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有感
悠悠千載，天地中開。東西文明，此起彼伏。古人厚古薄今，難免抱殘守缺；西洋物盡天擇，未免急功近利。殊不知經濟為國力之本，國力孱弱不免受制於人。文化為民族之魂，文化荒疏則必然仁義充塞。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經濟之變遷，數十年足矣。而文化之復興則未嘗不以百年為計。尤至今日，我中華國力日益強盛。但東西文化之根脈，西學東漸之精髓則依舊亂花迷眼，莫衷一是。
回首百年，清末民初。一班博古通今之大儒，未嘗不以頓悟中華千年之大變局為己任。今人因種種變故，古風日行漸遠，西學僅堪其用，反難望其項背。其中梁漱溟先生便是民國時期新儒學之一方源頭活水。其於1921年，發表之《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可謂開天闢地，石破天驚。其中不僅涉及東西文化之成因，解析東西文化之精髓。更在我國硝煙四起，國破家亡之際指出中華文明復興之出路。今日讀來，其智尤為可驚，其心尤為可敬，其情更為可嘆。
文化本十分寬泛，定義更是千差萬別。而梁先生則提綱挈領，言簡意賅。文化者，不過是民族生活之樣法。而文化之根本則為對生活意欲之態度。縱觀寰宇，世界文明可分為三方：西洋，中國與印度。西方文明以古希臘，古羅馬為直接源頭。其文明意欲向前，一路劈荊斬棘，可謂前向之文明。而印度文明，則對意欲視而不見，四大皆空，可謂後向之文明。而我中華文明，則調和持中，自可與各種意欲相安無事。即無須奮發向前，大汗淋漓，也不會閉目塞聽，無象無形。可謂旁向之文明。
若這三條大河各自奔流，本可一直涇渭分明，相安無事。但世界文明一經碰撞，則不免要激起一番驚濤駭浪，海雨天風。前進者，船堅炮利，自然頤指氣使，指點江山。後向者，表面卑躬屈膝，內心卻可繼續無欲無我。倒是我中華一隅，不免夾在其中，進退維谷了。而一番痛定思痛之後，眾多奮發之先行者決心打破我中華之千秋大夢。其中陳仲甫先生便直指中華文明沉淪之本因，便是少了德，賽兩位先生（民主與科學）。這兩位先生之重要似乎已毋需多言。而梁先生則進而一步，認為民主科學之所以出現於西方，便是因為文明形式之故。因為其意欲索取，便要科學一步一步建設。要科學的方法變更現狀，打碎，分析來觀察。而民主便是對權威反抗奮鬥而得，也是向前要求之態度。相比而言，我中華文明萬事求個和諧。和諧一說，可謂可上可下。上者，和其心。簡而言之，便是仁者愛人。人人以他人為重，可以將心比心。但無奈誅心不易，慎獨更難。最後世間萬物不免只求了個外貌大略，這便成了老子口中的"攘臂而扔之"了。故而，科學這種形而上的抽象規律，自然不如工匠技藝來的直接實用。而人人爭先此等刁民亂象也比不上萬馬齊喑，好似天下太平。所以科學理性也好，民主權利也罷，說到頭便是我國對真理似乎從來並無多大興緻。真理何在我們不知與否，既然不知與否便不如束之高閣。而這科學理性便是要跟自然較個真兒，才能得出抽象之規律。這民主便是要跟社會較個真兒，這樣才能弄清社會公權何在，公民私權幾何。而不是一床大被壓住，幾條大腿亂蹬，最後這是非曲直自然也不免要一好遮百丑了。
既然如此，那西方之理性文明是否便是至高無上，包治百病的靈丹仙草呢？羅素認為人類行事有三種本源：本能，理智與靈性。西方之文明便是運用理性之創造滿足本能之慾望的過程。而靈性一隅則要藉助於宗教來完成。這也就是為何古羅馬走到盡頭，偌大一個帝國卻弄個四分五裂。最後卻要君士坦丁藉助米蘭敕令來收拾殘局了。或可言之，正是基督教之興起（源於東方希伯來文明）從客觀上舒緩了這前向文明幾欲崩斷之弓弦。讓其在千年以後才有機會從新復興，進入到資本主義的快軌之中。所以這向前之文明便如奔騰之野馬，若沒有靈性之鞍轡，轉瞬便可成為脫韁之洪水猛獸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兩次大戰，已然鬧得世界天翻地覆，地動山搖。若這爭奪再無停息，科技之增長也不過只是加重人類文明頭頂搖搖欲墜的懸矛利劍了。
而我中華文明正可在此顯露頭角。梁漱溟先生認為儒學其宗旨在於培養一種靈性之直覺。而這敏銳之直覺便是仁。朱子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便是一種默默生息之敏感心性而暗合天地萬物生息之理。仁也是需要不斷培養的一種無欲而利他的內心狀態，而仁者便是以此狀態為本能直覺之人。正所謂大學之道在於明德。只有勤加拂拭才可以獲得這種內心敏銳的直覺。這種內在不斷修為的本善與進而產生的外在圓融，才是中華文明之根本。而這仁之靈性，也許正可填補西方日益頹敗的神之虧缺。因為神的主旨在於信仰之託管。它不可避免的與日益增長的科學技術與自我意識相衝突。而仁之至善，則寂寂安然，潤物無聲，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隨着生產力的不斷提高，GDP大賽的遊戲並不可能讓人類永遠樂此不疲。本能慾望的洪水猛獸並不可僅靠陰冷無情的理性堤壩而安然無事。人類內心靈性的不斷提升，才可能使我們找到內心深處的世外桃源，而世界大同或許才不是痴人說夢了。
當然，我中華文明之前途並不可脫離世界發展之滾滾洪流。經濟也好，科學也罷，君子行健，奮發向前。只有我們真正俯下身來以西方之客觀理性的科學精神追求真理，以民主平等的方式組織社會才可能真正屹立於世界文明之巔。西方達爾文說，物盡天擇，適者生存。所以西方在近五百年持續的竟爭中不斷蛻變，化蝶於繭。而天下之道，合縱連橫。只有發乎於心，推己及人，才可能真正通達於天下。而我中華愛人之仁，化敵之友，不同之和或許才可通向世界文明真正的春天。
郝沖和
乙未年初冬
讀《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有感 標籤：文化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