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書院
鄭長春
一
在世界上還沒有一所真正大學的時候，書院就在中國的一些角落裡，靜悄悄地擔當起傳播知識、弘揚道義、弘揚精神的重任來。這種深厚的文化情結，應該也算中國的一大特色吧。
自唐代以來，歷經一千多年的發展，至今已蔚然成風，全國書院林林總總七千多所。從某種意義上說，書院對民俗風情的培育、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的形成和知識傳播，不亞於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學。
在河南鄧州古城東南隅，就有這樣一書座院，因位臨百花洲，名曰：花洲書院。
“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秋。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覽秀亭》對此地的讚美。
可惜，范仲淹被貶鄧州時，洲廢亭圯。東風無力百花殘啊！
百花凋謝，洲亭已毀。此刻，一位曾經春風得意、名滿天下的朝廷命官正憂心忡忡、傷痕纍纍地走來。
時間是慶曆五年（1045）十一月。
經過“慶曆新政”陣痛，年已五十七歲的范仲淹，以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到鄧州赴任。這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皇祜元年（1049）正月，赴任杭州。
在離廟堂之遠的鄧州，他政簡刑清，化行俗美，吏畏其威，民懷其德。
他不辭勞苦，整治百花洲，重修覽秀亭，並在城牆東南角建春風閣。深為學風不興而憂心的范仲淹，當看到百花洲一帶環境幽靜，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學場所后，遂在百忙中謀划，創辦“花洲書院”，並且公餘到書院講學。
一時，鄧州文運大振。
這是他到鄧州工作后推出的最大“民心工程”。
這項工程的效益確實不小：范仲淹的兒子、官至觀文殿大學士的范純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書的張載，曾任鄧州知州的韓維，均“從師範仲淹學於花洲書院”。
當然，范仲淹一手打造的“花洲書院”還有點“文化沙龍”的味道。平時，春風堂里以文會友，百花洲中與民同樂。在這裡，還與致仕宰相張士遜、新科狀元賈黯等詩酒雅會，同宰相晏殊、光化知軍李簡夫及名士王誅、張濤賦詩唱和。
按說，范仲淹應該知足了，完全可以把酒臨風寵辱皆忘，其喜氣洋洋者也。但，他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起來，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沒有人知道，一個“流落江湖”者的真實想法。
然而，正是這種“無法理解”，卻常常會爆發出驚人的行動。
就是在這“進亦憂，退亦憂”之時，光照千古的《岳陽樓記》誕生了。
二
這篇千古絕唱，洋洋洒洒，看似和風細雨，實則暴風驟雨，把一座傲然挺立的樓和一座風雨飄搖的院，有聲有色地搭建起來，維繫起來，從此成為一條風景線上的兩處境界。
人以地靈，地以人傳。鄧州，為夏、商、周及秦漢之後的中州名郡，宋初為鄧州南陽郡，治穰（今鄧州市），領南陽、內鄉、順陽、淅川五縣。宰相張永德、趙普，蘇易簡、寇準、陳堯咨、劉筠、謝絳等朝廷要員都曾任鄧州知州。
當然，能使鄧州引以為榮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一代文豪范仲淹應摯友滕子京之邀，在這裡寫出了千古絕唱《岳陽樓記》而名動天下！
滕子京，名宗諒，北宋洛陽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一生志同道合，后滕子京用公使錢一事被人攻訐受審，范多次上表為其辯誣，終使其免去刑獄之災，先後貶知陝西風翔府（今寶雞）、河南虢州（今河南靈寶）、岳州巴陵郡。滕知岳州后，重修了江南名勝岳陽樓。樓成，極為壯觀，遂於慶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致長信於范仲淹（嘉靖、乾隆、嘉慶《巴陵縣誌》之《滕子京與范經略求記書》有詳細記載），信中詳述了岳陽樓重修情況，並附《洞庭秋晚圖》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鄧州，求摯友抽暇為其作記。
范公接信後於慶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鄧州花洲書院的春風堂展紙走筆，一氣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全文計三百六十多字，字字珠璣，文情並茂，氣勢磅礴，千古傳詠，不但使岳陽樓增色添輝，名揚天下，也使後人不得不讚歎滕子京求記的的遠見卓識。
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肺腑之言，成了中國達官學士的良知理想、責任擔當和崇高情懷。然而，這種擔當和理想的背後，卻常常充滿着傷痕纍纍的惆悵和疼痛。
圍着別人傷痛眉開眼笑的，是一群自私自利、陰陽怪氣的嘴臉！
一種憂國憂民的傷痛，與一副自私自利的醜陋，交接到一起，令人不禁一身冷汗！
翻開歷史一頁，我們除了為范仲淹的精神和勇氣叫好，也為一個家國的命運和前途擔憂。
不僅僅范仲淹在擔憂，不僅僅他周圍的文臣武將在擔憂，而是連大宋王朝的最高領導人宋仁宗也無不在擔憂……
可是，他們究竟在擔憂什麼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種苦悶而虛弱的擔憂，還得從那場轟轟烈烈而來，死氣沉沉而去的“慶曆新政”說起。
“慶曆新政”是宋代仁宗慶曆年間進行的一場大改革。
當時的改革背景，《宋史》是這樣說的：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着北方和西北邊疆。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宋朝對夏戰爭慘敗，內部動蕩已是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紛紛上疏言事。范仲淹與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並頒發全國。
朝廷都贊同擁護，不是好事嗎？
對全國的老百姓來說，當然是好事。
要知道，奏摺中，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政策”，都是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如，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等。
宋仁宗也覺得有“利國利民”的意味，便採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強烈阻撓。
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使人做夢都沒想到的是，表面上看起來斯斯文文的宋仁宗，卻突然大變臉，一反常態，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緻太平”。
於是，一年四個月後，慶曆新政失敗
隨即，范仲淹被貶到鄧州。
三
我們先不討論宋仁宗皇帝的政治覺悟和個人好惡問題，但從奏摺看，這場改革的內容，不外乎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這不是明擺着的，利國利民的好事嗎？
連這樣的好事不敢做，不能做，那你說作為這個國家的臣民，還能做什麼！
有人說，《十事疏》是一個強調澄清吏治的“反腐宣言”，對官吏和商人構成威脅，守舊派朝臣習於苟安，反對新政，慶曆新政肯定得以失敗收場，不然會得罪很多場面上的人。
也有人認為，新政失敗后，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甚，甚至影響到後來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令熙寧變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不管怎麼說，我們先睜大眼睛看看，這場改革的“絆腳石”到底有哪些？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的是封建腐朽勢力，限制的是大官僚的特權，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着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衊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交朋黨，他們並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曾作過西北統帥的夏辣，就是個首當其衝、詭計多端的傢伙，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歷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復。
於是他讓家裡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夏竦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於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雖然宋仁宗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麼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曆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於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曆新政，就這樣虎頭蛇尾地流產了。
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現在看來，這場改革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因為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等於動搖了宋仁宗的統治基礎。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定為大局。
這裡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士大夫的國策。
我們知道，北宋統一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於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製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說，慶曆新政失敗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實際上，將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歸於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於簡單了一些。在我看來，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也缺乏事實根據。
我翻閱大量的宋代文史資料看到，當時的情況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地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士族階級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是，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封建社會的帝王是很忌諱大臣結為朋黨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對派誣衊韓、范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所以說，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因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誰也阻撓不了的。
那麼，皇帝為什麼不顧反對並親自終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
很簡單，皇帝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一樣，為了自己的家天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宋仁宗也正是迫於他們的壓力廢止了新政。
於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宋仁宗當初任命范仲淹、富弼們來改革新政，為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富國強兵，但為何最終又實行不下去了呢？
我個人認為，在一個封建專政的社會中，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皇帝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如，“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要知道，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那可是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啊。
三
為了弄清這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回過頭來，再細細看看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的那些內容吧。
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苟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陞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絝子弟又不幹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擇長官。針對當時分佈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察和財政區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給職田的，按等級發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活自己。然後，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厚農桑，即重視農桑等生產事業。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這些衛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鬥，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給養之費。
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其中，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象了。
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范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於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於經常變更了。
減徭役。范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並為一院；職官廳差人乾的雜役，可派級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全國。於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四
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氣候，把人的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損人利己的扭曲方向，“向權威靠攏，向領導表決心”都需要靠檢舉揭發別人來保全自己，把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想做事的人分成整人和挨整的兩類人，使得上面發動的每場運動都有積極的響應者。
而這些人的使用價值發揮完之後，很快就如舊履一樣淪為被棄置，變成下一次的挨整對象。在這種“遊戲規則”操作下，如果一個人有個性、有想法、願意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並且有時會質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處，那他和“敵人”的範疇就只有一步之遙了，何時被扣上“叛徒”和“臭老九”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這裡面，既有時代局限性的問題，也有人性的弱點和體制的弊端，所以前赴後繼地總有人在犯同樣的錯誤，讓我們眼睛酸痛地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幕，輪迴上演。
范仲淹的慶曆新政（1043-1044）“被迫流產”，難道王安石的熙寧變法（1069-1093）就不會“胎死腹中”？
我們知道，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北宋王朝在開國已久之後，統治階層試圖拯救時弊，富國強兵的改良活動，雖然最終都歸於失敗，但對北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兩者之間在起因、經過、內容、失敗緣由，以及對後世的影響上的異同之處，實在是意味深長。
現在，我們撇開歷史迷霧，來看看這兩位“超級改革家”的真實情況。
首先，在時代背景上，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基本上格調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歷代王朝一樣，在開國近百年之後，雖然仍可稱得上是國泰民安，但是內部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正如王安石所說的：“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慶曆新政前，北宋在對外關係上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西夏與北宋交戰不休，澶淵之盟后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於1042年遣使求關南之地，並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 才得以解決。
在這種內憂外患之下，慶曆三年（1043年），“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宋仁宗責成他們有所更張以“興緻太平”，隨後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列舉了十件必須“端本澄源”的事務，其中以整頓吏治為核心。隨後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謂的“慶曆新政”便開始實施，但是一年之後，便無疾而終，北宋也繼續在原有的軌道上繼續發展。到二十年之後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北宋總體的內外局勢與慶曆新政時期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是承平更久，積弊更深而已。
其次，從變法的主持者來說，慶曆新政的主持者為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員，背後的支持者是當時已經在位達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慶曆新政的這些官員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擔任過秘閣校理、右司諫、吏部員外郎等職，后在陝隴地區主持對西夏戰事，“號令明白，愛撫士卒”，頗有威名。元昊請和以後入為樞密副使，旋改參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擔任過奉使契丹的重任，慶曆三年拜為樞密副使。韓琦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諫等職，后與范仲淹一起參與西夏戰事，“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隨後召為樞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說都是功勛卓著之士，當時北宋朝中，論聲望功績，可以說無人與這些人相提並論。
相比之下，熙寧變法的主持者王安石，雖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擔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憂辭官守喪，收徒講學，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寧元年，才重新進入中樞。雖然韓絳、韓維、呂公著“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並且有人認為“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澤”，但是畢竟沒有像韓、范、富弼那樣卓越的功績，在朝中也沒有特別支持自己主張的盟友，處在宋神宗所謂的“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 的狀態，而在當時的朝中，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對王安石變法，這無疑是王安石變法相對於慶曆新政的一個不利條件。
不過，熙寧變法的一個有利條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與慶曆新政時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頗具雄心，對王安石也是極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熙寧二年二月便拜為參知政事，負責主持變法，後來王安石屢遭攻擊時也堅持任用，雖然王安石一度罷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間，新法總體上來說始終堅持了下去，可見宋神宗變法的決心，這便不是變法時已經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慶曆新政的內容相對來說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所說的十事，分別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的五項均為和吏治相關的內容，按照鄧廣銘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認為，通過這樣五項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選拔出賢明能幹的官吏，能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斂，使百姓各獲安寧，便不至再爆發反抗鬥爭。”其着眼點在於整頓官僚隊伍，“裁削幸濫，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變”，由此來實現減少冗官冗費。
而在王安石變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與此不同，王安石由於在朝中較為孤立，通過整頓已有的官僚隊伍來進行變法便不太現實，因此王安石採用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樣的新機構的辦法來推行新法，並且改革科舉來吸收新的變法人才到官僚隊伍中，實際上是在增加官員數量。之所以有兩者在吏治措施上有這種區別，主要是因為王安石變法的着眼點在通過合理理財增加財政收入，即“開源”，以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而非慶曆新政所着重的“節流”，當然還與王安石變法所面臨的官僚集團內部的激烈反對有關。
慶曆新政中與財政、軍事等有關的內容相對較為簡單，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於眾人的反對也並沒有付諸實施，其他措施也由於慶曆新政一年後便無疾而終而未能廣泛施行。而王安石變法的重點恰恰在慶曆新政沒有來得及予以關注的農業、財政、軍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財方面。
其中與農業和軍事有關的措施，有的在慶曆新政中已經提出，在王安石變法中繼續採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備”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繼承，不過范仲淹還只是主張“以助正兵”，用府兵來補募兵之弊，王安石則更進一步主張“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立保甲”。
有些措施是慶曆新政已經提出，但王安石採用不同的辦法來實現，例如范仲淹主張的，是“州縣選官 ”治理水利，勸課農桑；而王安石的農田水利法則主張用民間分派資金的辦法興修水利，范仲淹主張的減徭役主張“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則是主張以錢代役，兩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於增加國家收入而削弱豪強地主的收入。
還有一些措施則是慶曆新政沒有提出而為王安石所獨創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稅法則是王安石針對財政問題而專門設立的，保馬法則是針對北宋缺乏戰馬，難以建設強大的騎兵隊伍的問題而提出的，將兵法則是為了解決北宋軍隊“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問題而實施的舉措。
比較一下兩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變法的種種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廣度和持續時間上都遠非慶曆新政可比，其內容也遠遠超出慶曆新政的範圍。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在指導思想上也有很大差異。范仲淹等人皆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因此他們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沒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範疇，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補補，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樣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導思想基本上還是局限在儒學本身。而王安石則與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導原則，便是所謂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釋道兩家學說中的義理盡量吸收到儒家學說中來……從政治思想這一側面來看，王安石則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說，他是把法家思想作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導思想的 ”，也正因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團內部異常強烈的抨擊。
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敗后，無非是貶官外地，後來又往往重入中樞，身後也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後，則幾乎成為士人眼中的誤國奸臣，其中恐怕與王安石離經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關係。
當然，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失敗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慶曆新政的失敗，主要是由於整頓吏治的做法觸動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謗議日甚，將范、韓等人誣為朋黨，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認之不諱，歐陽修甚至在《朋黨論》中聲稱小人以利相結，利盡則交疏，是不會結成朋黨的，只有君子才能結為朋黨，這就使得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構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終只能以范、韓眾人離開中樞而結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傾力支持，雖然攻擊的聲音很多，但基本上還是堅持了變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餘年，他的失敗更多地是變法的措施與實際不夠吻合。
如果說，慶曆新政的失敗還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話，那麼，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則更多地是一種必然性的失敗，是在一個缺乏商業傳統的廣大國家裡試圖使政府財政全面商業化的失敗。
在結果上，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雖然都可以稱之為失敗，但是失敗之後的結局卻大不相同。慶曆新政的失敗，和一次普通的變法失敗沒有什麼兩樣；而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後來的歷史發展則影響巨大，開啟了北宋後期黨爭的序幕，徽宗時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並打擊元祐黨人，最終導致了北宋的腐朽滅亡，以至於後來的許多人都將王安石看成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這，恐怕是自認為“公忠體國”的王安石沒有想到的吧。
這裡需要說的是，王安石和當時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並不是犯下最終罪行的人，事實上，也只有那些手握權柄的人才能夠造成嚴重的政治災難。但是，統治者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尤其在一個嚮往民主的國家裡，往往取決於輿論，而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輿論的風向。面對其鼓勵或者默許、直接或間接推動的政治災難，似乎鮮有知識分子事後站出來表達反思。
他們中的多數要麼默默轉向似乎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要麼繼續以前的姿態但採用了一個溫和的版本。當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個體在歷史中的責任，而是那種知識自負加道德自負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儘管已經轉型成一種相對溫和的版本，卻並沒有消失。不但沒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識界的主流。
中國的知識階層，曾被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浸潤過一兩千年，不僅僅是掌握了特定領域的豐富知識，而且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擔當、良知、使命感、“為老百姓說話”此類詞彙作為對知識分子的倫理要求，經常出現在公共話語中。但知識分子單憑情緒、文人氣質做事情，憑一種靈感、感悟和既定的傾向來隨意下判斷，這是搞政治的大忌。
儘管有人批評，知識分子存在“急於為社會負責”的先天不足，不應藉助統治階層甚至極權的力量，去實驗總體性的烏托邦工程，輔佐政治家進行所謂的“頂層設計”，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但這是否意味着他們就應該停止對社會事務發言，回歸專業性的書齋，對風起雲湧的時代保持緘默呢？
五
我們應該相信：在一個複雜龐大的社會體系，只要有真正勇於擔當的知識分子撐着，這個國家的精神才不會垮掉。
歷史縱然無情，但時間自會公正。
世俗的塵霧永遠掩蓋不住良知的再現，文明的光芒總會照亮未來的天空！
與王安石不同的是，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被貶謫出京后，好在還有一個彼岸世界可以寄託，還有內在可以堅守的力量，即便無法改變外在的扭曲世界，至少可以在超越現實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個“彼岸世界”就是鄧州。鄧州是范仲淹心中的“世外桃源”，在這裡，他可以沉下心來給自己靜靜地療傷。
在療傷中，使他認清了社會的本質，，梳理了人生的思路，找到了精神的突破，使他的靈魂得到了升華，生命得到了冶鍊，從而把他鑄造成一個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堅定的信念的一個跨時代的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他給自己的“位置”就是著書立說和辦院講學，以自己的人文精神給鄧州的土地注入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景觀升華成美的景物。最後，修得正果，人文薈萃。
因此不妨說，是他豐富了鄧州的人文，而鄧州的人文又滋養了他的生命，使他走上了一個精神的高度。上帝給他關上了一道門，卻為他打開了一扇窗。所以，於是說鄧州是范仲淹一生的一個“坎”，不如說是打開他靈魂枷鎖的一扇“窗”。迎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走出心窗，靈魂飛揚。超越世俗價值的《岳陽樓記》一出手，舉世皆驚！
《岳陽樓記》不僅宣告着鄧州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着范仲淹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與其說鄧州改造了范仲淹，不如說是范仲淹改造了鄧州，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係。
是啊，像范仲淹這樣胸懷坦蕩、壯志凌雲的人，豈是幾個“政治流氓”就能打到屈服的，相反，花洲書院的優雅環境好像專門為他鋪設的一個盛大歡迎儀式。這樣的“懲罰”在中國古代讀書人中能有幾人享有。在范仲淹看來，這根本算不上什麼“遭貶”。
可惜的是，在泱泱中國的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范仲淹那樣博大、洒脫、堅韌而高貴的人呢？
他的悲劇，包括歷史上還有很多類似的“文化事件”，無不在演示一個這樣淺顯而可惡的怪圈：在烏雲密布的天空下，再博大、堅忍、高貴的靈魂之羽，也形成不了推動社會的翅膀，構不成迎風破浪的旗幟，真正傷害的是自私、愚昧與專制，他們才是排山倒海的利刃！
經歷了驚濤駭浪，看透了統治階級自身的腐化墮落與偽裝后，使得那些居廟堂之高和處江湖之遠的仁人志士們，對自己奉行的思想和價值觀，開始了冷靜的反思和歸納。
在鄧州，他把治國好的途徑總結為，“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材”（《上時相議制舉書》）。所以，每到一處都大力倡辦學校，培養人才。由於他辦學育才的指導思想明確，要求具體，又有成熟的辦學經驗，所以花洲書院辦起來后，成為宋代中原的六大書院之一。
“聚徒百餘人，不惟講經論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嘆伏”。范仲淹創建花洲書院的第二年，即公元1046年，鄧州人賈黯進士及第並被皇帝點為狀元，空前絕後。除賈黯外，范仲淹的兒子、一代名相范純仁，理學奠基者、一代大儒張載等，都曾在花洲書院從學於范仲淹。
當時，范仲淹就寫下“春風堂下紅香滿”的詩句，以贊花洲書院的盛況。
去世后，鄧州百姓為了紀念他，就在花洲書院旁建了范文正公祠。元豐元年，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在花洲書院揮筆寫下：“范公種竹水邊亭，漂泊來游一客星。神理不應從此盡，百年草樹至今青”。到了明代，花洲書院易名為“春風書院”。清代時，歷任官員重視整修花洲書院，有記載的修復就達十五次之多。
一九二六年，在花洲書院成立鄧縣縣立初級中學，后后成為鄧州一高中。近百年來，從這兒走出丁聲樹、姚雪垠、韓作黎、二月河等傑出人物。
此刻，我輕輕地踏着厚重的石塊，置身修復一新的花洲書院，想想石刻上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那句話，恍恍然，竟分不出是穿越在風雲變幻的大宋王朝，還是徜徉在那一樓悲喜交加的的文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