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十餘日，還未見過太陽。今日天晴，風和景明，春光明媚，乃出外閑步。至南門大橋下，迎賓公園裡，遇一位故人，是我兒時多年的鄰居，後來我們又是戰友。近來，我對於故人，尤其是兒時的朋友、同學、鄰居以及熟識的人，總懷有一種特別親切的感情，幾十年過去了，印象逐漸模糊，感情卻愈益濃厚。我知道，我是在留戀那遠逝的時光，一去不回的美麗青春，見到故人，讓我回想起許多塵封已久的往事。
他叫王介明，人稱王三公子，其父“文革”前，是我們地區食品公司的書記。一九六0年，那時我才五歲，他比我大三歲，我們兩家就是鄰居，住在地區合作辦事處機關大院里。大院里有一條河，他家住在河西，我家住在河東。後來，合作辦事處分為供銷社和商業局，我們兩家又於一九六二年中秋節前一天，一起搬到地區商業局大院，成為緊鄰，直至一九九四年那裡的房屋拆遷，達三十二年。其間，我結婚後於一九八四年搬出，但我的父母與他家還一直住在那裡。
一九七一年元月，我當兵了。新兵出發前一天的下午，我才接到入伍通知。晚上，睡在縣人武部一間大房間里，半夜，門外突然響起一陣人聲，開門進來幾個人，其中一個卻是介民。其時他正在農村插隊。我以為我是最後一個收到入伍通知的，原來他比我還遲。我從床上探起身，喊道：“介民，我也在這兒哩！”已經沒有床鋪了，他就睡在地上。
我們在運河裡行駛了兩天，第二天下午，輪船抵達南京下關碼頭。在南京軍區政治部大院里休息時，他過來問我：“你有什麼吃的東西嗎？來得匆忙，什麼都沒帶。”我給了他一條八珍糕。我們那個部隊是新組建的，分散在兩省三地，其中：一營在江蘇溧水，二營在南京幕府山、棲霞山，三營和團部在安徽大別山。我們都分到了大別山，我在十連，他在十一連，相距四、五幢營房。我們平時不常來往，他來找過我幾次，都是向我借錢。那時，部隊戰士津貼很低，第一年每月六元，以後每年每月增加一元，到第四年每月十元，我日常僅買買郵票、牙膏，花費極少，而他的津貼卻根本不夠用，常向家裡要錢。一九七三年，我探家時，他父親還跟我談到這個問題，奇怪地問：“他怎麼錢老不夠用呢？”一九七五年退伍后，他還欠我們一個在團司令部當文書的老鄉四十元錢未還。那個老鄉給我寫過幾封信，叫我幫他要錢。
一九七二年五月，我父親到部隊看我，替他家裡帶來了一些東西。一天上午，我去找他，他不在；下午再去，還不在；晚上又去，他們連里人說他失蹤了。那天是星期天，我們營部與響洪甸水電站比賽籃球，找他當裁判，才發現他中午飯也沒回來吃。那時我們上廁所都要說一聲，他卻一天未歸，實在是犯下大錯了。晚上熄燈號響過以後，我再去找他，看見他們全連集合，他站在隊前，低着頭，指導員正在訓話。第二天他才來見我父親，告訴我，昨天他過生日，幾個老鄉，在山上喝酒，喝醉了，晚上又在山上燃起一堆篝火，被哨兵發現，抓了回來。我們部隊的駐地，在皖西大別山區響洪甸水庫旁的一個深山溝里，地處荒僻，閉塞幽遠，只有一條山路，蜿蜒通往三十餘裡外的六安縣獨山鎮，此外便是綿綿無盡的群山。那寂寞的大山，阻斷了家鄉萬里，鎖住了青春韶華，辜負了風花雪月，我們那一顆顆年輕的心，思念親人，嚮往喧鬧，渴望愛情，他們在山間，飲酒取樂，也是一種情緒的渲泄吧。
一九七三年年底，他們連調往溧水，我去送他。他對我說：“你要好好乾，爭取入黨。聽你們連人說，好多人在幫你。我是入不了黨了，明年肯定叫我退伍。我們這些知青，回去以後還不知去哪裡呢？”說時神情悲淒。那時，他是出了名的“油子兵”，作風散漫，紀律鬆弛。他的籃球和乒乓球，都打得非常好，出神入化，就是因為“表現”不好，一直進不了團集訓隊。後來，在乒乓球教練的堅持下——那個乒乓球教練是從六安縣體委請來的——他才進了團乒乓球隊。他到溧水以後，我就再沒有見過他。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在團部宣傳隊，聽說團乒乓球隊又開始集訓，就去找他，卻沒有見到他。我們連一個在乒乓球隊的安徽樅陽兵告訴我，他老是到女隊去，與女兵開玩笑，女兵告到政治處，就將他開了，說：“他就是刁文元，我們也不要。”刁文元是當時安徽省乒乓球隊隊員，全國男單冠軍。一九七五年二月，我退伍返鄉，晚上，在六合縣招待所投宿，在那裡與他不期而遇。那天，大雨滂沱，滿地泥淖，招待所里，屋陋燈暗，四壁生寒，與他相遇，也算他鄉逢故交了，給心裡註上了一股融融暖意。他見到我很高興，對幾個一起退伍的海安、如皋兵說：“這就是我常說的××，我們是鄰居。”
退伍以後，我們分在商業部門。那年，分在商業部門的退伍戰士，全部安排在糖果廠、醬醋廠、肉聯廠等商辦工廠.他找我父親，想分到好一點的單位，我父親就把我們分到糖煙酒公司，我在倉庫當保管員，他在門市部當營業員，不久，又將他調到辦公室當總務。一九八一年，成立煙草局，香煙從糖煙酒公司劃開，他去了煙草局。分出去的人，都不高興，有人發牢騷，有人大鬧，有人大哭，不料，世事變幻，命運難測，不幾年，國營商業就結束了它建國三十年以來的輝煌，與物資、糧食、供銷系統的企業，最先受到經濟改革浪潮的衝擊，先是虧損，然後是嚴重虧損，隨後就紛紛倒閉，職工下崗，而從糖煙酒公司分出去的煙草局，還有一個鹽務局，卻成了國家專賣。一九九三年，一次，我在街上見到他，那時我已到市級機關工作，他問我現在工資多少，我說三百多元，他說你知道我多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工資條，一千三百多元。
介民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有一件事，很能說明他的性格：在他當營業員的時候，一次，我們一個戰友來找他買兩斤白糖。雖說當時白糖要憑票供應，但他就在食糖專櫃，買兩斤糖也不是很難的事。他卻叫那個戰友，去開一張單位介紹信來。那個戰友在我們地區紡織廠當工人，那是一個很大的工廠，有一萬多人，一個車間就有千餘人，平時連車間領導都難見到，哪兒能到厂部開到介紹信呢？戰友就開了一張蓋着車間之下的“班”一級單位公章的介紹信。介民看后說不行，一定要厂部介紹信，戰友無奈，只好又去請人。厂部的介紹信拿來后，介民說：“我去趟廁所。”回來后跌足擂胸地說：“不好，介紹信被我當大便紙用掉了，你再去開一張來。”戰友才知道，是拿他尋開心。
但是，他又是一個很能討人歡心的人，對領導，對鄰居，對與他談得來的人，他總是很讓人喜歡；朋友也非常多。小時候，我與他的弟弟打架，他作為哥哥，也只比我們大兩三歲，卻從不幫他的弟弟。他的老婆，是個不懂事理的人，常與鄰居發生糾紛，他從不維護老婆。有一次，他老婆將中藥藥渣倒在我家門前，我母親說她，她卻振振有詞：“這個地方是公家的，又不是你家買下來的。”她就差點沒說“你叫它答應你，就是你家的。”介民知道后，過來打不盡的招呼，又將門口掃凈。我結婚時，他忙前忙后，幫了很多忙。在部隊時，他雖是一個“落後分子”，但其實與領導的關係都很好，二00六年秋天，他當年的指導員來我們這裡，他辦了兩桌飯接待他，由此可見他們的關係。在糖煙酒公司時，領導與他的關係也都非常好。但那時，人們的腦筋彷彿很不靈活，公與私分得很清，你不夠入黨條件，就不能入黨，你不夠提拔，就不讓你提拔，私人關係再好也沒用。直到他到了市煙草局，確切地說，是到了一九八四年，城市改革以後，他才開始受到重用。不久他當上了信息科副科長，后又任稽查科副科長，那可是一個有權的職位，哪個煙草商店不巴結他，再后又任駐京辦事處主任，局裡拿幾百萬資金讓他去“開拓”。一年，嚴重虧損，又不知哪一爐香沒有燒好，局長大怒，下令查辦，但查辦的結果卻又不了了之。其原因，有一個故事：那個局長，在局裡有個情婦，介民便常於晚上，在局長的宿舍旁監視。一晚，那情婦去了局長家，他便去敲門，故意很長時間不走，那情婦躲到陽台上，穿着短衣，差點凍壞。介民出來后，又將那情婦的自行車藏了起來，那情婦也不敢聲張。他們心照不宣，虧損的事也就不再查辦。
現在，介民已上二線。去年十月，我父親去世，他來弔唁。父親當年的同事，大都已不在人世，他們的後人，也很少往來，因此誰都沒有通知，不知他是從哪兒得到消息的。一進門，就爬在我父親遺像前磕三個頭。我母親已認不出他了，他說：“我是介民啊！”臨走，又爬下磕三個頭，讓我非常感動。我父親舊日對他非常關照，他也知道感恩，前年見到我還說：“你爸爸是好人，好人長壽。”他父親與我父親同年，早於一九七九年去世，我父親比他父親多活二十九年。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女兒結婚，請我赴宴。我平時最怕赴宴，常找借口避之，最近我們單位一位領導的女兒結婚，我都沒有參加。但介民女兒的婚宴我是一定要參加的。不料那天卻因去南京開會未去成，抱憾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