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有記憶起，父親的肩頭似乎一直壓着一根扁擔。有半爿毛竹削制的竹扁擔，也有用松木削制的樹扁擔。
我們的家坐落在四明山深處的一個叫外廠的小山溝里，房子背靠的是前門山，對門的叫上坑嶴山，左面叫雷龍崗頭，右手的叫羊山灣。孩提時代，全村62戶人家，分居在方圓十幾里地的分別叫石壁里、里廠、外廠、龍潭坑、草鞋嶺腳這五個自然村中，村的大名叫甘坑庵。文革時一度改名為東方村。聽祖上說，許久許久以前此地有一尼姑庵，後來，四明山上的強盜擄去尼姑做壓寨夫人，於是人去庵倒，及至我輩已無從覓得庵跡。我家位於外廠，這裡散居着12戶人家，分別有朱、龔、宓、姚、葉五個姓氏。村支書及生產隊長長期由外廠人擔任。因此，外廠可謂是甘坑庵村的政治中心。
外廠面對甘坑庵水庫，水庫位於上靠嶴山和羊山灣山的夾縫裡，壩是泥壩，但很堅固，建於六十年代。每當秋末或雨後，水庫上霧氣瀰漫，層層疊疊，將四周群山的溝溝壑壑填得嚴嚴實實，我們的家隱隱約約地只能看見屋角，儼然成了仙山樓台，充滿神秘而美麗。
全村地廣人稀，全村的農活只有通過廣播派工，天還蒙蒙亮，太陽象一個雞蛋黃，淡黃色的一個圓盤，裹在濃濃的白霧中脫不出身。生產隊長的派工聲從濃濃的霧氣中穿透過來，頗有點仙人佈道的味道；由於山谷重重的迴音，以致后一句話已經說出，前一句還在群山之間迴轉。
父親是村裡出了名的勞動能手，無論是山上的、地里的，還是田裡的活，他都幹得得心應手，讓人佩服。因此，他的工分總是村裡最高的。同樣以工分計酬的村支書和生產隊長年底的考核工分總是參照我父親的，我們那裡叫撞分。
因為，我們家上有老奶奶，下有我們兄妹三個，母親又體弱多病，因此，無論父親多麼努力，年終結算，我們家在村裡還是超支戶。為此，堅持供我們上學讀書的父親常常要面對那些勞動力多的鄉鄰的詰難。我們兄妹三人，各間隔四年，我上高中，妹讀初中，弟弟上小學，階梯分佈。與我同齡的人大多數已是家裡的正勞動力了，與妹同齡的也成為半勞動力，與弟弟同齡的則放牛打草。那時，一個正勞動力勞動一天掙10分工，小孩子放一天牛掙3分工，成年婦女勞動一天得六分工。因此，家裡有個半勞動力，就能在養活自己的同時解決不少家裡的困難。一些眼光放得比較近的父母就早早地讓兒女放棄學業，學做農活。這樣，他們的家庭就會生活得比較富裕和順心，而我們這樣的家就過得比較結巴和痛苦。為了維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計，父親似乎沒有休息的時候。清晨，我們背着書包上學時，父親已打着一擔豬草回家；中午，別人在午休時，父親頂着烈日在曬稻草；黃昏，別人已在飯後擺龍門陣了，父親才邁着沉重的腳步，挑着一擔柴禾下山。一年之中，只有農曆三十和大年初一兩天，父親才不下地幹活。
我那時雖小，卻很懂事。放學回家，書包一放就背起背簍，提上斧頭，邊啃煮熟了的蕃薯，邊上山敲枯死霉了根的樹樁。一個假期，我家的屋檐下會壘起兩碼一人多高的枯樹樁牆，等着星期天就一小捆一小捆地捆起來，挑到15裡外的黃澤鎮賣了換錢。因為樹樁耐燒、火侯長，鎮里的居民都喜歡。我那時一次能挑三四十斤，一般能賣七八毛錢。賣完柴，在街上的小吃店買一籠香氣撲鼻的小籠饅頭狼吞虎咽地吃了，然後，緊緊地捏着口袋裡的幾毛錢，美滋滋地回家。賣柴路上的辛苦和汗水被花花綠綠的鈔票和那籠吃過許久還口留余香的小籠饅頭沖淡得無影無蹤。
那時候，在我們村，賣柴換錢的人很多，特別是在農閑時，有時會出現一長溜的賣柴人，有大人，也有象我這樣十二、三歲的孩子；賣完柴，大人們會買些米、肉，以改善生活，我們則買點學習用的紙和筆，一分一厘都精打細算，沒有一丁點兒浪費的。許多時候，我是跟父親一起去的。有幾次，身單力薄的我挑到半路挑不動了，父親看見我越來越沉重的腳步就會從我的擔上卸下幾塊柴禾放在他的擔上，於是，父親的柴擔越挑越重，我的柴擔則越來越輕。有一次，走到半路，父親的左腳突然抽搐，他給左腳打上綁腳忍着疼痛繼續艱難地挑着重擔前行。每當開學前夕，父親賣柴的頻率會高許多，為了多賣柴多掙錢，有時會向山下的朋友借來手推車，那樣，不但能多裝運柴禾，還能省不少體力。為了分擔父親的辛苦，常常是父親在後面推，我用一個拴在車頭的長繩拉，一路上，父子倆還能說說話。那時，由於家貧沒有鍾，而賣柴必須趕早，於是出門的時間只有看星星估算，有好多次，由於估算錯誤，柴拉到黃澤鎮，天還沒亮呢。
由於常年辛苦勞作，起早摸黑，四十剛出頭，父親的頭髮就開始花白。五十歲時，父親已是滿頭銀絲，生活的艱辛與不易深深地銘記在他的臉上和頭上。解開上衣，肩膀上兩塊高高隆起且生了老繭的肌肉似駝峰般突起。凡是父親穿過的舊衣服，兩個肩膀上總襯着厚厚的墊肩，那是母親為減少父親肩膀的疼痛而特意縫製的。
恢復高考後，我成為我們村第一個高考中榜者，一時，四鄰為之驚動。捧着高校錄取通知書，聽着四鄰八村趕來賀喜的村民，父親激動得流下了眼淚，這是我記憶中父親惟一的一次落淚。為了慶賀，父親殺了家中準備過年的肥豬，擺了十幾桌酒席，宴請親朋及鄉鄰。次年，我妹妹又成功折桂，一時間，兄妹先後上大學的故事成為小山村男女老少恆久的話題。
為了讓我上大學有個時間可看，父親和我一連賣了半個月的柴，終於給我買來一塊中山牌手錶，這塊當年三十塊錢的手錶一直伴我到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
然而，命運竟然如此作弄人，就在我參加工作不久，父親都因常年的身體透支而病倒了。從鄉衛生院到縣醫院，再到省城醫院，歷時兩年，父親的病終告不治。六十歲，父親靜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人生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無波無瀾，一生的付出，換來的是我們兄妹三人先後走出了大山。受我家的影響，鄉鄰們也逐漸看到了讀書的希望，我們兄妹三人之後，這些年，小山村已先後有十幾個青年考入了大學。
在安葬了父親之後，我將母親接到了城裡生活。在告別老家時，我帶走了父親生前用過的最後一根扁擔，松木製的。因為長年汗水浸泡，中間的一段已經醬紅色。我把它放在書房裡，每當夜深人靜時，我會輕輕地拿起它，撫摸它，光潔的扁擔里透着父親淡淡的汗味。
父親的扁擔，時時刻刻都在提醒着我對家、對社會的責任。
父親的扁擔 標籤：父親的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