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黃店屯村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這年6月，共產黨打回來，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件是工作隊進村，發動大夥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件則是，村裡的大戶——老周家的戶主周春富死了。
黃店屯村位於遼東半島中西部的復縣（今瓦房店市）。工作隊來的時候，是12月，村裡的老人們回憶，“工作隊的人當年大都是兵，還有幹部，有從瀋陽來的，有從膠東來的。”也就是在這個月，隨着土改的進行，周家的戶主周春富，被當作了“階級敵人”的典型。
“老周家也是闖關東過來的。”83歲的黃店屯農民閻振明說。和東北其他地方一樣，復縣長期地廣人稀。政府召民墾荒，一些山東人來到這兒。周家的先祖在這裡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戶人就這樣繁衍生息下來。
周家到了周春富這一輩，並不算富裕，按閻振明的說法，周春富“繼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來，那些浮財不過是過眼雲煙，只有土地才是結結實實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孫也能受益。於是，這個勤儉、精明的農家子弟，開始一點點地攢錢、置地。他的勤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黃店屯，年長些與周春富有過接觸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的還是穿的，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捨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周春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摳門。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周家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來，放到蓋子上晒乾了日後吃。”
在周家做過多年長工的王義幀回憶說，周春富“從不閑着”，夥計鍘草的時候他幫着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牲口愛吃。“有個特殊要求，無論是夥計還是兒女媳婦，幹活時不準穿紅掛綠，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雞糞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裡拾掇。家裡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乾淨。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裡人做飯的做飯，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夥計還能賴在被窩裡嗎，起來沒有事摑着筐揀狗糞。”
在黃店屯，老周家的5個兒子也讓人羨慕，“家裡人手多，大兒子干農活，二兒子管家，三兒子趕車，幾個兒子都有分工，個個勤快。腦子也靈，都能掙錢。”
周家“掙了錢就買地，地多了就雇長工，從三五個到七八個的時候都有。周家人和長工一樣幹活，一大早就趕馬車出去，回來時掛一鬍子霜。”
長工王義幀對周春富買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頭把家，就願意買地。和人家在地頭說話，末了就問，你賣不賣啊？”
周春富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為周家積攢了一大份家業。1947年，也就是土改隊來到黃店屯的那一年，這份家業包括240畝土地，還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
階 級
1947年年底，當土改工作隊進村的時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黃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樣，他夏天上身不愛穿衣服，後背曬得黑紫黑紫。如果沒什麼意外，他也像其他老人一樣，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徹底交給下一輩，自己含飴弄孫。
但周春富的命運卻因為一紙通知而發生了徹底改變。這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土地改革會議，之後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東北局發出《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遼寧各地黨政領導決定，“貫徹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消滅地主階級的階級路線”，“徹底解決平分土地問題”。
周春富這類人，可稱之為“經營式農場主”——他們雇傭了3到8個長工，耕種100到200畝土地。在附近33個村莊中，有17個村莊里有這樣的農戶。
對於這些“經營式農場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內部曾提出應當視作為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應當和富農歸為一類。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擁有20多口人，200多畝土地的周家最終被划作了地主。周春富費盡心思積攢起來的家業，最終成為了致命的包袱。
同樣在黃店屯，擁有40多畝地，10口人的閻振明家，被劃為中農。閻振明回憶，黃店屯以及附近三個屯，有300多戶，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有六七戶，貧農和僱農不到20戶，其他都是中農。
批 斗
1947年12月的某天，黃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學。“周春富被拎過來，貧下中農代表們控訴完畢之後，上去圍攻。”閻振明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場景。
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春富的一些問題，逐漸被“挖掘”出來。一個當年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若干年後回憶，“這地主真太可恨了！周家的四個兒媳婦，都被他逼着幹活！一個月頭10天，大兒媳婦做飯，二兒媳婦做菜，第三個兒媳婦當‘後勤部長’，推碾子拉磨什麼都干。這10天四兒媳婦可以‘休息’，給孩子縫縫補補做衣服。下一個十天，就按順序‘輪崗’……對家人他都這麼摳，對我們扛大活的長工，你想想得狠到什麼地步！”
曾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上台講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着講着不由自主地說起，老周傢伙食不錯，“我們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幹部們一聽，急了，趕快拉他下來。
60多年過後，當“階級鬥爭”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漸淡忘，而他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憶起來。曾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你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干？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干。”而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多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老長工王義幀則說：“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沒說過我什麼，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
典 型
讓周春富“揚名”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後兩年，那個曾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參加了解放軍，在行軍打仗的途中，開始動筆根據自己的經歷撰寫長篇小說。
這個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戰士作家”高玉寶。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單行本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高玉寶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備受剝削，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說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雞叫》。在這個故事裡，綽號“周扒皮”的地主，為了讓長工早起幹活，半夜鑽進雞籠學雞叫，最後反被長工們戲弄。《高玉寶》在國內外有二十幾種版本，印數就高達450多萬冊，並被改編為24種連環畫和12種文藝演唱形式及其戲曲書籍，其中尤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1964年拍攝的同名木偶片影響深遠。
黃店屯村的孔慶祥回憶，“有一年我在去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他地方就沒有。”
這個“周扒皮”的綽號，以及“半夜雞叫”的荒唐舉動，最終成為了中國千千萬萬地主的代名詞。
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不是惡人，不霸道。”（摘自《先鋒國家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