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冬蟲夏草
人都經歷過十八歲，但十八 歲的生活遭遇各不相同。而我的十八歲，既像一支苦澀的歌，又恰似一串奮進、跋涉的足跡，最終戰勝了生活的苦難，從而走出那片人生的沼澤地。
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初，一場史無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所滋生出的生學推薦風，將品學兼優的我拒之於高中校門之外，從而粉碎了我的大學夢。16歲花季的我，便加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土裡刨食的隊伍。
那時的生產隊，一個勞動日還換不回一角錢，但工分對農民來說好比是命根子，分什麼都得憑工分。因我父親辭世早，家中是缺糧戶，為能掙得與整勞力一樣的工分，不滿十八歲的我就開始干挑水、拉車、在場院抗50多公斤糧袋等重活，經常被累得嗑血。然而，兩年後，一日三餐地瓜面也難以填飽肚皮的我，不甘貧窮與飢餓的折磨，獎滿腹的愁緒與苦澀盛滿我的行囊，第一次離開家鄉，踏上西去的列車到千里之外去尋求打工的生活。
臨離家門，母親平添了幾分沉鬱。她一再叮囑：“四兒，找到活就快給娘來信，一定要好好乾，找不到就回，不要老在外邊遊盪啊？我一步一回頭的說：“娘，您老放心，我記住了您的話，您回吧！”可母親仍站在原地沒動一步。
經兩天兩夜的火車顛波后，我便在陝西省扶鳳縣的降帳火車站下了車。這裡就是老作家柳青在長篇小說《創業史》、知名作家路遙於《平凡的世界》中描寫的那個關中平原。走上並不崎嶇的山道雙腿如灌了鉛一般。幾天的往返跋涉后，我便在一個叫大營的生產大隊磚瓦窯場找到做瓦坯的活。
農村有句俗語叫：“脫坯打牆，活見閻王”。可在窯場幹活，那才真是下苦力勞損筋骨的差事。每天除了挖土、泡泥、垜牆等與泥土打交道外，便是沒完沒了的擺弄瓦坯。每天凌晨4點起床，一直干到夜裡11點多才收工，一晚上僅睡四個小時的覺。而且都要光着膀子頂着炎炎烈日，冒酷暑，一段時間下來，面色黝黑，脊背起滿燎泡，常常是剛端起飯碗就打起瞌睡。更有甚着，要是天公不作美，來一場雷暴雨，就會使幹了一整天的活全部泡湯。記得有次窯場經理為了讓趕一批活，場子上有做了兩天的5000餘塊半干瓦坯未來得及拾掇，夜裡突降一場雷陣雨將瓦坯全部毀光，我心疼得流着淚找到經理，要求窯場能否適當給分擔點損失，誰知那位經理卻冷冰冰地拋出一句：“損失是你們的，窯場一分錢的損失也不負責！”
由於過度的勞累又加上情緒低落，沒過多久，我日漸消瘦的身體便病倒了。躺在炕上悉心聆聽着南邊不遠處渭河那嘩嘩的流水聲，猛然間勾起了我心中無限的惆悵與迷惘。據史傳，唐朝時期的羅成與敵軍交戰時，馬陷入此河的淤泥中被亂箭射死，從此便永遠脫離了塵世的宣囂與痛苦，自己倒不如投渭水河以了卻塵緣。
正當我逐步將這一想法變成事實時，有位叫英麗的姑娘闖入我的生活，給我樹起了一道人生的風景。她經常利用集體組織裝窯、出窯的間隙給以生活上的關心，幫助買菜、洗衣、做飯。還時常談論一些社會、人生的話題。從她的談話中我知道她曾是寶雞市的一名下鄉知識青年，父母是高幹被當成“牛鬼蛇神”批鬥，為“劃清界限”初中畢業的英麗毅然報名下農村當了知青，父母卻被送去了農場進行勞動改造。
在英麗姑娘的照顧幫助下，我身體很快得到康復，從而堅定了要生存就不惜拼搏奮鬥的信念。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到了秋末冬初，一年一度的徵兵工作從電波中頻頻傳來，我決定提前回家報名參軍。臨別時，在一棵柿樹下，英麗含脈脈地送給我一個袖珍式收音機。雖然，那時我還沒看過《柳堡的故事》這部電影，但我卻分明清晰地聽出她用低聲吟唱的那段《九九艷陽天》。也就是從那時起，30多年來，我從沒有間斷過聽收音機的習慣。
也算是天賜良機，回鄉報名后我連闖三關，被批准入伍。後來，由於知青大批返城，與英麗也就中斷了聯繫。
無論是七年的軍營生活，還是退伍在家鄉的黃土地，我都始終發奮努力學習政治、歷史與哲學，還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並寫下數十萬字的讀書筆記。又自學完了《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的教材（分邏輯講義、寫作講義、語法修辭講義），堅持不懈地練習寫作到深夜，不斷有稿件被新聞媒體刊用。為此，我有幸於1995年被縣委宣傳部破格招聘為新聞幹事。兩年後，我又被評為全縣新聞宣傳拔尖人才，農轉非聘干，成為國家基層政府機關的一名工作人員。憑着我的執著和誠懇，加上辛勤努力，我每年在國家、省市級新聞媒體發稿100多篇，連續多年受到上級表彰，並被評為全市新聞宣傳先進工作者。最終使我跨過一個漫長的雨季，初步領略了人生的一縷陽光。
說到底，這正是因為有了那段打工的日子，我才在祖國的海島前哨櫛風沐雨，經歷過南疆自衛還擊戰的洗禮；有了那打工的十八歲，我才走好了人生的每一步路程……！
（發表於1998.6.11《曹州晚報》、2000.7.20《民兵生活報》、2004.1.16獲山東人民廣播電台“我的打工故事”徵文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