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中農村的習慣是每年農曆七月過廟會。這個時候夏糧已經晒乾入倉，秋糧正在地里長着，悠閑的人們便今天東村明天西村，走親訪友尋熱鬧。
我們村的廟會是十五日，因為是周圍最大的村子，只要不是災年就要唱大戲。費用由村民大家承擔。有錢的出錢，有糧的出糧，富裕的人家多出，拮据的人家少出，月初就有人挨家挨戶籌措了。
戲場一般設在學校的操場上。一周前就開始搭建戲台了。到了十三日，人們就開始忙碌了，天不亮就要去縣城拉道具，十二點前趕回來。緊接着是布置戲台，給演員壘鍋灶。很早以前，僅壘一口鍋，只燒水，不做飯，演員兩人一組到村民家中就餐。村民就像招待親戚一樣招待演員，有演員吃飯的家裡小孩，大人，甚至親戚都自豪。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演員自己開伙了。
十三日也是村民家中最忙碌的一天。男人要打掃庭院衛生，上街購買東西，下午還要上墳祭祀故人。女人要蒸饃煮肉，準備幾天的蔬菜。大一點的孩子要去親戚家邀請親戚來看戲。到了下午，戲場就開始熱鬧了，各種商販的攤點開始營業，小孩們吵吵鬧鬧替家人搶佔最佳的看戲地點，晚上八點前後就亮燈唱戲了。那個年代只允許唱樣板戲，就那麼幾本，《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等。人們看戲談不上藝術享受，僅僅是為了消磨時間，體驗熱鬧。
唱戲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燒汽燈。那時，農村還沒有通電，普通人家照明用煤油燈，唱戲用汽燈。汽燈也是一種燒煤油的燈，只不過它是先把煤油汽化，通過燃燒氣體發光。汽燈要比煤油燈亮上百倍。那麼大的戲台上只掛三隻燈，前台兩隻，後台一隻。這種燈不用點，而要燒。普通人燒的汽燈不很亮，只有一位名叫“好金”的人燒的汽燈最亮。每次唱戲都是他燒汽燈。他家距戲台不遠，如果到了燒汽燈的時候他還沒有到，就能聽見有人大聲的喊：“好金，燒汽燈了”。他聽到後有時飯來不及吃，就趕來燒汽燈了。這是我兒時聽到的最響亮的聲音，也是我最羨慕的聲音。
每年唱戲的時候，我最喜歡的事情是站哨。那個年代，講究以階級鬥爭為綱，好像時時有敵人，處處有鬥爭。學校要組織高年級學生輪流在各條路口站哨，盤問過路的人，並要求背誦毛主席語錄，不會背誦的現場背會後才能通過。我們一次三個人，一個人站哨，另外兩個人在玉米地里偷偷燒玉米棒吃。有時候被社員發現了，他們嚇唬我們說要告訴老師，其實只不過說說而已。也有被查哨老師發現的時候，老師先批評我們說：“農民種一株玉米多麼的不容易，你們的行為是破壞農業學大寨”。批評歸批評，老師臨走時還不忘記帶一個燒好的玉米棒自己吃。現在我也常常吃燒玉米棒，但總感覺沒有那時候的好吃。
唱戲期間，我除了站哨就是撿西瓜皮。那時我家常年養有兩頭豬。養豬的收入是我家唯一的經濟來源。賣了豬的錢不但要支付家裡的日常費用，還要支付我上學的費用。西瓜皮是上等豬飼料，唱戲這幾天，我不去地里割豬草，而是背上竹樓滿戲場撿西瓜皮。看見有人吃西瓜就很快跑過去，站在旁邊等候人家的西瓜皮。有時為了一塊西瓜皮還要與人吵架。三天時間裡，我要撿一大堆西瓜皮，足夠兩頭豬吃一周。
如今，我們村裡的廟會仍然年年舉辦，但不一定年年有戲，也沒有人撿西瓜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