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汗淖爾，地處神奇的鄂托克草原，因富產天然鹼而聲名遠播。每當我看到“察汗淖爾”幾個字，就好像看到了草原深處那片白茫茫的鹼灘，那段刻骨銘心的塵封已久的記憶就被打開。
那是1972年，我剛初中畢業，才15歲。正當轟轟烈烈的文革時期，只搞政治，不搞生產，人民公社搖搖欲墜，連年的天災人禍，致使當年的生產隊顆粒無收，辛苦勞作了一年的農民，血本無歸。為了度過災荒，我所在的家鄉—伊金霍洛旗紅慶河人民公社布連圖大隊革命委員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決定率全大隊勞動力到遠在幾百裡外的察汗淖爾掏鹼——進行生產自救。
掏鹼是一種別人無法想象的苦力勞動。當地人說：“掏鹼的工人，拉膠車的牲靈”，可見其艱苦程度。
數九寒天，是挖鹼的季節。那種苦，那種累，那種罪，那種生活環境，那種工作環境，是現代青年不敢相信，也無法想象的。
當時的鄂托克草原已是大雪封山，一片銀裝素裹，氣溫下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我們大隊出動了唯一一輛拖拉機，後面跟着許多牛車、馬車、騾車，浩浩蕩蕩奔向察汗淖爾，奔向挑戰生命極限的地方。
在這支一百多號人的隊伍中，我是年齡最小的一個。頭頭們為了照顧年老的和年小的，讓我跟隨拖拉機一同出發。破舊不堪的拖拉機拉了幾十號人，坐在車鬥上的我們任憑拖拉機顛簸，強勁的西北風像刀割一樣扑打着人們的臉頰，刺骨的寒風直鑽五臟六腑，我穿着一身爛皮襖、爛皮褲，哪能經受得住如此“考驗”。未到察汗淖爾，已被凍成重感冒，高燒不退。當時的農民少吃沒喝，何況在那荒無人煙的大草原，去哪裡尋醫問葯？不管得了什麼病，只能用意志扛着。到了察汗淖爾已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昏迷不醒的我被人們抬到一個車馬大店，睡在沒有人間煙火的冰涼的炕上，冥冥之中我感到進入了一條無底隧道，伸手不見五指。我沿着洞壁向深處摸去，突然間看見一個個牛頭馬面向我張牙舞爪地走來，嚇得我渾身直冒冷汗，“啊…。。啊…。。”地大聲叫喚。眼睛睜開來，天旋地轉，房屋傾斜，胃裡翻滾，吐得死去活來。
極度虛脫的我硬是挺着挑戰了生命的極限。高燒慢慢減退，但病魔的折騰，使我身體極度虛弱。
在那個車馬大店裡，頂頭兩盤大炕住了幾十號人，店小人多，晚上睡覺只能側着身子，還要輪流值班喂牲口，雞一叫，所有的民工隊都要起床做飯，頂頭兩盤大炕盤有兩道爐灶。屋漏偏逢連陰雨，這麼多人做飯，又遇灶王爺偏與你做對，每到做飯時，滿家煙熏火燎，煙蓬霧罩，嗆得人呼吸困難。那種情景與《地道戰》里日本鬼子煙熏地道沒有什麼兩樣。
等那些趕着牛、馬、驢、騾的後續部門到達后，我的身體已逐漸好了起來。一天，隊長安排我和我的同伴到野外撿柴禾，由於身體虛弱，加之天氣寒冷，在半尺深的雪地里，我兩眼發黑，栽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了。當我醒來時，那幾個夥伴圍在我的身旁搖着我的身子，不停地叫喊着我的名字……
察汗淖爾生產一種馬牙鹼，馬牙鹼被埋在泥濘的土中，好在鹼湖是不怕凍的。我們用鐵鍬先把覆蓋在鹼上面的水和泥土清理出去，等露出鹼來，再用炮炸，用鐵鎬掏，然後用畜力車運出去。因我年齡小，又加之大病了一場，所以隊長毛爭棟給我安排了一個比較輕鬆的活兒——趕兩掛畜力車往外拉鹼。
從家裡走的時候，我爺爺奶奶怕我凍着，特意為我準備了一雙毛氈鞋，就是這雙毛氈鞋卻使我差點丟了一隻腳。我穿着這雙鞋，趕着兩掛畜力車，每天往返十幾趟，要走上百里路。成天拖着一雙爛毛鞋奔跑，腳凍得麻木，毛鞋底子不知什麼時候磨破還不知道。有天夜裡，睡到雞叫，我感到我的右腳怎麼水淋淋，濕漉漉的。用手一摸，腳後跟就像裝了一袋子水似的嘩啦嘩啦。早晨起來一看，我的右腳被凍得皮骨兩離，裡面全是黃水。
好心的隊長毛爭棟，把我攙扶到鄂托克旗衛生院為我進行了包紮。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大夫用剪刀把那層凍壞了的死皮剪掉，貼了一些凍瘡膏，包了幾層紗布。原本雙腿健全的我從此成了名符其實的瘸腳，我再也不能趕着畜力車運鹼了。
臨近春節過年，毛爭棟隊長給我攔了一輛大卡車，把我送到了卡車上讓我回家養傷。一路寒風凜冽。我坐在車鬥上瑟瑟發抖，心想能到駕駛室暖和一會兒該是多麼大的幸福！幾次哀求卻無濟於事。看着駕駛室里一對鳥男女嬉戲玩耍的樣子，我恨不得把那個女妖精拉出去宰了！
在距我家還有30多里路的納林希里，那位狠心司機扔下了我。凍得幾乎失去知覺的我，一瘸一拐地挪回了我的生母家。（父母親在我三歲時分手，母親改嫁到納林希里）。善良的母親看到我的樣子，一邊放聲痛哭，一邊給我煮了一鍋糜草水讓我泡腳，據說這種辦法能治凍瘡。一直到夜深人靜，撫摸着我被凍傷的雙腳，母親心如刀絞，淚如泉湧。
這次掏鹼是我平生第一次出門打工，生產隊除給我們這些掏鹼民工記足了工分外，還每人每天給補助0。6元錢。這次我一共得到了28元的補助。
28元對於現代人來說不夠抽一盒好煙，然而對於當時窮困潦倒的農民，無疑是一筆救命錢。就這28元使我和爺爺奶奶三個人的生活有了着落，度過了那個災年。
王衛東寫於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