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時常懷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紀念着我的啟蒙老師們。是他們,
在我童稚的心靈里播下美好的種子,教導我:要愛祖國,要勤勉,要
做一個正直、誠實的人。幾十年過去了,老師們的話彷彿還在我的耳
邊迴響。
我的啟蒙學堂叫竺西小學,它坐落在江南小鎮———宜興周鐵橋
的北街外。我還依稀記得那狹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沒有座位、
只有一個石砌的小“舞台”的禮堂……記得在這個禮堂里我們有過的
永生難忘的集會。
那大概是1942年,淪陷時期的艱難歲月,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老師們曾組織全校的學生在這裡舉行過多次的抗日講演比賽。我也登
過台。講演稿是級任老師馮先生寫的,記得裡面有“人為刀俎,我為
魚肉”這樣的話。
學校離北街外營橋邊的日本兵炮樓很近,只二百來米。比賽時,
專門有人在校門口放哨,見到日本兵或翻譯官經過,就跑進來報告,
講演隨即暫時停止,大家一起唱歌。
那時我還小,不大懂得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後果。後來,當我知道
日本侵略者是怎樣殘忍地虐殺中國的愛國者的時候,我對於老師們的
勇敢,不能不從心底里感到無限的敬佩。
馮先生教國語,也教音樂。她愛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時套一件黑
色的馬甲,挺精神。小學的校歌就是她教的。校歌的詞和調都很美。
開頭的幾句是:“竺山屏於東,湖水環流永無窮。莘莘學子樂融融。
術學不尚虛榮,為的是經世致用。……”
大概是為了讓學生真正學得“經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師們對我
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嚴格到有點近乎嚴厲。那時還沒有廢止體罰,
弄不好,老師會用戒尺打你的手心。
我虛歲六歲就上學了,年紀小,上課時總很規矩地坐在前排,老
師們都是蠻喜歡我的。他們無疑說過不少表揚我的話,只是這些我已
經無從記憶了;可我還是免不了受到批評乃至懲戒,這方面的情景我
倒是至今未曾忘卻。
在班上,作文和寫大字算是我的“強項”了,然而就是在這兩門
課上,我也受到過申斥。有一次作文,題目是記秋遊。在文章的開頭,
我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幾個同學在西街外的草場上玩,忽然聞得
一陣桂花香,我們就一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陳先生閱后在末尾批
了“嗅覺特長”四個字。我不明白這批語的涵義,就去問。先生板着
面孔對我說:棠下離這兒有三里路,那裡的桂花香你們也聞得見,難
道是長着狗鼻子嗎?這話有點刺傷我,不過我還是感到羞愧,因為我
確實沒有聞到桂花香,開頭那幾句是憑想象編造出來的。有一次上大
字課,老師在發本子時把我叫到講台前,嚴肅地對我說:你這次的成
績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對你來說,這是不及格,因為你本該得甲
的。以後再這樣,就要打手心了。當著全班的面這樣說我,我感到有
點難堪,不過我在心裡還是服氣的,因為那節大字課的前半堂我盡和
臨座的同學說悄悄話了,字確實寫得很不盡心。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對一門課,老師們的態度特別寬容,那就是
翻譯官上的日語。即使逃課,老師們也是不管的。而從這種寬嚴之間,
我們這些小學生似乎也領悟到了老師們沒有明說的某種道理。
抗戰勝利那年,我小學畢業。祖父母相繼去世了,父親還在大后
方,我於是隨姑母去上海就讀。上海的私立中學英文程度很高,初一
就讀開明書局的《活用英語》第五冊。家鄉的小學不上英語課,我自
然跟不上班了。本來,一個鄉下孩子在當時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
不起的,更何況有的功課還不行!第二年父親從大後方歸來,我就轉
學到了宜興和橋的彭城中學,並在那裡做了住校生。父親是個詩人,
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少關心孩子。是彭城中學的薛順乾先生給了
我從未享有過的父愛。記得先生是江陰人,瘦高的個子,愛穿一件灰
色長褂,還戴着一副黑邊眼鏡。上夜自習時,他喜歡看我寫作業;監
考時,他總長時間地站在身後看我答卷子;他還經常把我帶回他自己
的宿舍,關心我的冷暖,請我吃他煮的青蠶豆之類。他那慈祥、親切、
信任的目光,溫暖了我孤獨的心,激發了我上進的勇氣和力量。這一
年,在全年級近一百名學生中,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得了第一名。從此
以後,我就重新建立起了對於自己的信心,並且把在上海時一度有過
的自卑感永遠地掃除了。
從初三到高二,我回到家鄉周鐵橋,在竺西中學就讀。這裡的老
師,多數原是著名的江蘇省立蘇州高級中學的教學骨幹和行政領導。
他們因為開罪於國民黨當局而被解聘,上告法院又遭敗訴,於是才決
定集體回鄉重建竺西中學的。他們的教學,不僅水平很高,而且極富
特色。比如,程西民先生在公民課上就不講國民黨的黨義,卻告訴我
們,世界是物質的,剝削制度是終歸要被消滅的。馮鳳璋先生把教學
課也講得十分吸引人。他愛寫板書,總是從左上角寫起,把所講的內
容全部用板書加以演示,使學生們一目了然。一堂課下來,正好滿滿
堂堂,整整齊齊一黑板。畢馥真先生教英文,他採用原文版的《英文
典大全》作語法教科書,引導我們照書本的要求把英文的句子進行圖
解,不允許我們對句子里任何一個詞的含義、作用在理解上有一點誤
差。他們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富於正義感;同時學力深厚,責任心
極強。能夠在他們的門下受業,實在是我們這些鄉下年輕人的莫大幸
運。他們既是為我們授業、解惑的師長,也成了我們為人處世的楷模。
解放后的第二年,我離開學校,到北京參加了革命工作。從那以
后,漫長的歲月過去了,經歷的事情許多也已淡忘;只是少年時代小
學、中學生活的場景,啟蒙老師們的音容笑貌,還不時地在我的記憶
中浮現,引發我的思念和遐想。大前年秋天去無錫參加學術討論會,
我終於有機會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遺憾的是,小學時代的老師多已
作古,我甚至無法找到他們的墓地,去向他們獻上一個學生的敬禮。
中學時代的老師健在的也不多了,感到欣慰的是,我還是在縣城見到
了在家中頤養天年的畢馥真先生和馮鳳璋先生。他們高興地回憶起我
們班的情況,並且還是象當年一樣,誇獎我的悟性,取笑我的調皮。
畢先生年過九十,身體還硬朗。馮先生小畢先生五歲,可已經卧床多
年了。我發現,馮先生枕頭邊放着兩樣東西;一本《無錫名人詞典》
和一疊信件。詞典里一些夾着紙條的頁面上,記載着他的一些成了名
的學生們的簡歷;信件也多是學生們寄來的,其中的幾封就寄自現在
廈門某大企業任總工程師的、當年我們班的一位學業最優秀的學生。
翻閱這部詞典和這些信件,大概是他晚年生活的一大樂趣了。
人們常說,教師是一支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不過,
我以為,他們其實也並不只是付出,而沒有收穫的。看着自己養育的
幼苗長成大樹,這難道不是一種巨大的享受和崇高的歡樂嗎?就拿我
們班來說吧,同學里確是出了不少人材的。他們中有誠實的普通勞動
者、鄉村幹部、中小學教師,也有大學教授、研究員、高級工程師和
高級軍官、高級幹部。要不是啟蒙老師為我們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學
業的基礎,我們這些鄉村少年是很難想象會有後來那種發展的。誠然,
老師們本人一生過的是默默無聞的清貧的生活,連在縣誌上大概也只
有很少幾位能夠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他們播下的知識和真理的種
子確曾在我們這些學生身上發芽、生長、開花、結果,他們昭示的生
活信條和顯現的高潔人品也已經被我們這些學生印在了腦際、融化到
血液中去了。所以,老師不朽,這句話是確實的。因為他們匆促的生
命,正是在他們的學生那裡得到了無限的延長。
從五十年代後期以來,我也走上我的啟蒙老師們走過的路,成了
一名教師。我是自願地愉快地作出這種選擇的。我熱愛教師這個職業。
即使在擔負學校行政工作的那幾年,我也仍然完成着一名普通教師應
當完成的全部教學工作量;即使在調離學校、外出做“官”的那幾年,
我也仍然作為一名兼職教師堅守着自己的教學崗位。
當我站在講壇上向年輕人宣講自己所崇奉的信念的時候,我會想
起我的啟蒙老師們。我由此想到,人們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所付出的
辛勞不會是徒然的。既然我們的老師播下的種子在他們學生的身上開
花結果了,為什麼我們播下的種子不會在自己學生的身上開花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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