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建青
作家，曾經是才華橫溢令人羨慕的名字；作家，曾經是許多人執着追求的夢想。然而，在走進市場經濟商品大潮中的作家們還有多少人能為自己的身份而自豪呢？
出書難
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出書，在封面上署有自己大名的書。進入市場經濟的今天，不再吃“皇糧”的出版社便成了專門賺作家的錢的“大鱷”，要想出書，先交錢，動輒上萬甚至幾萬塊，書出了還得自己包銷千冊以上；沒錢想出書？門都沒有。“窮文富武”似乎是亘古不變的真理，囊中羞澀的作家們為了出書便有了許多無奈的舉動。黑龍江大慶市的文學青年孫志明15歲時開始寫詩歌，為了當作家讀大二時就輟學四處流浪，還入過佛門，其間寫成《拂塵而去》等4部著作，卻因無錢難以出版。2006年9月，孫志明在網易文化論壇寫出《作為網絡寫手，我願賣身為出版》一文後，掀起了一場轟動世界文壇的“賣身門”事件；之後，貴州作家陳煒也推出一篇《為圓人生夢想，作家無奈賣身》的文章，再次在文壇掀起軒然大波。而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文壇悄然掀起了名人明星和官員的出書熱，幾萬元便可買書號出書，對這些身家以百萬千萬計的富豪來說只不過是一桌筵席抑或一件時裝的費用而已，於是標有出版社正規書號五花八門的名人明星和官員的自傳和秘史充斥書市。劉曉慶自傳式的“自白”和她前夫陳國軍《我與劉曉慶不得不說的故事》這種自曝隱私的書曾引起書市一時的轟動。
生存難
前蘇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說：“把寫作當成謀生的手段，這是可怕的錯誤。這意味着高尚的原則屈從低下的東西。”
在時下中國，接受國家“供養制度”的專業作家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作家都是“只養選題不養人”的“合同製作家”，其中許多非專業作家是生活窘迫，“每月僅以幾百元稿費度日、租房，唯一值錢的家當就是一台台式電腦。”不久前，湖南男性作家“瀟湘輝子”向記者拋出“希望被富姐富婆包養”，以便自己能衣食無憂地全心創作，“希望被包養”之說讓文壇一片嘩然。1998年加入中國作協的瀋陽作家洪峰因生活窘迫，脖子上掛着標明自己作家身份的紙牌“上街乞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不久他宣布退出中國、遼寧、瀋陽三級作協，放棄“作家”資格；之後，湖南余開偉、黃鶴逸、江蘇陳錫民，上海夏高，山西李銳，湖北胡發雲等作家分別宣布退出作協。作家葉匡政說：“洪峰在替所有中國作家乞討”。這話雖然有些離譜，卻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作家的生存狀況。北京市作協的合同製作家史鐵生身患重病，因屬未能躋身國家供養制度的專業作家，“體制”決定了他不能享受“公費醫療”，為巨額醫療費所困的史鐵生只能在生死之間苦苦掙扎。
為了調研中國作家的生存狀況，《財經時報》多方了解作家作品的出版銷售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作家還在為生存苦苦掙扎，只有極少數作家通過版稅“躋身富人階層”，余秋雨以1400萬元收入在該報推出的“中國作家富豪榜”上名列榜首。與生活窘迫為生存苦苦掙扎的作家群以及身患重病無錢醫治的史鐵生們映襯顯示，中國作家已經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情況。
當“名人”難
寫作也好出書也罷，都是出於同一個目的，就是希望自己的才華能夠被公眾所接受被社會所認可。江西吳生喜歡“爬格子”，十多年來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一些詩歌散文，同事和朋友都戲稱其為“才子”、“文人騷客”，他本人也以“作家”自居。前不久，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請柬，赫然蓋着“中華跨世紀文學英才聯誼會組委會”的鮮紅大印令吳生怦然心動，請柬上寫着被邀請的“文學英才”將安排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到釣魚台國賓館參加座談，並有國家領導人合影，會後還組織到國外考察採風；組委會還為“文學英才”們製作金杯獎牌和刻有大名的“世紀寶鼎”。儘管參會的費用不菲，吳生覺得人生能得到如此榮譽實為難得，便找親友同事籌借到一筆錢欣然赴京參會。在北京雖然組委會找出種種理由未能做到請柬上的承諾，參議與座談皆不盡如人意，花了近兩萬塊錢的吳生抱着精美的寶鼎閃光的金杯獎牌心裡仍然感到欣慰，回家后迫不及待地帶着那些“榮譽”到當地文聯去彙報。文聯領導告訴他，不是國家機構民間組織的聯誼會座談會給予的稱號、獎牌都是虛擬的，只要在報刊上發表過文章的人都會被那些純粹是牟利的民間組織冠以“著名”的光環，這種現象已然是泛濫成災，有不少人都上過當，稍不冷靜就會掉進這些美麗的“陷阱”，被虛幻的冊封盛名掏空了身上的錢袋子。事後吳生冷靜一想，自己雖然發表了一些詩歌散文只在當地有點小名氣，怎麼一下子就成了跨世紀的“文學英才”？
國家對作家的扶助和投入只是一種財力資源的配置方式；然而，現代經濟文明顯示，計劃體制模式的資源配置方式，其效益效率是最差最低的；當財力資源被“國家供養”的專業作家佔據后，真正的好作家如洪峰抑或史鐵生們就只能為生存而苦苦掙扎了。
中國作家，前面的路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