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姊妹共有五個，大姐為老大，我是老小，中間是我的三個哥哥。大姐生於1931年，因為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姊妹五個中唯有大姐沒有上過一天學，這就註定了她一生艱苦曲折的命運；然而，又因為父親給她找了一個好婆家，一個很受人們尊敬，在當地很有威望的婆家，又使得她艱難曲折的生活罩上了一個很榮耀的光環。
在兩個革命家庭中磨練成長
大姐的公公魏佑民 原名魏希真 1908年生於陝西省子長縣玉家灣村。1925年在山西太原山佑大學上學時，經李子洲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8年畢業后回到家鄉秘密進行革命活動。1932年4月，劉志丹、謝子長、魏佑民帶領游擊隊在富縣吉子現與楊虎城的警衛團孫蒼狼不幸遭遇，由於敵眾我寡，裝備懸殊，戰鬥失利。為了保護劉志丹、謝子長和部隊安全轉移，當時擔任紅軍26軍騎兵大隊大隊長的魏佑民率領騎兵阻擊敵人，三進兩出敵陣，使部隊安全轉移，自己卻壯烈犧牲，年僅25歲。
大姐婆家的爺爺魏民選，支持兒子革命，變賣了全部家產，籌資3000餘元銀元用於發展武裝革命；曾冒着生命危險營救劉志丹出獄。在兒子犧牲之後，他仍然堅強而矢志不移地支持革命工作。1946年新華社記者張鐵夫在《解放日報》報道了他的情況：“他，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年人，含着眼淚回到家裡。但是，他對革命一點也沒灰心。……1934年7月，謝子長同志帶着隊伍回到安定，魏老先生便主動參加了當時紅軍組織的秘密辦事處的工作，擔任辦事處主任。……今年，在魏民選先生身上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在子長縣的選舉中，他被選為副縣長；第二件，他又被全縣人民選為邊區的參議員。”因此，大姐的婆家在當地是很受尊敬的一個家庭。
大姐的親事，是由父親和姐夫的爺爺定的。當時父親和姐夫的爺爺都在子長縣（當時的安定縣）上工作，互相了解，既很看得上對方的人品又很投緣，於是就定下了這門親事。1947年，虛歲十七的大姐就出嫁了。
大姐的婆婆是個嚴厲而且規矩很多的人，她二十多歲守寡將兒子養大，也是極不容易的。娶過兒媳婦后，她就將家裡、地里所有的活兒全部落在了我大姐一個人的肩上了，她也許是覺得“當年的媳婦熬成了婆”，自己該好好鬆口氣，歇歇了。十七歲的姐姐只有默默地接受了一切，開始了她艱苦的日子。
大姐在娘家時，從她記事起就是母親的好幫手了，小小身影整天忙個不停。1934年，姐姐三歲時，父親就參加革命離開了家。家裡地里的活兒讓母親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大姐從小就刷鍋洗碗、做飯、餵豬、紡線織布，經常是背上背着弟弟，手裡還在乾著別的活兒，因此，她從小就練就了一身吃苦耐勞幹活兒的本事和剛毅堅強的性格。
婆家家裡人口雖然不算太多，但是做飯、種地、餵豬、碾米、磨面、做針線活兒讓姐姐一天到晚忙得象陀螺似的。而且，第二年就有了第一個孩子，我的大外甥女。
大姐的婆家離我們的老家有70里路，出嫁的頭幾年，她每年最少還是可以回一次娘家的。可是，解放初期，自從父親因工作關係，帶着我們一家人離開了家鄉后，她與娘家人就天各一方，多少年都很難見面了。
只有付出沒有享受的人生路
要強的大姐1954年在婆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併當選為村委會主任；1858年當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一干就是17年。在這17年中，她腳踏實地帶領着村民們戰天鬥地，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不但是村裡的帶頭人，而且是當地十里八鄉孝順賢惠的好孫媳、好兒媳婦。她伺候了婆家的爺爺、奶奶，婆婆兩代老人，直到給他們養老送終后。
1970年大姐隨姐夫的工作調動離開了家鄉。1970年到了富縣，1983年到了延安。她走到哪裡，就把黨組織關係轉到哪裡，把政治生命視同自己的生命，並且積极參加當地居委會的工作，先後擔任過居委會的副主任、主任。其間她勤奮工作，為解決居民生活問題做出了貢獻，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其先進事迹延安報做過報道。
我們隨父親的工作調動從陝西到青海，又從青海到天津，從天津到寶雞，十幾年間，大姐從來沒有來過一次。可是，讓我記憶深刻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大姐突然拖兒帶女，領着4個未成年的孩子來到了寶雞。當時正是“文革”時期，時任公社書記的姐夫被批鬥，停職了。大姐和孩子們受歧視和欺負不說，孩子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吃不飽飯是個大問題。
可是，大姐那次來，沒住多長時間也就回去了。因為娘家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當時的糧食限量供應，家裡一下增加了大姐家5口人，吃飯也成了大問題。沒辦法，除了粗糧，只得將少有的麵粉定量想辦法買成了一斤能買2斤的面。這種面里參了一半的麩皮，除了數量多了外，不僅不好吃，充饑連雜糧也不如。也就是說，一家老小連一頓白面都很難吃上。姐姐看着60多歲的父母，不忍連累，默默地帶着孩子們離開了。我至今記得大姐走出大門時的情景，她背影消瘦，手裡提着包裹，為了讓父母放心，態度堅決地招呼着4個不懂事的孩子，頭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門。大姐在富縣無親無靠，回去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呢？我常常能聽到父母親在閑暇時牽挂大姐的話語……。
姐姐有六個孩子，兩男四女。1985年五十多歲的姐夫突發腦溢血去世了。那時，六個子女有的還沒成家，最小的女兒還在上學，姐夫走了，家裡不但少了“頂樑柱”，而且經濟狀況也直線下降了。大姐，一個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又當爹又當媽，為孩子們操勞着一切。她雖然沒文化，但是她堅強，她得把幾個孩子一個個撫養成人，好讓姐夫放心，讓姐夫不要牽挂。她勤儉持家，縫補漿洗，精打細算地過着日子，一分錢都要用在“刀刃上”。用爐子做飯的年月，路上見到一根能燒火的柴草都要撿回家。姐姐是腌鹹菜的好手，她腌的鹹菜鹹淡適宜，酸脆爽口，是一家人一個冬天主要的就飯菜。儘管這樣，她從來都沒向娘家人開過口。當時娘家的情況是，我們的父親早在1975年就去世了，母親每月只有幾十元的老幹部遺屬生活費，我們姊妹幾個都忙於各自的工作，孩子們也都還小，情況不是太好。但是，我們的情況再不行，也比大姐的情況要強得多，可是，大姐寧願自己苦一些，也不願連累娘家的人，她含辛茹苦地將孩子們一個個培養成人。
鄉親們感嘆：她這一輩子的人活好了
2006年5月，姐姐因腦溢血去世，永遠離開了我們，時年75歲。
聽到消息，我們姊妹就立刻趕了回去。她離開家鄉已經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姐姐婆家村裡的人都來送別姐姐了，村黨支部書記親自主持了追悼會，姐姐在村上時的為人做事給鄉親們就留下了好印象，在鄉親們中很有威信。他們說，在村上時，她是大家的帶頭人，給咱村裡出了大力了，是功臣啊！住到延安后，她的家成了咱家鄉人的落腳處，去辦事的、看病的，經常不斷去人，大姐都是熱情地接待，給他們做飯，安排他們住下，從來不嫌棄他們這些鄉下人。家鄉老年人感嘆地說：“她一輩子的人活好了！”
“她這一輩子的人活好了！”這是家鄉人對大姐一生的評價，這句話聽起來很平常，很簡單，但是我感到了它的分量。她不愧是黨的好村幹部，革命烈士家的好兒媳，革命家庭的好女兒。宋代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的有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想，這句話用在大姐身上是不為過的， 大姐的一生既沒有因為從小沒上過學而自卑，也沒有因婆家的榮譽而固步自封，她有信仰，有精神追求，走出的是一條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人生之路，受到人們的讚譽和尊敬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姐姐的一生是平凡的，她是我的親姐姐，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更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我敬佩我的大姐，我真為有這樣的大姐感到驕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