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忠先生是我的遠房伯父，究竟生於民國哪一年，我已經記不清了。我只知道，我的父親讀書的時候，文忠先生就是他的私塾教師。
民國時期，文忠先生是我們家鄉一帶頗有名氣的鄉賢。據我父親說，他是民國時期《黃氏宗譜》的編纂者之一，有文才、善辨議，其文章有桐城遺風。當時，他是我們那個灣里唯一的文化人。黃氏家族大小爭議，皆由他從中斡旋，附近一帶民間爭訟，都請他起草狀呈。有時，爭訟雙方均找他寫狀子，他就乾脆從中調解，竟公平地處理了幾件案子，鄉里鄉親為之尊敬。文忠先生教私塾時，深愛《左傳》和《東萊博議》兩本書，尤其是對《東萊博議》研究頗深。我父親那一批學生，受他的影響，都寫得一手好文章，以後都成為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文職幹部。
解放那年，要劃分階級，由於我們灣里太窮，竟找不出一個富農。區里來人說，那不行，找也要找一個，找來找去，找到了文忠先生的頭上。因為他家除了有兩間茅房外，還有兩間瓦房。鄉親們說，文忠先生那兩間瓦房是我們出錢做給他教私塾的，全是為了灣里出幾個讀書人。上面來人說，這就叫剝削，這樣的人不劃為富農划誰？就這樣，他就戴着富農的帽子走過了他的後半生。
文忠先生的後半生是在凄風苦雨中度過的。我小時候看見他時，他已經是頭髮灰白，兩眼近視，背駝得很厲害。他的家與我家相鄰，我常常看到他在一盞油燈下看書，他戴着老花眼鏡，跟書貼得很近，偶一看，還以為在桌上找什麼似的。我讀小學時，文化大革命鬧得正紅火，大隊革委會安排他白天寫毛主席語錄，晚上開批判會時陪斗。我記得他總是彎着腰，一手提着一個石灰桶，一手拉着一個木梯，在一家一戶的門口寫着塊塊語錄牌。我散學的時候，總喜歡找到他寫語錄的地方，看他寫字。他那時手已有些顫抖，但一手柳體字仍不失剛勁之氣。有一次，他寫完一塊語錄牌，用手指着叫我讀給他聽一聽。我連忙很熟練地讀起來：“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讀完后，他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好久，他才彎下腰來問：“伯伯是壞人嗎？”我望着他，嚅嚅地說：“別人都說你是……壞人”。他輕輕摸着我的頭，對我說：“長大了，你就曉得什麼叫反動的東西”。說完，他扛着梯子，提着石灰桶，顫顫搖搖地走了。
由於文忠先生是個“黑五類”，家中的日子過得十分凄慘。我讀初中時，他的妻子已得病死去。留下三個兒女，一個兒子得痴呆症，一個女兒是個啞巴，只有一個小女兒能夠幫他做點家務。那時候論工分的多少分口糧，他在生產隊里像其它勞動力一樣乾重活，而工分要比其它人少，這樣一來，他家每月的口糧少得十分可憐。一家四口人，總是吃了上頓愁下頓，常常向鄰家借米、借鹽。有一次，他的小女兒病倒在床上，沒有錢去買葯，我母親叫我給他送五元錢去。我見他坐在桌邊默默地流着眼淚，桌子上有兩塊布料，一疊人民幣。還有一個安徽佬坐在他的對面。我把錢送到他手中，他把錢又還給我，聲音顫顫地說：“告訴你娘。伯伯有錢了，伯伯給你啞姐說了人家”。啞姐是他的大女兒，從小就不能說話，但天性善良。我小時候，母親出外幹活，總是叫啞姐來照看我。我五歲的時候，不小心將一粒橡子塞進了鼻孔里，呼吸困難，急得直哭，面孔都變白了。當時啞姐看到了，連忙將我背到田畈里，指手劃腳地告訴我母親。幸虧母親和啞姐兩人及時趕到醫院，我才避免了一次大禍。聽說啞姐要走了，我心裡一陣難過。我連忙回家告訴母親，母親含淚給啞姐送了一件她穿的舊衣服。母親從文忠先生家回來，眼睛都哭紅了，母親告訴我，啞姐是賣到安徽壽縣去了，以後再也見不到她了！
自從文忠先生的啞女兒賣走後，我見他衰老得很厲害。深更半夜總是聽到他一陣接一陣的咳嗽聲，眼睛也昏花了許多，再也見不到他在窗口看書的身影。我當時已隨父親一起讀高中去了，只是到星期天才回家來，他見我回來，總是拄着一根棍子慢慢地走到我家來坐一會，跟我談些古文方面的話題。興緻來了，還要我念一篇《左傳》的文章給他聽。有一次我念完《鄭莊公共叔段》，他竟激動地站起來，聲音低沉地讀起《東萊博議》的反駁文章：“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庄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庄公。且為釣餌以誘魚者，釣也，為陷阱以為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井，天下寧有是耶……”讀到這裡，我看到他的眼睛放亮，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富於哲理的辭章里，而忘記此時此刻的煩惱，他空懷滿腹文章，而淪為一介草民，其命運何其悲也。
高中畢業以後，我到縣汽配廠參加工作去了。在廠里我考取電大，回家時，文忠先生高興地來到我家，從懷裡掏出了兩本發黃的《康熙字典》，對我說：“這是那次抄家時我藏起來的，你就拿去用吧，灣里沒有多少讀書人，你要好好讀書，為咱黃家爭口氣啊！”我接過書，默默點了點頭。此後，我發奮自學，這套《康熙字典》給我幫了不少忙。等到我電大畢業時我將畢業證帶到他家中，他已病倒在床，眼睛也完全看不見了，他接過我的畢業證雙手在上面反覆撫摸，口裡喃喃地說：“好，好，咱灣里總算又有了讀書人……”過了好久，他從床上爬起來，招手對我說：“快來，扶我起來！”我扶起他，隨着他走到房角邊，只見他彎腰掀起一個紅薯洞的木蓋子，對我說：“你到洞里把那個包袱提上來”。我下洞去找到了一個已經有些發霉的大包袱，提到他的手上。他連忙拍去上面的塵土，恭恭敬敬地放到桌子上。他一把拉過我的手，對我說：“這是我冒着性命留下的，好多年了，我一直擔心我死後沒有託付的人，現在好了，把他給你，我也就放心了”。說完，他打開包袱，我一看，原來是兩套《黃氏宗譜》，一套是宋朝時黃庭堅督修的，另一套是民國時他參與編修的。文忠先生用手摸着我的肩膀，嘆了一口氣：“我快不行了，你要好好乾，將來有出息了，要為我討一個公平。”我提着包袱走出他家門外老遠，他還一直站在門口。
我離開家后，在縣醫院為他買了兩瓶魚肝油，另外買了些補藥，我打算過些時候放假回去再送給他。但是，我母親不久就帶信告訴我，說文忠先生在我走後第二天到灣前的小橋望一了天的啞女，一直望到天黑看不見，掉在橋下摔死了。我的心一緊，我給他買的葯還未送給他呢，沒想到這麼快他就走了！
文忠先生離我而去已十幾年了。十幾年來，我每每想起他，總會產生一種揪心的傷痛，然而，這種傷痛向誰訴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