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嘆熱血飲恨亡——記福州籍攝影家陳正青先生
歷史的腳步不會因人間世事的輕重緩急而停留或加速，歷史老人旁若無人地按照自己的速度不緊不慢地向前走着。人們一旦回望歷史，就能發現許多事已被時間淹沒。歲月，沖刷着人們的記憶，將許多曾經生動鮮活的歷史慢慢掩蓋和淡化。
福建省福州市閩江南岸塔亭，今福州市倉山區窯花井弄內，有一座一百二十年前修建的老屋，叫“卧琴樓”，它是前清福州進士陳煥皋修建的。陳煥皋六子陳天錫所著的《遲庄回憶錄》說，那時“卧琴樓”原藏有經史子集百十箱，陳煥皋“隨時在此集鄉黨文人學士為詩文之會，盛極一時。”
現在，這座老屋已經失去了昔日的高雅熱鬧，因多年失修，業已破落不堪。據說因城鎮建設，這處房屋還面臨拆遷，令人傷懷擔憂。
之所以擔憂，因“卧琴樓”是我國已故攝影家陳正青先生的祖居。
可能許多人對陳正青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對他不朽的攝影作品《開國大典》都非常熟悉。因此，陳正青先生是福州的驕傲。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這天的意義重大，已經有了很多的文獻史料來說明。在眾多的文獻史料里，我們自然會想到那幅被命名為《開國大典》的新聞照片。是這幅照片，把新中國成立時的盛況，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風采，通過新華社電訊，生動具體地傳向了全世界。
由於這一歷史事件太大、太重要，因而，這張新聞照片給人的印象就太深刻。以至幾十年後，人們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把它淡忘。這張照片本身的新聞價值與歷史價值都太重大，因而在國家中央革命歷史博物館、中國照片檔案館、眾多的大型紀念畫冊、大型重要的紀念場合，都有着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
二零零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這幅照片又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不禁讓人想到這幅新聞照片作品的作者，福州籍已故攝影家陳正青先生。
陳正青先生原名陳偉勛，祖籍福州，他的祖父陳自新，譜名開猷，字煥皋。生於道光二十三年，卒於光緒三十年。據福州《藤山志》記載，陳煥皋是藤山塔亭人，清光緒丙子進士，任廣東東安縣令，後任湖南麻陽、漵浦、善化縣令。為官清正，致力維新。著有《迎暉閣文鈔》四卷、《卧琴詩草》一卷。
陳正青先生的父親陳仲經，晚號琴樓，光緒十一年四月十一日生，譜名作礪，大名希亮。現藏中山陵藏經樓中國寶級文物“三民主義”全文碑刻，當年分別由國內十四位海內著名書法名家書寫，其中就有陳仲經先生，可見陳老先生名望之高。陳仲經受業於湖南經學大師皮鹿門錫瑞先生，究心文學，造詣甚優。辛亥革命投身國民革命，擔任過已故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的秘書，也擔任過宋子文先生與孔祥熙先生的秘書，後去台灣。一九七四年（民國六十二年）元月十七日逝世，安葬於陽明山公墓。所著《琴樓吟草》一集，於一九七三年夏在台出版。愛國之心與故園情懷，閃現於字裡行間，掩卷難忘，催人淚下。
陳正青先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生於湖南長沙，幼年在福州讀書，后隨家庭遷居北平、南京上中學。以後就讀於上海大同大學，一九三六年畢業。同年底十九歲時因與父親陳仲經政見不同，離家去西安，經其姐夫王子安（省議員、楊虎城機要秘書）引線，在葉劍英介紹下參加革命，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陳正青先生先入抗日軍政大學，一九三七年三月由李達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爆發后，調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戲劇隊隊長、編導。一九三九年隨團到晉察冀模範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後抗日宣傳活動。一九四四年返延安，在魯迅藝術文學院當研究員。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后，赴東北解放區，任遼寧文工團副團長，嫩江軍區政治部宣傳科長。一九四六年調任《東北畫報》社攝影科長。解放戰爭期間，陳正青深入前線與後方，採訪紀錄了東北解放戰爭的真實圖景。大批作品在《東北畫報》刊載。一九四九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陳正青以《東北畫報》特派記者身份長駐北平採訪，七月出席全國第一屆文代會，參加了中國第一屆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攝影報導。建國后歷任新聞出版總署攝影局副處長、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等職。曾任中國攝影學會第一屆理事、第二屆常務理事。
從抗戰到建國后，陳正青在極其困難的環境里，拍下許多珍貴的歷史照片，尤其是為共和國的領袖們拍攝了大量工作照和生活照。都是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都是鮮為人知的文物絕版。可惜，這些寶貴的歷史文獻，許多都在“文革”中被毀壞、散失。
陳正青先生是在上海上大學時接觸到社會主義理論的，在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影響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為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他的革命動機自覺而清純，和那些因生活貧困，或走投無路被迫參加革命的人境界不同。前者是為改變自身境遇，後者是為改變社會不公。他是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專制獨裁深惡痛絕，為推翻黑暗的專制獨裁統治，希望建立一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社會，放棄富有的生活，投身於無產階級革命。
陳正青先生當時家中富足，他是獨子，嚴父慈母對他寄予厚望。他深深知道自己背叛這個家庭，對家中親人的打擊巨大，尤其是無微不至疼愛着他的母親。在這之前，他曾經因對時局的看法和父親政見不同，有過激烈的爭執。他是為追求革命真理而毅然決然地離家，為改變國家的落後而投奔延安。
時值蔣介石嚴令張學良、楊虎城圍剿延安紅軍之際，陳正青先生悄然在家“失蹤”，去往延安。前路的艱苦險惡他自然明白，此去再難還家，未來生死未卜。他的獻身追求，帶有生離死別的蒼涼與赴死報國的悲壯。
信仰的力量巨大，以致能使人把生死置之度外。來到延安，他將陳為勛這個名字改為陳正青，以示和家庭徹底決裂，亦表示要做一個正義的青年。
但延安的實際情況，並不是年輕的陳正青先生能完全預料和想象的。延安的社會現狀，有艱苦奮鬥，熱火朝天的一面，也有等級森嚴，生活單調的一面。他更沒想到的是，革命隊伍里先天的出身成分，大大優越於實踐的工作表現，存在普遍而嚴重的政治歧視。
當時，延安的政治運動不斷，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延安對白區來的知識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人並不信任。他們在每次運動中，都是被肅整和審查的對象。革命激情和革命行動，並不能改變他們的階級成分，也不能改變他們被歧視的命運。
陳正青先生也不例外，他出身於官僚階級家庭，根據黨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政策，他是屬於可以改造好的敵對家庭出身的子女，需要進行長期的思想改造。黨的理論工作者認為，一個人行為上的革命，並不能說明他的世界觀已經是革命的了。把所有人的思想和世界觀，都改造統一成為無產階級的，是黨組織重要的政治任務。
陳正青先生銘記着黨的教導，時時刻刻告誡自己，一定要徹底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不動搖，和反動官僚家庭徹底劃清界線。所謂徹底，當然就要把他自己的父母親以及爺爺奶奶當成階級敵人。
和家庭劃清界線說起來容易，事實上做起來很痛苦。想把親人在心底徹底抹去，並非一件易事。必須首先泯滅自己的良知。而陳正青先生恰恰天良未泯，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人性與黨性，長期在他的靈魂里痛苦而無情地搏鬥着。
可以想象，他在閑暇時會很自然就會想到善良的、對自己無微不至關懷的慈母。他不敢想象自己走後，母親的苦楚與絕望。他雖然和嚴父政見不同，但父親的望子成龍之心，他也一定能理解。
陳正青是一個共產黨員，他必然為自己竟然在心底里難以和反動官僚家庭劃清界線感到恐懼。在他的自傳里，我看到他在努力對自己實行思想改造，加強政治學習，力求增強黨性。他時刻反省自己的言行，警惕和譴責自己的資產階級人性。立場原則和人性天良，在他的靈魂深處做着漫長的無休止地拼搏。
經過國共合作、抗日戰爭、延安整風、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土改、鎮反、反五風、合作化運動、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反右，直到大辦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高舉的一九六零年，陳正青先生一直在不斷給組織上寫自傳、寫申辯。
他寫道：“我自一九三六年離家后，即與家中斷絕了一切聯繫。到目前為止，和其他親戚均無來往和聯繫。”
從中，我們能感知他對黨組織的忠誠，也能感受到他內心的壓抑、凄苦於無奈。顯而易見，雖然他拋家不顧，在槍林彈雨中革命了二十多年，黨組織依然不相信他，否則，他沒必要在給黨組織寫的自傳中作此申辯。
現在看來，這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但當時，事情就這樣，而且，這種事並不僅僅發生在陳正青先生一個人身上。
陳正青先生的悲劇並沒到此結束。
雖然他目睹過許多政治運動，多年來沒完沒了地不斷被審查、被處分，他都挺過來了。但到了一九六六年，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他挺不下去了。
這位老八路所有的革命歷史和工作貢獻，都不能證明他是革命者。出身成分不好的“原罪”，早已把他劃為階級異己分子。
陳正青先生的夫人何慧也是福州人，何慧的外祖父劉崇佑先生是我國近代民主鬥士，曾營救過參加學生運動的周恩來和民主運動的“七君子”。何慧本人也是一位老八路，是三七年離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大學生。她這位大家小姐到延安后，也在“西北戰地服務團”工作，並擔任歌詠隊隊長。著名歌唱家王昆視她如師，實則為友。新中國成立后，何慧在新華社攝影部當國際組組長，曾評為全國三八紅旗手。
陳正青先生單位新華社裡的無產階級造反派們，除了把他打成反動“資產階級”、“國民黨訓政老爺”，對他進行圍攻式的、誣陷性的批判鬥爭，還對陳正青先生進行的是封建原始、暴力造反式的抄家、掛黑牌、戴高帽，實行非人道的體罰和人格侮辱。
才華橫溢，正直清白，具有中國文人傳統氣節風骨的陳正青先生和他的夫人何慧，面對這種喪失人性的、瘋狂的政治運動，顯得是那麼渺小與無助。為捍衛人的尊嚴，士可殺不可辱，他們夫婦二人無奈地選擇了結束生命。
陳正青、何慧夫婦二人，拋下了四個尚未成人的孩子，拋下了在海峽對岸隔海遙想的老父親，默默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想，他們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除了傷痛、絕望，一定有很多遺憾，甚至，還有深深的悔恨。
如今，陳正青先生夫婦業已平反昭雪，雖然歷史已還他們的清白，但斯人已去。
沒有人對這種滅絕人性的行為與後果負責，甚至連起碼的道歉和一絲絲的愧疚都沒有人承擔，這就是我們的社會現實。造成這種悲劇和冤案的歷史原因，我們只能從政治和行政體制上去認真反思。
不實行民主，不落實真正的法制，權力執政者拒絕社會監督，是一切冤案、不公與貪污腐敗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