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讀後感1000字
篇一：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核心思想就是"萬曆十五年平淡無奇，明朝註定滅亡。"也就是說，在平淡無奇的一些日常生活背後，導致了一個不平凡的大帝國的滅亡，這實在是非常經典的。你彷彿看到冰山上面的一角，然後感覺到底下有一個巨大的冰山，在支撐着它，使你認清一個歷史的必然性，明朝的滅亡並不是決定在李自成打進北京城，而是決定在萬曆十五年。
我們可以把萬曆十五年這個時期的明朝看作是一個家族企業，萬曆皇帝就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繼承人、董事長；把第二章所寫的首輔申時行當做是他任命的 CEO ;把第三章寫的張居正這個人，當作是一個前任的 CEO ,你可以比較前面的 CEO 跟後面的 CEO 做法有什麼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第四章，"活着的祖宗",你可以看作是這個家族企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企業文化、企業的價值觀，所帶來的一些制約，祖宗雖然已經死了，可是彷彿活着，你的權力和限制都是來自祖宗，但是到底對一個人影響有多大，又與這個人的能力有關係，如果萬曆是唐太宗或者康熙這樣的皇帝，把他擺在同樣一個地方，做的肯定是不一樣的事情。
第五章所寫的海瑞，是一個低階別的政府官、地方官，有點像我們分公司、辦事處的主管。他們直接接觸客戶，立即服務，為當地服務。然後他也會產生書中所講的困惑：到底是聽朝廷的，還是要聽老百姓的？類似這種矛盾。像以服務為導向的部門，自然是以客戶為先。但是，朝廷的意願與百姓的心聲，永遠是兩難的選擇。
接下來戚繼光。戚繼光是一個將領，他去打倭寇，這比較像行銷部門，跟競爭對手作行銷的戰爭。例如我 從台灣被派到大陸來，就是一個外派的將領，就是要來攻打這個市場。而在打仗的過程當中，必須要用掉公司大量的資源，但這個仗要怎麼打，公司就要因此決定怎樣去分配資源。
如果說"活着的祖宗"代表了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價值觀、或者是朝廷上層的價值觀，第七章講到的李蟄正好相反，代表的是下層平民文化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他比較接近老百姓，可是跟上層的思想體系有一些衝突，是"自相衝突的哲學家".這就好像剛進公司的大學畢業生，感覺公司的上層，就像是"被腐化的知識分子",權力很高，已經萎靡了。
從第一章念到第七章，從"公 司董事長"內心的轉變，一直看到普通人的思想。然後你會慢慢醒悟，平淡的"萬曆十五年"如何決定了幾十年後明朝的滅亡。把它歸到你現在的企業裡面，或許這一周也是平淡無奇，和以前一樣，但可能公司未來的五年就決定在這一周，不是因為這個禮拜產生了什麼驚天動地的大變局，不是！而是在這一周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冰山、一個很大的體系在運作，有形的官僚體系，加上無形的思想體系在運作，而導致了你五年後的景況。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里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篇二：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洋洋洒洒近三十萬字的《萬曆十五年》今天終於讀完了。一部歷史書竟能讓我如饑似渴、手不釋卷地讀完，連我自己都感到些許詫異。一部書只寫了一年 —— 萬曆十五年，寫了幾個人，寫了幾件事，場景不可謂不小，正如該書作者黃仁宇所言：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凡聽人言，大師就是能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的人。比起許多鴻篇大作，《萬曆十五年》實不能算是大作，但作者在看似平淡的一年中，卻濃縮了整個中國歷史的興衰成敗，以小見大，知微見著，將整個中國歷史映照在平淡而普通的一年，彷彿讀完這一年，頃刻間便能在讀者的腦海中建構起清晰的歷史脈絡一般。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中以知一葉而知全秋的寫法，將整個中國歷史映耀腦海。同時黃仁宇先生的文學化寫法，使讀者絲毫感覺不到乾巴枯燥、索然無味的歷史書，而是在品味小說，鑒賞詩詞般，一瀉千里地讀完。讀完后還感覺唇齒留香，余香滿頰。細細玩味着，淺淺嘗茗似的，在腦海中回味，咀嚼，消化。簡直就是在品嘗一道大廚精心製作的文化大餐。
當我們品味這道美食時，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深刻洞察力。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並不能歸咎於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
錢穆先生曾說，中國的國家是國與家的結合，上至君主下至戶主，在自己的管理範圍內是具有絕對權威的。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家庭內戶主具有權威是生理中產生的，而君臣關係則是一種社會關係，儒家的"仁"很好的調和了個中矛盾，使得家國一體。家是一國，國是一家。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萬曆皇帝是具有絕對權威，自己可以隨心所欲，但在儒家思想的拘束下，張居正、申時行等代表的士官階層對皇權卻是一種無形的鉗制。這與西方的三權分力是不同的，三權分力講究平等，而一士官階層對皇權的鉗制則是不平等的。士官對皇權要盡忠、盡孝、盡義，是為了輔佐皇帝，而在道德上給予的拘束。這並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而士官對自己也是從良心上，道德上要求自己。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了。每個文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從這裡看，張居正死後被諫，乃至於被鞭屍，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佔據着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可以用於治國，孝可以上升為忠。觀其《萬曆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萬曆十五年》展示了一幅封建王朝的全景圖。它就是一隻張着血盆大口的饕餮怪獸。它要吃人，它將人變成怪獸。張居正死後被吃，海瑞被吃，申時行被吃，戚繼光被吃……還有無數人都被這張沾滿鮮血，腥臭無比的大嘴吞下。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是一個吃人的社會，這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
篇三：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改變了人們歷史觀念的書，它的大歷史觀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書是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三十年嘔心力作。最早在美國出版，從1999 年第一版到現在，《萬曆十五年》出版二十餘次，這在學術上日益邊緣化的今天無疑是罕見的。
書中介紹了受制於他人事事不能自己做主的萬曆皇帝，深諳為臣之道，處事圓滑的首輔申時行，出色的改革家張居正，孤獨的將領戚繼光，古怪的模範官吏海瑞，還有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李贄。作者寫這本書時說"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這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點".書中所寫的人物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其中緣由並非其個人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他們只是制度的犧牲品。
對於萬曆皇帝，所有人都認為他昏庸無能，但他也值得同情。他雖貴為天子卻事事被他人壓制，群臣在立儲問題上與他針鋒相對，使他最後被迫妥協。在無奈下，他用沉默向百官反抗，開始了長達三十二年的罷工。因此，使中國的國力不斷衰敗，這讓人十分扼腕。由於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地皇帝沒有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利用，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著活着的祖宗。幾百年之後，他帶着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體現着命運的殘酷。
在儒家的道德中做官要清廉，做人得正直，孝順。但現實卻是做官的貪污腐敗，做人背信棄義。張居正想改變現狀，但無奈根基太深無法撼動。海瑞為官清廉與體制格格不入，最終導致了悲劇命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以道德維繫的體制，但這種道德只有聖人才能做到而大部分人都不是聖人，所以當道德與現實相差過大時，人們選擇放棄道德，成為"兩面派",開始了明着一套，背着一套。
正是在這種傳統的影響下，人們雖然口口聲聲說著道德，但私底下卻沒有人這麼做。現代社會道德的缺失也正是如此，老人跌倒了不敢扶，以及"小悅悅"事件正是這種道德缺失的具體體現。只加強道德建設並不夠，還需要健全法律制度。學習西方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國的法制，這才是改變現狀的必由之路。
中國以道德代替法律是一種失敗的，但現在很多西方人士，認為西方法律才是道德的根源，這也是不正確的。正如作者所說：西方所謂的"自由"與"民主"都是抽象的觀念，務必經過每一個國家的地理及歷史上的因素才行得通。英國之民主即不可能與日本之民主相同，而法國的自由也和美國的自由有差別，所以要具體分析。
書中指出道德並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不過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考慮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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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最初對這個書感興趣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作者黃仁宇的傳奇人生，我是贊同人生要有不同體驗的。所以一個當過軍人的學者，一個顛沛流離遠走異國的歷史學家，這本身對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為評論說這個書和我們以往看待歷史的視角不一樣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麼的。能從和我不一樣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對這個書最大的感受，還是從吳曉波的激蕩三十年中看到的，吳曉波說，只有通過細節式的歷史素描，才可能讓時空還原到它應有的錯綜複雜和莫測之中，讓人的智慧光芒和美麗，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錯誤，被日後的人們認真地記錄和閱讀。（說實話，我認為對於離我們遠的歷史，我們需要更多的細節，因為抽離和宏觀天然就多。但是對於激蕩三十年這樣的書，僅僅才過去三十多年，當事人都還在，這種時候細節就顯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視野和宏觀上對歷史規律的把握才是最難得的。在這一點上我有些苛求了）
黃仁宇對於歷史細節的把握源於他對歷史第一手資料的潛心研究，這種態度在現在浮躁的年代越來越少了，雖然我們並不是一代人。這個書語言平實生動，並沒有晦澀之處，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現的邏輯卻不像他的語言那麼簡單。我讀歷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對這個書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認識歷史，怎麼去認識歷史，這個東西我現在也還不知道，但黃仁宇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感覺，讓我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啊。我覺得這個書是紮實的，也是有趣的。
三國演義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從此定下了三國的基調。萬曆十五年的開頭，也定了這本書的基調，就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這種從事情的微小發端，從而進一步能預見到後來的演變，這就是讀史明智的緣由，這也是基於對長期歷史演變的深刻理解而提煉出的歷史性規律認識。讀歷史的確是明智啊。
萬曆當皇帝其實挺失敗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沒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卻得天天做。隨着年齡的增長當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僅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這也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氣候決定的，文人集團過於勢大，程朱理學深入人心，那個時候什麼最大，不是皇帝，是禮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張居正有多優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風光，死後卻如此蕭索，這其中到底是為什麼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話總結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麥，他在位時縱橫捭闔合縱連橫，讓德意志始終處於最主動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體系土崩瓦解，德國從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由此導致了一戰。這麼優秀的人，為什麼不能建立一套長久的體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體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呢，總是政治過渡的這麼不順暢。以儒家的觀點就是沒有以德服人，還是不夠優秀的。
反觀申時行，不似張居正那般鋒芒畢露一手遮天，但申時行是懂得進退為人為官之道的。他們最大的差別不在能力上，在為人之道上。我其實最佩服的是汾陽王郭子儀了，那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人物的典範啊。
還有兩個人的對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對比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麼積極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後的情況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至於李贄，我沒什麼想說的，以前小時候看到李贄估計會說一些膚淺之言，但是這次看了之後，我卻不敢說什麼了，以後看了他的書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說吧。
這個書挺好的，以後有機會還要重讀。
篇五：《萬曆十五年》讀後感
不同於斷代史或大事記的傳統歷史寫作手法，黃仁宇先生所著的《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選取了明朝萬曆年間一個普通的年份進行了社會和人文層面的分析，誠如開篇所言："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萬曆十五年……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然而隱藏在平靜的社會生活後面，潛伏着明朝由盛轉衰的必然趨勢。
有鑒於唐朝藩鎮製造成的動亂和宋朝管理的鬆懈，明朝實行嚴格的中央集權，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甚至取消了丞相設置轉而依靠原來僅為文學侍從的"大學士"作為統治中樞，組織機構的失衡日漸形成。文官的地位在明朝達到了歷史的頂點，武將們出生入死、屢建奇功，但其社會影響，卻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文章。明朝任用文官作為總督巡撫來指揮各級武官，在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兵備使"或"海防道",名為監察，實際擁有調度攻防的權力，在軍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補給、交通各項也統統由文官主持。這種軍事組織，一方面打擊了武官的積極性，更造成決策和軍事行動的遲緩。在經濟上明朝的財政、稅收政策打擊新興的工商業，維持單一的農業經濟；在文化上僵化科舉制度，採用"八股取士";而對外貿易上實行"海禁",重回閉國鎖關的政策。明朝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200萬的軍隊，卻根本組織不起有效的軍事供給和作戰能力，"土木之役"中一國之君竟被瓦刺俘虜，而後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景山，然後是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努爾哈赤率領清兵入關取而代之，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中國封建社會在唐宋達到頂峰，明朝的皇帝從太祖朱元璋起未嘗不是雄心壯志，延續一個強盛的帝國夢想。從家教和制度約束的角度來講，明朝的皇帝也有可圈可點之處，如萬曆皇帝年青時一次與後宮歌女把酒言歡，慈聖太后得知后竟在宗廟祖先牌前痛哭流涕，自責未盡教導之職，並罰皇帝長跪，與朝臣商議差一點廢了萬曆皇帝，雖貴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但小日子也不好過。與其政治抱負不相稱的是明朝單一、低效的國家管理機制。明朝強化封建的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萬曆年間的歷史舞台上出現了一位封建社會模範官僚：海瑞，他的一席治國話語很有代表性："兩漢力田孝弟併科之意，隆禮相愛，惟上意向，唯民趨之，一歸本業，力返真純",希望領導社會回復到歷史上和理想中的單純。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歷史發展的潮流，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滾滾向前，生產技術和經濟文化在明朝快速發展，複雜的社會發展挑戰着政治管理層的智慧，然而明朝的統治者未與時俱進，死守着封建傳統的治國理念，單一、低效的官僚管理制度與經濟發展的要求形成強烈的反差，雖然明朝經濟發達，但當大敵當前竟無法組織有效的軍事供給制度和作戰戰略。明朝的政治家們也未嘗不在反思"土木之役"、正規軍打不過倭寇此類現象的制度根源，張居正、戚繼光等有識之士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終因觸動既得利益者而遇到強大阻力而無力回天。傳統史學家將明朝的滅亡與宋朝一樣歸於外族入侵這樣的外部因素，然而《萬曆十五年》揭示的制度性缺陷說明明朝的衰敗已是歷史的必然，而這種衰敗，也代表着封建社會由盛轉衰的中國大歷史的轉折點，而其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深遠。
最後，黃仁宇先生《萬曆十五年》一書所思考和研究問題的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一個朝代的興衰，在一個"四海昇平"的年份里找到了體制根源，從平凡的事件中看出事物發展的機理，從風平浪靜中洞察涌動的暗流，這不是一種睿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