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躍輝）
斷裂：是局部不是全體
在復旦大學和哈佛大學組織的一次文學會議上，我曾經說：“回顧現在活躍在文壇上的前輩作家們，他們是以怎樣的方式在文壇成名？‘30后’作家王蒙，開始寫作時有《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40后’作家路遙寫了《人生》；‘50后’王安憶最開始引人關注的作品是《雨，沙沙沙》；‘60后’的余華和蘇童最初引人注目的是《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少年血’系列等作品；‘70后’的徐則臣最初引起關注的是《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等‘花街系列’作品。這些作品都寫的是年輕人，都是在一個連續的傳統里。這些都沒有被冠以‘青春寫作’，可到了‘80后’就變了。‘70后’徐則臣屬於成名較晚的，比他早成名的衛慧、棉棉作品中的年輕人，與徐則臣作品中的年輕人截然不同。衛慧、棉棉和之前的‘傳統寫作’斷裂了，後來的徐則臣等人則將其接續。‘80后’目前進入公眾視野的這一批人承襲了衛慧、棉棉這一脈，儘管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這些人只是‘80后’中的一部分，——但在許多人想象中的‘80后’卻全都成了這樣的。我在《上海文學》雜誌社做編輯，接觸到很多年輕人，他們也是從期刊發表作品起步的，和已經進入公眾視野的‘80后’寫作者決然不同，這一撥人將會像徐則臣他們那樣，接續上被同輩人扯斷的傳統。反叛然後回歸，常常是一代人的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70后’還是‘80后’的寫作者，在與所謂‘傳統寫作’發生斷裂的同時，也暗暗地有了承續。”文學及評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編輯：
渴望“獨一無二”
“70后”和“80后”，尤其是“80后”，何以和以往的作家顯現出如此大的不同？成長背景的不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每一代作家開始寫作，大概都在二十歲左右。“70后”最初開始寫作大概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80后”大概在199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兩代人最初的寫作時間，剛好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二三十年間。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效，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從而帶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反映在這兩代人的寫作中，即是對物質生活的大量呈現。以“70后”較早成名的作家衛慧和“80后”較早成名的作家郭敬明為例，他們作品中對物質生活的展現，近乎於目下愈演愈烈的電影里的插入廣告。酒吧、迪廳、高級會所等等消費場所成為小說里習見的背景，各種名牌服飾、轎車成為小說人物的必需品。有的作者似乎想寫出物質繁盛之後的“空”，或者說“了悟”（衛慧號稱信了佛教），但這種“了悟”，並不能掩蓋對物質痴迷的實質——有點像古代很多色情小說結尾往往來上大段道德說教，但並不能掩蓋色情小說的實質。文學及評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編輯：
“70后”的衛慧和“80后”的郭敬明都是從上海向全國輻射他們的影響的，這或許並非偶然。上海從上世紀開始，就已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在文學作品中，也很大程度上成為財富的象徵。衛慧和郭敬明都不是上海人，青年時期通過求學來到上海，他們對“上海”的膜拜要遠遠超過天生的上海人——棉棉和韓寒本就是上海人。衛慧和郭敬明是當下中國無數剛剛富起來的年輕人的縮影。也正因此，他倆的書能夠在年輕人中引起非常巨大的共鳴。他們的趣味，代表了中國轉型期很多年輕人的趣味。——不過，如此單從經濟維度入手進行分析，還是膚淺的。衛慧和郭敬明還符合了中國社會轉型期年輕人的許多其他特質。比如，衛慧迎合了思想解放的風潮——突出表現在“性”上。以郭敬明為代表的“80後作家”的讀者，比前一代又有了新的特點，比如，大多是獨生子女，自戀自閉，自傷自憐，又賣乖耍酷。無論何種態度，都是為了向周遭的社會表現自己的獨一無二——他們在自己的小家庭里本就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對社會有着對家庭同等的期望。如此種種性格特點的年輕一代，無疑會將郭敬明小說中的人物視為知音。或者說，郭敬明的小說是因為他們才出現的。文學及評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編輯：
真正的中堅是這樣的
然而，再怎麼變化萬端，社會與文學總有其不變的一面。這不變的一面，就成了傳統。當那虛浮的表層在時間的磨蝕下漸漸剝落，才會露出真正的中堅。譬如“80后”的蘇瓷瓷。她的小說集《第九夜》中的諸多篇什，有年輕人的憂傷、反叛、孤獨，卻完全不似郭敬明等人的表達，並不作乖巧的嘆息，也不會故意撒潑，而是有着對生命的極度熱情，有着對青春生命的深度闡釋。但蘇瓷瓷的作品只在不多的人中引起了反響，她在現實生活中，更未享受到文學帶給郭敬明等人的優渥待遇，不得不做一些和文學相悖的文字活兒，至今已經很少寫作。但蘇瓷瓷等人並未對文學失去虔誠，許許多多如他們一般的年輕寫作者，正從遠離市場、遠離世俗利益的文學期刊上慢慢起步，他們中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被大眾熟悉。誠如“80后”文學批評家金理所說：文學及評論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編輯：
他們“在文學的年輪中默默成長，在積累、沉澱之後給人水到渠成、春來草自青的感覺。開始執筆寫作並不意味着一個作者就找到了他/她文學的起點，經過一段時潮的淘洗，經過與文學傳統的對接與滲透，‘80后’的文學季節也許才真正來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