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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代詩歌中看三百六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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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話說:“敲鑼賣糖,各干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關於行業,很多古代典籍都有清楚明確的記載,像宋代周輝的《清波雜誌》,明朝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余》等等。其實行業就是在古代詩歌中也可略見一斑。

  在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一之月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豳風。七月》)、“雉離於羅”(《王風。兔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魏風。伐檀》)等詩句就反映了《詩經》時代狩獵行業已經普遍存在了。而“萋兮斐兮,成是具錦。”(《小雅。巷伯》)、“綠兮絲兮,女所治兮。”(《邶風。綠衣》)則又給人們提供了紡織行業歷史悠久的資料佐證。除《詩三百》之外,宋代梅堯臣《織婦》“織婦手不停,心與日月速。誰知公侯家,賜帛堆滿屋。”、於演《里中女》“吾聞桑中女,不識華堂陰。貧窗苦機杼,富家鳴杵砧”也反映了中國的紡織行業。

  我國古代紡織業的發展與我們的祖先很早發明養蠶有關。《詩經》中“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 公侯之事。於以采蘩 於澗之中。於以用之 公侯之宮。”(《召南。采蘩》)就是描寫蠶婦為公侯養蠶的詩。它所反映的養蠶行業在後來的詩人筆下也出現過許多次,如:明代詩人高啟《養蠶詞》“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二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后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檐前繰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清人朱奕曾《蠶婦謠》“日間防蠶飢,夜間防鼠咬。保蠶如保嬰,刻刻難離抱。”養蠶是為了繅絲,繅出來的絲除了極少一部分留做己用,更多則是被養蠶人賣掉。宋代中興四大詩人范成大《繅絲行》“今年那暇織絹着,明日西門賣絲去。”、清朝董恂《賣絲》“初生小滿梅正黃,市頭絲市咸開張”就很好的說明了絲市行業的普遍性。

  眾所周知唐代是古代詩歌的黃金時代,也是茶之盛世,專門從事產業經營的茶商也便應運而生了。白居易名篇《琵琶行》“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梁買茶去。”及王建《寄汴州令孤相公》中“水門向晚茶商鬧,橋市通宵酒客行”等詩句,都反映了茶行的情況。唐代的詩鬼李長吉《老夫采玉歌》“采玉采玉須水碧,琢作步搖徒好色。”以及早於他的另一位唐代詩人韋應物《采玉行》“官府征白丁,言采藍溪玉”則又直接說明了玉石行的存在。從李賀的另一首詩《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佣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干膩薄重立腳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孔硯寬碩何足雲!”我們則可以直接看出文房用具行的存在及其生產情況。唐朝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在《買花》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而宋代陸放翁《臨安春雨初霽》則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二者從直接和間接兩個方面說到了賣花這個行業。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行業,還有李白《秋浦歌》“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寫鐵器行的;李白《江夏行》“正見當壚女,紅妝二八年。”以及杜牧《清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則反映了酒米行的存在;元朝王冕《傷亭戶》和楊維楨《鹽商行》則勾勒出了從事鹽行業工人的悲慘生活,略晚與他們的明代高啟的《牧牛詞》、《伐木詞》則是直接描寫牧牛和伐木行業的。

  其實自古以來行業的工種絕不止三百六十行,而古代詩歌更是浩如煙海。通過詩歌對三百六十行的反映和描寫,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行業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