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搶”的日子裡

　　現在的人們可能對“雙搶”這個詞已經陌生了，但我對它的記憶卻是刻骨銘心的，“雙搶”的含義就是搶收和搶種。從十歲左右到二十一歲，整整十年左右的時間，每年的七、八月份，一年中最炎熱的季節，我們農村人和農民的孩子，乾的就是這個繁重的搶種和搶收的活。

　　記憶的閘門讓我回到童年和少年，回到那炙熱如火的季節，回到那無憂無慮的但也清平艱難的歲月。童年的回憶有時模糊有時清晰，有甜蜜也有苦澀。出生在七十年代的我還有對人民公社的回憶，但那時的生產效率極低。記憶深刻的是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大人大都出去勞動了，留下小孩在家做飯。但是米缸里已經沒有了米，所以只好去條件好點的人家去借米做飯。好在村頭有一戶人家家裡壯勞力較多，戶主還在鐵路工作。能幹懂事的二姐常常去他家借，往往不會空手而歸，也就暫時解決了當天的吃飯問題。那時的我還不怎麼懂事，但也感覺到了生活的艱難和窘迫——要是做不出中飯二姐要挨罵不說，父母忙了一個上午沒飯吃的感覺應該也能想象得到的。其實這樣的日子既不是大人的責任，也不是小孩的過錯，現在的人可能沒法想象這樣日子是怎樣過的。

　　七十年代末國家開始慢慢走上正規，也開始了農村“包產到戶”政策，大家也習慣也叫“分田到戶”，可能在農民的潛意思里，還是有對土地的強烈渴望——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但是不管怎麼稱呼，這卻極大的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包產到戶”打破了要到14周歲才能參加勞動的限制，也打破了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弊端，於是男女老幼全部行動起來，要農田要米吃，向農田求生存！

　　記憶中我第一次參加勞動是8歲，割稻挑擔的活還干不動，輕便活還是能幹的。脫稻子的時候需要把稻子捧到大人的手裡，於是我就干那活。因為家裡我最小，又是家裡的男丁獨苗，上面還有三個姐姐，所以十歲左右幹得最多的還是做飯的活。到十一、二歲的時候，看上去走路已經有點穩了，因為從小個頭也較高，於是就當一個勞力用了。剛開始的時候還有幾分興奮，可能也感覺有點好玩。幹了幾天就感覺事情比想象的要艱難的多——簡單原始的生產工具，全家人累死累活干一天，最多也就能收割一畝左右的稻子，而我家有近十畝地。這還不包括曬稻子、捆稻草、拖稻草等繁重的活，還有種稻子的任務。而所有這一切勞作，都集中在7月20日到8月中旬才能大致完成。在7月底以前，必須把所有的稻子收割完成，在8月7日立秋以前，必須把水稻種植任務完成，因為過了立秋再種水稻的話，產量就會明顯降低。所以這兩件關係吃飯問題收割和播種的任務，也叫“雙搶”。

　　而這段時間正是一年之中最熱的季節，那炎炎夏日的毒太陽，炙烤着全身，衣服不知濕了多少遍，像要烤焦我的身體，也像要吸光我身上所有的能量！田裡還有那最讓人討厭的螞蝗，不管大的小的，神不知鬼不覺的游過來，叮在你的腳上吸血，等你感覺有了癢和痛的感覺，一摸小腿，發現它的身子已經吸飽了你的血。這時真是又惱又恨，你把它擰斷，它照樣扭動身子，大人說斷了以後它還會變成兩個，這時最解氣的辦法是把它扔到滾燙的路面，看着它慢慢地被地面四、五十度的太陽烤焦，變成一條螞蝗干。等太陽快到西邊的時候，這時正是一天之中最乏力的時候，太陽沒有了白天的熾烈和面目可憎。正為那一絲清涼感到慶幸的時候，蚊子和蒼蠅又來湊熱鬧了。它們好像是聞到了你那又臭又髒的味道，專門往你臉上叮，你手一拍，整個人就成了一個泥人。最可怕的是那“牛虻蒼蠅”，叮在你身上，比針扎還疼，比螞蝗叮的感覺更癢，趕也趕不走，拍也拍不到，等你好不容易拍死一個的時候，它已經在你身上叮了好幾個大包，那感覺真是又恨又怕，回憶起來，至今還是心有餘悸。那時也更本沒有像現在這樣的雪碧、可樂、蛋筒這樣的高級冷飲，有時田頭也有人來買5分錢一支的棒冰，能吃上一支棒冰對那時來說，已經是最大的奢望和滿足了，小店裡也有1毛五分錢的汽水，每個人能分上一碗，也已經是最大的獎賞了。

　　現在我的女兒也已經13歲了，現在的她躲在空調房間里玩着電腦，吃着冷飲，可能感覺還有很多不滿，但那個年紀的我已經參加“雙搶”三、四年了。清貧的生活，磨練人的意志，艱難的生活，或許造就了一種精神。我是一個農民的孩子，我的父母和他們的親朋好友，也全是農民，我也算做過十幾年的農民，正是那片貧瘠的土地，養育了我。這或許有點憶苦思甜的味道，但是，回憶“雙搶”的日子，或許也是在回憶歷史，也在追尋我們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