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一次次怕迷失自己，又一次次渴望忘了自己。
在茫茫人海中，在清山綠水間，渴望徹底地將自己忘卻，忘記自己姓是名誰，忘記自己衣着相貌，忘記自己家在何處，忘記自己來自何方，忘記自己應負的責任，忘記自己應盡的義務，忘記自己活着為什麼，甚至忘記自己是一個人——只是一個生命的載體，一種存在，像路邊的草，像崖上的樹，像一粒微塵，像一掬清泉，像風中舞着的葉，像水裡游着的魚——相忘乎江湖，回歸於自然，享受單純的生命的快樂。
這種感覺不可乎驟得。
總有絲絲縷縷的牽挂，總有密密匝匝的負累，總有重重疊疊的困擾，總有急急攘攘的紛爭——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適應社會，就要被社會淘汰。這種遊戲規則讓人無奈，讓人悲哀。多數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得到別人肯定、別人讚賞、別人高興、別人滿意，有時要不得己地掩飾自己的真性情、真思想、真面孔、真快樂。人之痛苦莫過於此——不能夠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一切。
羨慕西方人的單純、率真。在景點見到的外國遊客，都是那樣衣着簡單，瀟洒隨意。他們不高興就罵娘，就遊行，就辭職，就裸奔——此舉雖驚世駭俗，但實為最真的流露。人類的祖先本就是赤身裸體的爬行動物，一切動物——除去人以外，又有哪個是衣冠楚楚，冠冕堂皇？當然也沒有衣冠禽獸。國外有許多裸體俱樂部，有的稱“天體組織”，還有一些公共場合，如餐廳，也流行裸體。在這種場合，不論男女老幼，皆不着一絲，坦誠相見。我在網上看過一組照片，那幫老外精赤條條，環肥燕瘦，各有其態，神情怡然自得。這種場合很少有中國人參加，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把每一個中國人都包裹得嚴絲合縫。據說港台和內地一些開放的大城市也有裸體派對，但參加的人都嚴格保密，派對中還戴着面具，怕傳出去無顏見人。這就是中西方的差別，人家就不怕別人知道——我高興我的，關別人何事？只要不影響別人的生活，他們可以隨意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沒有任何人干涉。這才是最大的快樂。
和西方人相比，中國人受條條框框限制太多，這是中華傳統文化比較負面的一面。各種禮義、禮法、禮教、禮數，讓人不堪重負。現在日本、韓國在這方面表現尤甚。一些人看了韓劇和日劇后，感慨中國這個禮義之邦己名不符實，不如受我們影響的韓國、日本的傳統文化保持得好。有些學者甚至杞人憂天地宣稱在“80后、90后”身上己經很少看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痕迹，在媒體上呼籲加強傳統教育，好像不這樣我們就要回歸身着樹葉、獸皮的野蠻時代。還有我們現在在世界各地大辦“孔子學校”，要用孔孟之道教化蠻夷之人，說這樣可以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對此我有不同意見。首先我不認為見人就點頭哈腰地問好是禮義之邦的象徵。就拿日本人來說，看看他們在中國和亞洲其它國家犯下的滔天罪行，連禽獸都不如，如果說這幫混蛋是禮義之邦的臣民，我們中國趁早摘了這頂帽子扔掉。其次是對“80后、90后”的評價，在這次對付藏獨分子、保護奧運聖火、支援汶川災區的行動中，“80后、90后”的表現讓某些學者們啞口無言，瞠目結舌，“80后、90后”的愛國熱情、民族情結絲毫不亞於我們任何一代人的表現，甚至還要強過我們——傳統文化表現在哪裡？如果說愛國熱情、民族情結不算傳統文化而見人就禮貌地問好算的話，那就是混賬邏輯。其三是我認為我們不能再倒退到過去那種盲目自大的心理狀態，我們曾經認為天朝帝國是地球的中心，其它化外之幫皆我附屬，應該向我天朝納貢稱臣，結果這些化外之幫使我們遭受了鴉片戰爭以後的百年劫難；後來我們又想用共產主義去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人，結果改革開放打開國門后發現我們自己正屬於應被解救之列。現在我們又要用孔孟之道去影響西方人。孔孟之道是有精髓，但也有不少糟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的文化和西方文明比各有所長，我們應該採取的是實用的拿來主義，而不是被傳統文化包裹得像伊朗婦女的服裝一樣，只露出兩個鼻孔和兩隻眼睛——這實在不能再被裹住，否則就要出人命，而我們如果還認為這種服裝很美，樂在其中，那就更要命。我們應該把身心解放出來呼吸點新鮮空氣，汲取點西方文明的氧分。當然傳統文化中好的一面還要很好地傳承，不能全盤西化。用孔孟之道去增強軟實力，不知道西方人買不買賬。
我喜歡西方人的直來直去。我一向認為西方的政治家是可惡的，他們代表着資本家的利益，總是想攫取世界上一切的資源為自己所用，看見誰弱小就想欺負，並且經常一哄而上，耍不要臉，看看清末的八國聯軍和現在侵略伊拉克的多國部隊，他們像蒼蠅追腥逐臭般地追逐着利益，全不顧人家國民的死活。但西方的人民是可愛的，他們愛憎分明，直抒胸臆，沒有我們中國人這麼多複雜的思維，有些行為在我們看來有些犯傻，但這種傻實在是傻得可愛。崔永元在實話實說中請過一位美國年輕人“大衛”做嘉賓，大衛在美國有着很優越的工作生活環境，但他放棄這一切來到中國的貧困山區支教。他的行李很簡單，一面中國國旗和幾件隨身衣物；他的目的很單純，幫助這些貧窮的孩子，讓他們受到最起碼的教育。他到哪裡都深受歡迎，因為他是真心對孩子們好。後來他到了一所大學，學校給了他每月1200元的工資，他非要讓去下幾百塊錢，說一個月三四百元就己經足夠——這在我們看來簡直是十足的傻子。在節目現場，崔永元放了一段視頻，是大衛教過的山裡孩子流着淚喊着他的名字說想念他，希望他再回來教他們，這時，一直談笑自如的大衛不敢再看，將臉深埋手中，身體在微微顫抖。崔永元說，看到大衛的事迹，他想起了一人中國人的名字——雷鋒。
其實西方人很多都像大衛這樣，並不是說他們有多善良、多崇高，而是他們認定有意義的事就意無反顧地去做，很少從功利的角度去考慮，他們只需要最基本的物質保障，他們追求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悅。這比我們大多數人都高了一個層次。我們有幾個是在做着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恰恰相反，我們多數情況下是做着不太願意做的事。生活的質量由此高下立判。大衛他們可能很傻，但傻得開心；我們很精明地謀着一份差事，但精明得可憐——連最基本的快樂都很少得到。
大衛在中國貧困山區支教的時候恐怕很少去想他究竟為什麼要來，他來這裡幹什麼，他為什麼要拋棄人人羨慕的美國的環境和條件，來到中國的窮山區被人稱作傻子，我想他在和孩子們用心靈交流的快樂中甚至會忘記自己是一個高鼻樑、白皮膚、藍眼睛的美國人，甚至會忘記自己一切的一切而只享受單純的快樂，因為他己經完全融入其中。直到他看到崔永元為他播放的視頻，直到他聽崔永元說他是雷鋒，他似乎又找回了自己——一個美國青年，在中國得到了人世間最珍貴的東西。
忘了自己，純粹地融入自然、社會、人生，追求最簡單的快樂。
忘了自己，爾後在更高的層面上把自己找回。脫胎換骨，去濁還清。
大衛做到了，我們能做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