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的父親閻書堂，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人。閻書堂七歲入私塾念書，十四五歲時“輟學經商”，給人家商店當夥計。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句話是：“庄稼人賺錢靠血汗，買賣人賺錢靠手段。”因此，閻書堂開始習商，就在學習使用手段上下功夫。沒有幾年，他就學得貌似忠厚，心懷詭詐，人稱“笑面虎”。
後來閻書堂在五台縣城裡開設了“吉慶昌”錢鋪，資本約為五百吊。鋪內有店員二人，一是梁世爵，一是閻錫山。他們在閻書堂的安排下，經營錢鋪的具體業務。“吉慶昌”除經營少數雜貨外，還放高利貸，出“錢帖子”。但是閻書堂並不以此為滿足，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投機買賣上。當時交通不便，五台、定襄一帶，銀兩與制錢的比價時高時低，他便買空賣空。1900年他在一次大的金融交易中，下了最大的賭注，滿以為這次可以發一筆大財，不料一敗塗地。他賣掉鋪內雜貨還債，尚欠兩千吊。持有“吉慶昌”錢帖子的群眾聞訊，紛紛要求兌現。閻書堂實在沒有辦法應付這個局面，便決定潛逃回家躲債。
父子二人在梁世爵等人幫助下，把錢鋪殘存的貨物和傢具，偷偷運回河邊村老家，不再去五台縣城。回村以後，閻書堂一籌莫展，每天到曲成喜開的“泉泰成”商店閑坐，有時也幫忙干點活，中午便在那裡混一頓飯吃。到過大年時，債主們又趕來討債，有的還僱人向他逼債。閻書堂白天躲在村裡不敢見人，晚上才出來向人告借。曲成喜後來借給他一些錢，他才置買了年貨，馬馬虎虎把年過了。
過了年之後，父子二人眼看在村裡待不下去了，便決定南下太原。父子二人連夜起身，到了忻縣，閻書堂怕太原花銷太大，便把閻錫山留在過去有交往的成鈺東藥鋪幫忙混飯，自己一個人先到太原。到太原后，他落腳於柴市巷“榮慶棧”，靠求親告友過日子。不久，他經同鄉介紹在太原與人合夥包攬土木工程，後來又在巡撫衙門“稿房”里找了個閑雜差事。閻錫山後來也跑到太原，他先在太原柳巷“裕盛店”當店員，1902年考入武備學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學。閻錫山出國時，閻書堂領到一筆安家費，這才敢回河邊村老家安身。
閻錫山回國擔任教練官和標統等職務以後，每月的薪俸，除了生活費以外，大部分被他父親要去還債。辛亥革命后，閻錫山被舉為都督，民國二年，他派岳叔徐一清到五台縣按原欠六成付款，清理債務。有些人在無可奈何之下接受了這一條件，有些人鄙視這種作法，宣布不要，以落個人情。這樣閻書堂的債務才算還清。
閻錫山後來搜刮民脂民膏是以百萬、千萬銀洋來計算的，但是愛錢如命、貪婪吝嗇的閻書堂並不以此為滿足。一方面，他經營土地，先後在河邊村強買好地五百餘畝，除了修建房屋、祠堂、學校、商店等佔用百畝左右外，其餘四百多畝，僱用六家佃戶替他耕種，他坐得三分之二的收穫，每年約分糧食近三百石（每石三百斤）。但是，經營土地利潤有限，商業高利貸和金融投機者出身的閻書堂，只是把它當做解決人畜吃糧的手段而已。
閻書堂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金融投機、放高利貸和經營商業上。民國初年，他又活躍於忻縣金融市場。他在“聚德昌”存放銀洋兩萬元，後來增加到七八萬元，專作投機之用。有時他親自出馬，更多的時候是委託經紀人替他交易或出放貸款和賃款。閻書堂坐鎮河邊村，每天九點以後，經紀人便到忻縣警察局打電話報告當天的“數子”（白銀、銀洋和制錢的比價）做了多少，誰家買了多少，誰家賣出多少，自己是買是賣，還要報告當天放出多少高利貸，收回多少，貸賃利息各多少。
後來，閻書堂又大開商店，在河邊村開設經營綢緞布匹和雜貨的“慶春茂”，經營糧食米面和燒酒、制粉的“慶春泉”；在忻縣開設“慶春厚”錢莊（后改名“聚豐泰”）；在太原開設“道生恆”藥鋪和“慶和堂”商店。不久，又在河邊村以村民儲蓄名義開設“協同興”商店，以辦理村福利事業為名，開設“河邊營業公社”，以閻氏家族名義開設“思源遠”和“積厚成”兩家商號。這四家商號以村民或族人的少量投資為點綴，實際上大部分投資都是閻書堂的，大權也掌握在閻書堂手中。因此，它們與“慶春茂”和“慶春泉”，被統稱為河邊閻家六大號。他還在河邊村開設了無營業鋪面的內庄“源記”，專搞高利貸業務。此外，太原的“複合公木廠”、“晉森木廠”、“山西營業公社”、“營遠汽車公司”、“營記火油公司”、“德生厚銀號”、“源積成銀號”；天津的“亨記銀號”，大同的“裕晉煤礦公司”，包頭的“晉復農場”，晉北的“富山水利公司”、“廣裕水利公司”和“廣裕公司二支店”，河邊村的“慶春木廠”，五台縣和定襄縣的“營業公社”都有閻家的大筆投資。這些商店和企業的活動頗有特色，經營手段五花八門，可概括為五個方面：
利用金融手段牟利：“慶春泉”出“錢帖子”，並且印上“周行錢”三字。這種“錢帖子”通行市面，等於把群眾的錢拿到自己手中作流動資金。它應該既能買貨，又可兌現。但是閻書堂卻暗中吩咐經理閻愈榮不予兌現。
利用雄厚資本操縱市場：1919年閻書堂投資2萬元，在忻縣開設了“慶春厚”錢鋪，採取“想賣先買”和“想買先賣”的手段，參與金融投機。他想賣出，必須提高“數子”以後，才有利可圖，因而一上市就指使他預先約定的助手替他“拉黑牛”，首先大量買進。市上的“虎頭兒”們見他們一來就買，以為行情有變化，也都搶着買進。由於買進的人多，“數子”就上漲，例如銀洋與省鈔的比價一上市時是一比七，很快就會漲到一比八或一比十。這時，他又大量賣出。反之，以賤價壓低“數子”后，他又大量買進。這樣，一買一賣，往往獲利不菲，而不能摸清底細的人，常常跟着他們傾家蕩產。由於他們具有左右市場的能力，所以“慶春厚”的掌柜趙汝奎曾猖狂地說：“咱柜上想叫上漲就上漲，想叫下跌就下跌。”
利用信息優勢搞金融投機：1930年閻錫山倒蔣失敗后，山西省銀行的鈔票貶值，二十元省鈔只值銀洋一元（當時官定省鈔二元五角值銀洋一元，市價五元值一元，1932年以新省鈔一元值二十元將舊省鈔收回）。閻書堂不僅對戰局變化了解較清，而且在天津等地都駐有業務人員，因而消息靈通。“聚豐泰”在省鈔貶值之初，便在山西省銀行和其他銀行大量貸款，僅一次就匯過十萬元。最後以銀洋一元折抵省鈔二十元還了貸款。對於號內存款不準提取。當時他接受存款，是按銀洋與省鈔一比二點五計算的，最後以一元新省鈔頂二十元舊省鈔結算存款，賺了不少錢。
利用政界關係獲得定貨：閻書堂經營的商號和投資的企業，當時的官府都給予照顧，有利可圖的事他們都有優先權。例如，1913年成立的“復和公”木廠，因閻錫山和張瑜（閻的結拜老大）為主要股東，便由他來包攬太原軍政機關的建築工程和南北重鎮兵營的建築工程，造價高昂，質量低劣，驗收草率，獲利極為優厚。又如，閻錫山於1919年推銷“和平戒煙丸”，1932年又制售“戒煙藥瓶”（鴉片）都是由他的商店“道生恆”加工製作的，除了加工費外，用摻假減料等辦法盜換大量鴉片，獲利無數。
依仗權勢獲得成本優勢：閻書堂在河邊村經營的商店都直接從天津、北平等地採購貨物並交山西採運處以軍用物資的名義，由平綏路和平漢路運回山西轉到河邊村，不出運費或少出運費，因此價格比太原市的還便宜。於是，河邊村的閻家商店，就成了五台、定襄、忻縣、崞縣等地商人進貨的批發站。這幾縣的市場，基本上由閻書堂壟斷。
由於閻家的企業，依仗權勢，巧取豪奪，因此牟取了大量暴利。當初，“慶春茂”的資金為二千元，“慶春泉”三千元，“道生恆”和“慶和堂”也不過二三千元，但到1927年，四處股本已達三萬五千餘元。忻縣“慶春厚”於1919年成立時，每股一千元，1923年第一次結賬，每股分紅三千元。改為“聚豐泰”后，1927年結賬，每股分紅一千元，1931年結賬，每股分紅九千一百元，1935年結賬，每股分紅四千八百元。經過二十多年的經營，閻書堂靠著兒子的權勢，便由一個傾家蕩產的投機商人，變為腰纏萬貫的富商大賈了。1934年12月閻書堂死去時，單他聚斂的錢財，據說就有六百萬元。
（摘自《炎黃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