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來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一棵茂盛的葡萄藤攀爬在我們辦公室門前的棚架上，根部有鴿子蛋那麼粗，主蔓和枝蔓從北向南成扇形伸展開去，愈遠愈密，蔥翠宜人。
平和而純凈，那時是我們生活的主色調。我們這些來自山南海北的年輕人，每遇閑暇之時，就會從辦公室搬出凳子，圍坐在葡萄架下談天說地，探討人生。盛夏，它為我們遮陰；月夜，它伴我們歇涼。我們都視它為親密的朋友，喝剩下的茶根兒傾倒在它的足下為它澆灌，閑下來時為其鬆土除草，有的人還從家裡抓來一把尿素為它施肥。在我們的呵護下，葡萄藤享盡了人間之福，不但枝葉繁茂，而且果實累累。每至八九月間，棚頂上就會垂下成串的葡萄，我們看着它們由小到大，由綠變紅，蔚成一景。我們坐在下邊，還頗有點進了神仙洞府的味道。
可是這些成熟了的葡萄，我們卻很少享用。據說這棵葡萄是十年前我們組織部的一位老部長從秦嶺深處移植過來的，不但果小，而且味酸。我們偶爾摘下一顆品嘗，總會酸得呲牙咧嘴。一天上午，我們組織科的科員楊永貴說：我愛人正在害孕，我試試剪幾串讓她吃。可他下午回來說，實在太酸了，她也吃不下去呀！於是這棵葡萄藤就真的成了一處純粹的風景了。
好在當時功利主義尚未盛行。大家並沒有因為葡萄酸對葡萄藤有所歧視，對它還是呵護依舊。有一次機關食堂的梁師傅從灶房端出一鍋肉湯，裡面還有不少豬骨頭，說“餿了”，要倒掉。楊永貴看到說：“別倒，肉湯是高級肥料。”他叫上我，一起在距葡萄藤一米左右的地方挖了一個深坑，將肉湯倒進去，又小心翼翼地把土培上。第二、三年，這棵葡萄藤竟像打了強心針一樣，粗壯的藤蔓呼呼地往前延伸，把棚架蓋得嚴嚴實實，結出的果子也格外多起來，一嘟嚕一嘟嚕的，掛滿了四五米見方的整個棚架。我們部的十幾個人經常站在棚下讚美着，欣賞着，彷彿我們自己家裡出了喜事一樣。
有好幾年時間，“葡萄架下”似乎成了我們的家。我們無論是出差在外，或者是在農村蹲點，都把回來的地點說成“葡萄架下”，而不說是辦公室，覺得這樣溫馨。有一次，大家約定選一個禮拜天都帶上家屬在“葡萄架下”來一次聚會。我說：“我是一頭沉，家屬在遙遠的中原啊！”楊永貴笑着說：“那咱們大家共同努力，一有機會就幫你把家屬戶口轉過來。”我開玩笑地說：“你們可要說話算話，這棵葡萄藤可以作證啊！”大家也嬉笑着：“一定，一定！讓葡萄藤作證。”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那個人人皆知的文化浩劫突然來臨，一個“烏雞眼”之風在人際間傳遞，猜忌、批鬥代替了原有的信任與和諧。葡萄架下竟成了批鬥、辯論的戰場。這棵葡萄藤頓時成了棄兒，不但再也沒人澆水施肥，而且有人還會在辯論激烈之時向它踹上幾腳，以發泄私憤。從這一年的六月到第二年的秋季，一年多時間葡萄藤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風采。部分根部的皮被踹沒了，露出了白色的木質；棚架遠端的一邊塌陷，藤蔓拖在了地上；結出的果子未及成熟就已“灰飛煙滅”。這年九月，我與楊永貴正在陝北出差，回來見此情景不禁悲從中來，永貴手執葡萄藤，與我一起詠嘆起《楚辭.九歌》中的兩句詩 “悲莫悲兮生別離……倏而來兮忽而逝”，竟心疼地留下了眼淚。
在以後的時間裡，我們大多在農村下放勞動。但每隔一段就會回來看看，站在那棚架塌陷、藤蔓委地之處，回憶當年與同事在這裡和睦相處的情景，心頭隱隱湧起一股“溫馨的悲涼”。直到1970年，我被從農村召回，安排在另一家單位工作，對葡萄藤的思念才慢慢淡化起來。
待我再次升起對葡萄藤的懷念時，已經是1973年了。那時，由於家庭困難，我多次要求調回原籍工作，組織經研究，特批我的家屬可以農轉非。但我在辦理手續時卻受到一位派出所長的刁難，說必須將他們所兩個在外地工作的家屬調入市上國營工廠，才予辦理戶口。我無計可施，就找到已經調到公安局政治處任職的楊永貴。永貴聽了我的述說，拍案而起，說“這是胡鬧，怎能拿原則做交易！”他經過調查，在全局範圍內對這位所長進行了通報批評。辦完家屬戶口，我給永貴打了電話，說要登門道謝。永貴這時剛調入刑警隊當隊長，他說正想和我好好聊聊辦公室門前那棵葡萄呢，待過一段再和我聯繫。
過了不久，突然噩耗傳來，永貴在眉縣執行公務時因車禍去世。我含淚送走了永貴，回到家裡竟然收到他的來信。打開一看才知道，這是他去世的頭一天，在眉縣一家旅社住宿時寫好后託人寄給我的。信中對如何幫我辦戶口的事隻字未提，卻大談那棵葡萄藤的事。他說，昨天做夢竟然夢見了那棵葡萄，依然青枝綠葉，果實累累。看來它也為你的家屬實現農轉非而高興啊！醒來后卻感到極為失落。原來這棵葡萄藤所在的地方文革后已劃歸公安局，他為此很高興了一陣子，以為可以為它重新搭架，再造繁榮了。可是有些人不同意，說一棵野葡萄，結出的果子又小又酸，留它何用？他雖然多次阻擋，仍然在他不注意時被工人連根拔出，扔在了垃圾堆里。他在信的最後說：“這棵葡萄是我們友誼的象徵，許多往事難以忘懷，可是，可是……”
如今，永貴去世已有40餘年，想起永貴我就想起那棵葡萄藤。他們的先後離世，在我的心頭留下了厚厚的陰影，成為永遠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