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冉和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一個很偶然的因素，使得我們之間有了故事。
三年前的一個夏日，中午時分，太陽正毒，炙烤着大地，花園裡的花草被烤得耷拉着腦袋，校園裡靜悄悄的，連多嘴的麻雀都被熱得沒了聲息。吃罷午飯，我正準備小憩一會，突然聽到大門外有人喊“劉老師”，聲音不大，卻因為寂靜顯得很響亮（為了校園安全，正常教學期間，大門都是關鎖着的）。我走出宿舍查看究竟，一瞬間就被熱浪包裹了。大門外站着一個老漢，一個我不認識的農村老漢，他核實我就是劉老師之後，就肯定地說找我，有事。我只好開了門，請他到宿舍里說話。
在我的宿舍里，我認真的觀察了一下找我的這位老人：年齡約莫七十多歲，頭髮稀疏，灰白；鬍鬚焦黃，稀疏，棗核形的臉龐很有特點，臉頰瘦削，皮包骨頭，一雙黃眼珠倒是炯炯有神。老人戴一頂很滄桑的草帽，已經沒有一絲白顏色了，穿一件白色圓領半袖衫，背部的汗漬好像印象派的畫，腿上一條藍顏色的褲子，多日沒有洗滌了，髒兮兮的滿是汗漬、泥土，一雙黑布鞋已經不是純粹的黑了，右腳的大拇指大概是熱急了，自個兒鑽出了束縛，露在外面涼快。我請他在沙發上坐下來，倒了一杯茶給他喝。老漢點着一支自己帶的劣質香煙，撩起衣襟擦了擦汗水，我請他洗把臉，他說不用。等一支煙快吸完了，他才說起找我的原因。
老漢姓冉，是鄰近山寨鄉南陽屲村人，今年72歲了。老漢有四個女兒，大女兒、三女兒出嫁了，二女兒招婿在家，28歲的小女兒還未嫁人。原本就是個困難家庭，兩個女兒的病更使得雪上加霜。三年前，二女兒患了腦瘤，到西安的醫院診治了三次，因為實在借不到錢了，只好停止治療，現在已經癱瘓在炕上了。就在二女兒的病情日漸嚴重的時候，小女兒又出現了問題，頭疼，到西安一檢查，也是腦瘤。老冉四處告借，籌措了一筆錢又給小女兒治病，病情稍有好轉了，卻沒有了錢繼續治療，只好從西安回來。現在，這個家裡，炕上躺着兩個患腦瘤的女兒，老冉欲哭無淚。
我問他，我既不是醫生又不是民政部門，找我有啥用呢？他說是一個姓雷的親戚要他找我的，說我是報社的記者，能耐大着呢，或許能幫他家脫了苦海呢！我啞然失笑了，以前作為省報的通訊員，本着自己的良知，曾經為一些弱勢人員呼籲過，也解決過一些問題，可是我早已不寫新聞報道之類的了，何況我也不是報社的記者，就算是報社的記者，又怎麼能幫他解決這麼大的問題呢？看着骨瘦如柴的老冉，陷入絕境的老冉，我沒有拒絕他的理由，哪怕就是給他一線的希望也好啊。我答應老冉，可以盡我的全力試試。
一個普通的鄉村小學教師，怎麼幫助這個幾乎陷入絕境的家庭呢？一番思量之後，我把老冉家的情況寫成一篇短文發給我在省農民報社的朋友，請他幫忙予以刊登，然後又把這篇短文放在我的空間里，希望引起好心人的關注。我能做的，只能是這些了。一周時間過去了，文章在省報的中縫刊登了——這已經是很難得了，沒有什麼反應。兩周過去了，江蘇鹽城叫琪的一位網友要我的銀行賬號，說要給老冉家捐贈一筆錢。琪在一家私企做會計，有三個孩子，家境也不寬裕，可是看到我空間的文章之後，還是捐贈了一千元錢，要我轉交。那年暑假的一天，我買了些水果，帶着朋友的一千元捐款和我自己的兩百元捐款，和妻子、小兒子第一次走進了老冉家。雖然我早先有心理準備，但當我親眼目睹了老冉家的情況之後，還是十分的震驚。一個敞院子，沒有圍牆，北面三間傾斜的土坯房，約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檁椽單薄，給人一種很不安全的緊張。東面有兩間土坯房，比較窄小，老冉說是當初給二女兒做新房的，現在做了灶屋。西面有坍塌了房屋的殘骸。走進北房，正面牆下支着兩個黑烏烏的木柜子，上面擺着幾個瓶瓶罐罐，東西各兩盤土炕，西面炕上坐着渾身僵硬，下肢癱瘓的二女兒，胸前圍着一片油布；東面炕上坐着腫脹成一個圓球形的小女兒，雖然人能動，卻因為腫脹而不能下炕了。西北角地上摞着十來個鼓鼓的蛇皮袋子，老冉說那就是今年收的小麥，一家人一年的口糧。
我把捐款交給老冉，老冉的手哆嗦着，嘴唇也哆嗦着，不住地說著感謝的話。老冉的老婆，一個慈眉善目的女人，不住地抹着眼淚。老冉把兩個女兒的診斷書拿給我看，可是我對醫學一竅不通。他又絮絮叨叨地說著在西安看病的經過。我問他為啥不找民政部門呢，他說找了，救濟的申請交到鄉上好幾回了，可是一直沒有消息。他到縣民政局去詢問，說沒有看見鄉上的報文，只有鄉上的報文才能研究救助。看着這個猥瑣瘦弱的老漢，看着這個一貧如洗的家庭，我的心裡好像壓上了鉛塊，說不出什麼有用的話來。
從老冉家回來之後，我又寫了一篇文字，配上老冉家的照片發到我的空間里再次呼籲。很快就有了響應，本縣的幾個好友先後打來電話詢問情況，又串聯了好幾個愛心人士捐款。半個月之後，我們一行十餘人，帶着五千多元捐款和近百件捐贈的衣物第二次到了老冉家。老冉家的狀況震驚了我的朋友，幾個女士眼淚長流。捏着大家捐款的老冉嘴唇哆嗦着說不出話來。
作為無權無錢的我們，只能儘可能地捐獻一點我們的愛心，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家庭，我們的捐贈簡直是杯水車薪。儘管如此，我們的愛心還在繼續，以後又為老冉家捐贈了兩次，先後有二十多位朋友參與，捐贈最多的是江蘇的琪，一共兩千元，一個打工的女子，已經很不容易了。近兩年的時間，我們一共為老冉家捐贈了9850元，衣物一百來件，獻愛心的除了我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工薪階層或打工族。特別要提及的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畢叔叔，他在我的空間了看到了這件事之後，獨自三四次到過老冉家，先後捐贈了一千多元，幫助老冉在網上聯繫有關專家，給兩個女兒郵購藥品，又送葯上門。2011年的臘月二十六，畢叔叔給老冉的孫女買了一件棉襖和一些水果，和我一道又去了老冉家看望，那小孫女穿上畢爺爺買的棉襖，眼圈紅得令人揪心。在蘭州讀醫學碩士的朋友菊，從生活費里擠出300元請我轉交給了老冉家。
我們雖然十分同情老冉家，但是我們的能力太微弱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心有餘而力不從了。給老冉家捐錢捐物的善行持續了兩年之後，無可奈何地停止了。我最後一次到老冉家是去年的春末，畢叔叔的兒子送我們去的，畢叔叔打電話給我，說老冉又病倒了，我們去看看吧。到老冉家一看，老冉果然病倒了，身子幾乎就是個蘆柴棒了，他在炕上坐着，一支接一支的吸煙，插着導尿管，說是膀胱上的病。兩個女兒的病癒加嚴重了。老冉的老婆啜泣着不住地自言自語：“咋辦家嘛，咋辦家嘛……”任何語言對於這樣的家庭都是貧乏的，我們只是機械地勸老冉好好看病，早點好起來。畢叔叔給了老冉500元，我掏出了身上僅有的一百元也給了老冉。
一年沒有去老冉家了，我已經沒有勇氣面對那個困窘的家庭，更沒有勇氣面對那兩個病危的女兒，可是老冉家的事一直糾纏着我，時不時的想起。前幾天我打電話問在老冉家村小學教學的一個學生，她說老冉的二女兒去年病逝了，老冉似乎好一點了，她看見在小賣部買香煙呢。
聽罷學生的電話，我心裡一陣冰涼。