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野菜產生感情，那已是遙遠年代的事了。正在長身體時，糧食突然變得十分緊張，各種可以填包肚皮的東西，包括野菜，都被迅速調離了原來的功能序列。野菜們也充分調動了它們的積極性，替人排憂解難，居然也發揮了像糧食一樣的作用。我的胃在野菜的熱情下，也妥協了，接受了。在那個年月里，我吃過屬於野菜的野草，也吃過不屬於野菜的野草。它們救過命，救過那麼多人的命，怎能忘得了它們呢？
野菜，從屬性上講，是野草，是有人在鋪天蓋地的野草中發現了其中一些野草的特殊功能，才這樣稱呼的。而它們至今渾然不知，並不因為人們喜歡而年年來個豐收，仍按它們固有的生物鐘長葉、開花、繁殖，永遠受寵不驚。老宅周圍有多少種野菜？扳着指頭算起來，也不過有數的幾種。如薺菜，如馬蘭，如枸杞，就是在讓它們充分發揮作用的年代里，也只增加了鵝兒腸等幾種替補的，其他眾多的野草沒有進入到野菜的行列，畢竟是魚米之鄉，還沒有到什麼都非吃不可的地步。
大概在去年，我看了一本記述野生植物的小冊子，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從中了解到，上海常見的可食用野菜竟達27種之多，除了人們常吃的那幾種外，還有鵝兒腸、鼠麴草等，也有些能吃的野菜實在是不敢輕易認可，如扁蓄。我知道這是一種莖枝很硬的野草，紅色的細小花蕾簇生於葉腋間，書上說它的嫩莖葉可食用，還可“碎后與面混食，晒乾供冬用”；還有野薔薇的“新生粗壯苗芽”也可食用，等等。
正當我對這27種野菜大驚小怪之時，卻又從徐光啟著的《農政全書》中了解到，記入此書可供食用的“草本野菜共四百一十四種”（其中見於舊本草的138種，新增的276種）。真是乖乖龍的冬！我們的祖先為了吃“野菜”，做了大量的工作，從識別、分類到親自試吃，還編成書，其精神實在可嘉，讀來令人感慨不已。
光啟先生所記載的那麼多“野菜”都是轉錄的，全部轉錄自朱木肅著的《救荒本草》一書。朱木肅是朱元璋的第五個兒子，他在被封周王於河南洛陽時，廣泛搜集“可佐饑饉者”植物四百餘種，植於園中。親自觀察，“俟其滋長成熟”，從中選出可食用品種，叫畫工依照實物逐一繪圖，並將所產之地，同異之名，寒熱之性，甘苦之味，可吃部位，有無毒性，如何去掉苦味，怎樣調食，一一辨認記載，附以說明，而編成此書的。儘管災民們在吃了上頓無下頓時，也絕不可能會拿書對照着去挖野菜吃的（何況有無此書、識不識字也是問題），但一個有皇帝佬兒的天潢貴胄，不去盡享他的榮華富貴，卻實地研究，寫下了一部食用植物圖錄性質的專著，而且是專為災年救荒用的，怎麼說也是值得稱道的。
我們的先人對“野菜”如此重視，對“野菜”的研究也可謂前赴後繼，從中實在是透出了種種無奈。出生於高郵的明代散曲大家王磐，在創作之餘，通過“目驗、親嘗、自題、手繪”，先於徐光啟也編了本《野菜譜》，在序言中他這樣說：在饑饉的年月里，饑民們“率皆採摘野菜以充食，賴之活者甚眾”。可由於野菜“其間形類相似，美惡不同，誤食之或至傷生。”他“田居朝夕，歷覽詳詢，前後僅得六十餘種，取其象而圖之，俾人人易識，不至誤食而傷生。”他的“散曲”在這裡也派到了用場，即給每種“野菜”配上一首，以備“流傳”。目的很明確，也是使饑民們在為填肚子而采野菜時不要誤采有毒的，以免誤食傷身。一種叫豬殃殃的野草，我從小就認識的，它可以蔓生，也可以攀援於麥子或其他直立狀植物，摸它的莖，有細小剌毛感。據說豬吃了後會得病，故叫它“殃殃”。就是這種野草也列入了《野菜譜》中，王磐為它配的“曲”是：“豬殃殃，胡不祥。豬不食，遺道旁；我食之，充餱糧。”這“我”，自然是指災民、饑民了。讀着這樣的“曲”，比讀他的“曲兒小腔兒大”更覺凄慘。徐光啟先生博採前人農書資料，對野菜也以極認真的態度對待之。一種我們叫“落帚”的野草，它可長到一人來高，分枝極多，千頭萬緒，細小繁密。到秋天等其枝桿老后，砍下來整株做掃帚用，剛柔合度，輕巧方便，每戶每年還可以省去一筆購買掃帚的費用，老宅上挨家挨戶都種過。我種過那麼多年的落帚，可從來沒有想到它也是一種“野菜”。它在《救荒本草》上的名稱叫“獨掃苗”，說其嫩苗可用油鹽調食，晒乾后炸食，其味尤佳。光啟先生特地註明，這種“野菜”“南人名落帚”，“可作恆蔬”，他“嘗過”。鳳仙花也是野菜，你信嗎？《救荒本草》中就有這樣的記載：鳳仙花“葉苦微澀。救飢：采苗葉炸熟，水浸一宿做菜，油鹽調食。”光啟先生加了四個字：“嘗過。難食。”蘆葦如筍嫩根也可食用，光啟先生又特地註明：“其筍，則北方者可食，南產不可食”。粗略算一下，光啟先生食用體驗過的“野菜”也有四五十種。在《農政全書》中，光啟先生用十五章的篇幅記載、編輯這類內容，着眼點也在救荒。我們的先人把“野菜”功能定位於“救飢”，在災荒的年月里，“野菜”是窮人賴以活命的最佳依靠。朱木肅他們不厭其煩，教災民識別、食用方法，用心良苦，其“現實意義”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能感受和理解的。自然，身處富貴之尊的朱木肅，他對“野菜”的食用方法也明顯帶有富貴人家的作派。在食不果腹、能不能活得下去都成問題時，饑民吃野菜是不會計較要不要用油鹽調食的。對此，我除了理解，沒有任何責備之意。
大多數的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飢餓半飢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中國歷史上，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我們的先人是經常以吃“野菜”為生的。對先人吃“野菜”，我一直有個疑問，感到“野菜”就這麼幾種，量也那麼少，真的遇到災荒，怎麼夠吃呢？現在知道了，彼時的“野菜”不是今日之“野菜”，記入古書中的就有四百多種，編外的呢？就是這四百多種，也已幾乎囊括了常見的各個植物品種，還包括了很多木本植物。噢，我們先人把凡是能“吃”的綠色植物，都列為“野菜”。吃過一些野菜的後人如我，不能想象，先人的食譜，竟然和牛、羊、兔的食譜大同小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那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時到如今，大量的野草已退出了“野菜”的序列，回到了野草的行列，恢復了本來的屬性，“野菜”的內涵外延都變了，“野菜”的功能自然也完全改變了。到現在，吃野菜又快要成為一種時尚了，有的地方還在開發新的“野菜”品種，也許，先人在“野菜”上做的工作不會白費，《救荒本草》等古書上的不少記載至今仍有實用參考價值，尤其是被註明“可作恆蔬”的那些野草。我們現在常吃的野菜，一定也是先人在廣食各種野草后逐漸鎖定的目標。自然，現在去考證誰是第一個吃野菜的人已沒有意義了，先人敢吃野菜和敢吃螃蟹也沒有可比性。他們同樣是勇士。而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一定是先吃過野菜，是吃野菜的勇氣奠定了他吃螃蟹的勇氣。至少在我，對有關書上已有定論的非常規“野菜”心存疑慮，也不敢貿然去食用。我想到明年春季時，我一定去吃吃藜呀、扁蓄呀這些“野菜”，不是想做事後的勇士，只是想體驗下勇氣。
面對這些綠色，忽然，我覺得我其實懂得太少了，野草這支龐大的綠色隊伍，以及其中那些具有神奇功能的“野菜”隊伍，我知道了多少呢？我們的生活中可能沒有野菜，可以沒有野菜，但無論如何是不能沒有野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