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委宣傳部的朋友做客我們公司，他提到前幾日看到我發表在《河北日報》上的一條“名言”，說的確寫得很不錯。那是從中央到省市縣各級黨委、政府正在有組織的開展以“科學發展群眾語言、科學發展先進事例、科學發展群眾意願和不符合科學發展現象”為內容的“四個徵集”活動。我寫了一條僅僅35個字的科學發展群眾語言，作為應徵作品被採用，在《河北日報》刊登的同時，又被河北新聞網、河北科學發展網、河北人大網、河北生活廣播電台、新華網河北頻道、河北黨建網等媒體紛紛轉載。
這條語言沒有華麗的詞彙，很普通平常，信手拈來，卻是我多年來工作實踐中的感慨、是我對社會發展的深刻認識、是對人民公僕們的殷切期望。“四個徵集”活動是當前全國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項重要內容，各級黨政領導尤為重視，在被選發的應徵作品中多是“某書記、某長、某主任”等不同級別的領導幹部。在河北電視台《河北新聞聯播》報道中，我了解到為期一個月的徵集活動，省委“四個徵集”辦公室共收到僅“科學發展群眾語言”一項就達17萬多條，平均每天近6千條，我作為“草根一族”的應徵作品能夠脫穎而出，的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吧！
在國有企業工作10年、在政府機關文秘崗位工作5年，現已棄文從商。我本不想參與政界的任何活動，然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情懷揮之不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豪情壯志長繞於心，“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時代責任，讓我不敢頹廢，興國憂民、匹夫有責嘛！我在政府機關工作的經歷，尤其對那些作秀行為和現象耿耿於懷，甚至深惡痛絕。
在政府機關里，我僅是一個人微言輕的文秘，卻獨自設計過很多次系統內的工作會議，特別有一次是全縣行業會議。自己起草了縣長的主講稿、分管副縣長的工作報告、縣委副書記的會議主持辭、主管局長的各企業數字完成情況通報，一應俱全。所有文件起草前沒有一個領導指示我這個會議的主題是什麼？應該講什麼問題？只是說半年了應該開一個會了。稿子三天時間完成後，也沒有任何領導改動過一個字，會議就這樣堂而皇之的召開了。領導在台上激奮昂揚的照本宣科，台下來自全縣有關基層負責人嚴肅認真地做着會議記錄，電台、電視台、縣報也都第一時間報道了會議盛況。我卻五內不安、心旌搖蕩、如坐針氈，這樣的會議能夠解決什麼實質性的問題？只是為了開會而開會作秀罷了。
作秀的事俯首皆是，以會議傳達會議、以文件傳達文件，成為一種嚴重的機關病。一個十幾人的小會，領導也要念稿子，那是多麼尷尬的場面啊！一個小縣城建設了一條街，卻要冠以“中國××一條街”，新建一個市場開發區，非要冠以“國際××大市場”，縣裡搞了，每個鄉鎮也都大量圈地搞這樣那樣的開發區，這些場所最輝煌的時候，往往是各級領導雲集剪裁開業儀式的那一天。興市措施跟不上，荒涼蕭條甚至閑置好多年。領導們因為工作到基層要帶着記者，一個科局和鄉鎮開年終會或工作安排會要請電視台，領導們迎來送往、泡會場，都要“喇叭里有聲、電視台有影、報紙上有名”。說白了，作秀就是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
我信奉“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我討厭作秀，所以我當不了官，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認為作秀就是欺騙，欺騙的手段就是卑鄙的手段，欺騙領導欺騙老百姓欺騙良心欺騙歷史。恩格斯說，手段的卑鄙就等於目的的卑鄙。中國的老百姓都是好老百姓，領導們給老百姓任何一點關心和溫暖，他們就會不勝感激。有一件事至今難以忘懷，每年臨近春節各級領導都要慰問特困職工、下崗職工、農村貧困戶。一次我跟隨縣領導到一個農村“五保戶”老漢家裡慰問，送給他一件棉大衣和200元錢，老漢緊緊抓着縣領導的手，流着感激的眼淚，竟然高呼“毛主席萬歲”。當時在場的縣領導及隨行的工作人員無不為之動容。老百姓最聽話，上邊的大領導來基層視察調研，地方的領導們趕緊劃定路線，把“亮點”，把最輝煌的一面呈現出來，找來老百姓當“演員”，要求向大領導們唱讚歌，說沒有任何困難。溫家寶總理南方視察，不跟着帶路的車走，半路拐彎下車徑直走到地頭和老百姓拉家常。他對帶路的地方官說，我要聽實話、察實情，不去你們做好準備的地方了。原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也曾大聲說，“幹部退下去，農民兄弟請過來”。
中央領導怕作秀，老百姓恨作秀。胡總書記告誡全黨領導幹部，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黨中央做出決定，在全國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於是，我寫下了那一條對科學發展觀的解讀是：“科學發展觀就是不作秀、不空想，就是為老百姓辦實事、辦有用的事、辦有長遠利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