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們的官場生涯
作者/燎原
在同僚當中，肖桂國是個異類，他開博客、發牢騷、寫官場感言，最近還聯絡了幾百個全國各地身處官場的年輕人，大部分都是“80后”，他們打算自費出本書，把各自的從政經歷和感悟集中起來表達，名字就叫《選調生眼中的官場》。
自2003年起，從基層鄉鎮黨政辦到現在的廣西區委黨校，肖貴國已經在官場混了8年多，他的QQ里，有好幾百個類似經歷的年輕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仕途之路並不像前輩們那樣順暢，過過小日子還可以，但對那些還懷抱着些許政治理想，曾經希望有朝一日“主政一方，造福百姓”的年輕人來說，生活卻是痛苦的，有些人離開了，有些人則已經被異化得面目全非。
2011年11月27日，新一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開考，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打破腦袋想要進入肖桂國他們已經進去了的官場，儘管很多人都並不真的清楚在那裡究竟會迎來怎樣的生活。
入官場
“農民很辛苦，我就是希望能幫他們做點事。”梁婷說，後來才發現，要在基層做點事，很難，“我不過是這個龐大系統里的一分子，能做的，更多時候是適應而不是改變”。改變需要資源，但你不是領導就不可能擁有資源，當你真的是領導了，考慮的因素也變得多而複雜，出於自身利益考量，就不會想改變了。
今年30歲的梁婷，是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秘書。8年前，當她大學本科畢業時，以選調生的身份來到廣西憑祥市友誼鎮政府任職團委副書記。
像她這樣的選調生，在整個廣西有近4500名，其中2011年全廣西招入434名，這434個名額中，定向分給來自清華、北大的大學生名額就有93名。他們通常是被視為精英人才派去基層歷練，以後要調回來擔當大任的。
“我們是真正把他們當‘苗子’來培養，讓他們下得去、長得好、上得來。”分管選調生工作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幹部一處的相關負責人在接受採訪時說，“這幫政治精英經過基層歷練，再回到區直單位時，他們知道基層的艱苦，熟悉基層的工作，對百姓有感情，今後面對來辦事的基層幹部群眾時，他們態度會好些，服務意識也強些，在制定政策等方面，他們也因了解基層而使政策的制定更切合實際，避免了被基層官員糊弄的可能。”
不過，就個體而言，“選調生”不過是個標籤，是進入官場的另一種通道罷了，他們進入官場的目的、混得好與壞，跟這個標籤的關係其實並不很大。
肖桂國進入官場的第一站是廣西梧州市蒼梧縣沙頭鎮黨政辦，他將自己當初踏入基層為官的原因歸結為：從農村出來，總感覺做幹部較體面，而且年輕也想打拚一番。
在鎮黨政辦期間，肖桂國主要做張貼大字報、參與收取農業稅、撲滅山火、收發傳真、打掃衛生、搞拆遷等工作——在這個以水稻、母豬、荔枝為三大主產業的鄉鎮，荔枝種植的季節，鎮領導幹部會帶隊做表率，帶頭去種一棵荔枝樹，以示重視發展荔枝產業，雖然種下后就不去理會了。
荔枝成熟的季節，才是鎮政府最忙的時候，主要是搞荔枝公關，給上級領導、縣直部門送送荔枝。“全鎮幹部都出去摘荔枝。”肖桂國說。
在沙頭鎮政府里，稍上年紀的不會打字，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國在基層工作的主要舞台：很多時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複印、速印，有時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備感苦悶的肖桂國在和很多同到基層的同學交流時才知道，原來大家的狀況都差不多：沒有洗澡的熱水，得燒柴火來加熱；手機信號不好，得跑到樓頂某個位置打電話……寂寞、枯燥、乏味、無聊，極大顛覆了他們想象中的官場生活。
基層的苦澀，覃夏也深有體會。她2005年7月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從繁華的廣州回到相對落後的廣西貴港城北區港城鎮政府工作，主要在黨政辦打雜。“當時港北區的科室，一個科室就一台電腦——可那時我已經有筆記本電腦了。”在覃夏看來，這不是錢不錢的問題，而是觀念問題，總感覺當地政府沒現代發展的意識，大家關心的東西根本就不一樣，追求的東西也不一樣。
在基層，抓計生和維穩是主要工作。盯緊越級上訪的百姓，並和相關部門聯動一起截訪；整天跟在領導屁股後面，平時做着枯燥乏味的會議記錄；負責“保先”（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讓黨員學習領導講話，並提交讀書筆記……這和覃夏當初想的“去做一些關心民間疾苦的事情”相去甚遠。
逃回大城市
2007年，覃夏終於受不了這些了，辭離官場。“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關，如果熬的話，也會有一官半職，但這有什麼意義呢？”憶起這段經歷，覃夏說，事實上，大學生到機關能發揮作用的很少，因為自己本身就沒什麼資源，也沒什麼經驗，“想象着會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其實誰聽你啊？”正如梁婷說的那樣，“想改變的沒條件，有條件的不想改。”
不過，大學生在基層究竟能改變些什麼？也是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
崇左市扶綏縣岜盆鄉黨委副書記、人大主席黃福威就認為，由於鄉鎮沒有財權、人事權，很多事情根本就沒辦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層領導都不願意呆在鄉鎮，一有機會就努力往縣城擠。
在黃福威看來，考入公務員系統的大學生會寫材料、懂計算機知識，他們在基層提拔比較快，對於其他基層幹部來說，已經不公平了，其實這些大學生對基層的情況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還是那幫老人。
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體制問題之外，那些看不見的潛規則或許才是這些年輕人紛紛離開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關係來擺平，中國基層社會的運行邏輯幾千年來似乎從未根本改變過。即使不是身在官場中的人也深有體會。
“一些甚至我都不認識的老鄉，跑運輸時車輛超載在田林縣被查扣時，都經常找我幫忙。”田林縣人民醫院的醫生黃超告訴記者，儘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門上班，但一般打個電話也可以搞定。
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中，基層政治的運行也就更加無視規則，依賴關係，戰友、老鄉、同學等等什麼樣的關係圈子都有。就連結不結婚，都是一門政治學問。尤其是對於一個外來者來說，最好的融人就是聯姻。
“和當地人結婚的好處是，你被認為是紮實基層的表現和決心，組織在提拔時，會優先考慮。”肖桂國說，一旦和當地人結婚，就成了順利融人當地的潤滑劑，別人在介紹你時，也不再直接說你的名字，而是強調“這是誰誰誰的女婿或老公”，畢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權貴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幫說話，進步就比較快。
當理想遭遇現實的挫敗后，這些年輕人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年齡階段所要面對的全部問題：買房、結婚、生娃、照顧父母等。於是，不少人選擇了逃離。
賓秋月，2003年畢業後來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鎮政府上班。2006年9月離職，目前和老公在南寧做生意。
劉強，2008年湖南師範大學研究生畢業，後來進入河池市委辦，主要給市領導寫材料。2010年12月，辭離官場，來到南寧北部灣銀行上班。
黃延新，2003年畢業后在柳州市基層從政。2006年，辭官做律師。
肖桂國，儘管目前還是在體制內，但轉到了廣西區委黨校任職。
對逃離官場或轉移陣地的人，很多都是湧向了南寧。“大城市儘管壓力大，多少還是講究遊戲規則，機會多一些，選擇的空間也多。”梁婷說，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因房價等壓力，很多白領直呼“逃離北上廣”，但結果還是“逃回北上廣”。
升遷的通道
對於那些留下來的人來說，努力往上走，當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選擇的為數不多的目標，但陞官並不是靠一個大學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對鄉鎮而言，你不是這個鄉鎮的人，就屬於外地。而在縣裡，同地級市不同縣的，別人也都把你當成外地，甚至在一個縣裡的各地鄉鎮官員，也會抱團形成自己的派系。對於這些外來者來說，站隊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為誰的人才行。不過，官場有起落，鬥爭有成敗，站隊的風險也不小。站錯一次隊，影響的很可能就會是一生的命運。
還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們，也會經常出來分食本就不多的升遷機會。“官二代”藉助選調生的選拔制度進入官場后，沒在基層呆幾個月就坐“直升飛機”，步步高升，這在官場中為不少人所詬病。
中組部在關於選調生的選拔培養方面，有這樣的表述——“重點培養黨政領導幹部後備人選，同時為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培養高素質的工作人員”，這些定調和表述，有時成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據。
對此，賓秋月說，應該對“官二代”採取異地安插等方式，儘可能避免讓其回到其父輩所能庇護的地盤，比如不能在其家人為官的出生地、成長地任職，儘可能地脫離其家人所能庇護的關係網，應該說，在同一個市都不行，在官場上，同一個市基本都能很好地運作。
在官場里沉浮，女性的命運更顯艱難。女人從政獲得升遷，總是和情色過多地牽扯在一起，進而成為官場津津樂道的話題。“據我平時接觸了解到的，一些擔任團縣委副書記的年輕女孩，一些靠色相獲得升遷的，她們通常就是縣某個領導的女朋友。”一位深諳官場的官員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層女官員命運的，不只是鄉鎮黨委書記（鄉鎮幹部要提拔，需要黨委書記的推薦），因為凡是副科級以上幹部，都納入縣委組織部統一管理，所以能掌控這些女幹部命運的，還有縣裡的主要領導，有的女幹部一心想着往上爬，關鍵時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訪者也坦承，基層官場的男女關係確實比較複雜，流言蜚語，不堪其擾。
“我當年一個22歲的小姑娘，性格開朗活躍，加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會打字、會寫發言稿，領導有什麼事也喜歡叫上我去做，人家也會懷疑和議論說你是不是在出賣色相。”
梁婷直言，“其實我真沒什麼，自己很謹慎地走好每一步，但還是有人會說，在這個官場環境中，不管你有沒有事，一旦進入，基本上也就無法逃離色相與升遷的曖昧揣測。”
這點，肖桂國也有體會。他正忙着主編的那本關於選調生的書，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擬定的書名《選調生眼中的官場》卻遭到了很多參與者的強烈反對。
開始肖桂國還不明白為什麼，後來他才知道，原來他們反感的是“官場”二字，“在今天的社會，這個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異化為藏污納垢、色情、權錢交易等不好現象的代名詞了。”肖桂國說，所以身處官場的他們，不願去面對“官場”這兩個字的異化內容，他們擔心參與編寫這本書會對他們的仕途帶來不利影響。
這個書名提出后，Q群里馬上就有Q友發出措詞強烈的聲明：鑒於書名被改，性質已發生根本的變化，本人決定退出，特此聲明！
這讓肖桂國的出版計劃陷入了困境。“在基層，他們都算得上是高素質的政治精英，但一個書名都能引起這麼大的波瀾和爭議，你說到底是他們改變了基層官場，還是這個龐大的官僚系統改變和同化了他們？”肖桂國說，定個書名尚且如此，何談其他什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