的糧食基本上一年有半年吃包穀飯。也難怪，那些像系腰帶一樣圍着山繞的梯田，全靠下雨才能插秧苗，哪能滿足溫飽？農閑時，人們就去山上拾蘑菇、采老白花（其實是大樹杜鵑花）、掐蕨菜、摘楊梅、抓松毛團……到街上去湊零花錢。村子到公路只有一條土路，被成群的牛羊踩得坑坑窪窪的。那時，父母對兒女最大的希望是：要麼讀書成器到城裡當工人，要麼就嫁到壩子里去。
我考取師範學校時，老人們蹲在牆角抽旱煙納涼，談論的話題總是村長家的三兒子可以抬上鐵飯碗了。和我一起挑柴、拾蘑菇的小夥伴，後悔當初沒像我一樣用功學習。我心酸地勸他們：行行出狀元，生活總會好起來的。
果真也如此，我在昆明讀書的八九十年代，每次放假回家，村裡總會有些許變化：村子里不時冒出一兩所紅磚房；以前開拖拉機的換上了農用車、東風貨車；村外國家投資修建了馬安塘水庫，順便也推出了一條大路；化樂鄉政府又投資接通了水管，解決了人畜飲水、農田灌溉問題；田裡栽種菜豌豆、玫瑰的人家多了。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上在村頭建起了磚廠。我那些童年的小夥伴們也騎上自行車上班，成了磚廠的工人，半年下來，也能買台錄音機或是彩電，回家放鄧麗君的歌和港台武打片。可是，小姑娘們還是一個接一個地流失，要麼就是跟着四川小工頭跑了，要麼就是遠嫁了，我的小夥伴們只有乾瞪眼的份。
翻天覆地慨而慷。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十二五”期間，國家實施“橋頭堡”戰略，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新昆明“一湖四片”規劃的宏偉工程迅速啟動。晉城鎮被納入新昆明南城區的規劃。大山被驚醒了，人們以“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的豪情，投身於晉城工業園區建設。昆明市的龍頭企業三恆鐵廠在這兒落戶了，高聳入雲的煙囪噴着熱情的火苗；奶牛廠規模化了，養牛散戶把牛牽進了奶牛廠，雞生蛋蛋又生雞地壯大着牛群；中鐵十三局投產了；幾個新項目大工地又機聲隆隆：破碎頭有節奏地啃着土夾石，挖機不知疲倦地揮舞着鐵臂，貨車你追我趕地來來往往……
有了錢就是不一樣，村民們小眼睛鼓起來了，小腰板挺起來了。以前跟外地人私奔了的小姑娘，如今又拖兒帶女出口轉內銷回家落戶。三四層小洋樓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假期里約他們去大理、麗江玩玩，才說出口他們就說要去北京、越南，倒把我嚇得啞然溜走了。小夥子們把拖拉機、摩托當成廢鐵賣了，換成了廣本、福特、尼桑。大姑娘、小媳婦們吃過晚飯後，就去燈火通明的工業園區路燈下跳舞。孩子們走進了標準化學校上學，吃着營養餐，坐在計算機教室與世界接軌。我那老實巴交的叔叔，把錢存進了銀行，進了中鐵二十三局做保安，說現在沒農活幹了閑着會生病。有幾家約着到安寧市、峨山縣又承包了幾十畝土地準備大幹一場。也有幾個不務正業的親戚，整天打麻將、推骰子輸了大半家當，被我罵了個狗血淋頭。
坐地日行八萬里，真應了“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那句老話。家鄉的變化坐着火箭都追不上了，再過幾年，少小離家老大回的人們，一定找不到兒時的回憶了，因為城市已建到農村，農村已聯着城市了。
2012年11月25日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